段颖评《末日松茸》：废墟上的缠绕与重生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美]罗安清著，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432页，79.80元

夏日，随着雨季的到来，各种菌菇于深山老林中悄然涌现。云南，因其地形地貌复杂，森林类型多样，气候独特立体，成为野生菌生长的天堂。每年七、八月，亦是吃菌的好时节，虽然时常有人因食用不当中毒，但从未影响人们食菌的热情与欢腾。2005年，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成立，集中销售野生菌冰鲜、干片，成为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中心，也成为蘑菇与世界缠绕的重要一环。

野生菌的故事，当然不止于此。野生菌之“野生”，亦或不被驯化，促使我们回归生命本原，重新思考自启蒙时代以来“拟定”好了的人与万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进步话语。如今，人类世（Anthropocene）逐渐为人所知，面对不稳定、生态危机与风险社会，人类如何自处，如何理解人类于当今世界的处境？面对财富、资源追求下的种种异化，又如何在万物共存的资本主义废墟中寻找生机？

复调叙事：缠绕、交染与聚集

在《末日松茸》中，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试图发现一种多声道的叙事，一种以变动为本的生态学，其中，多种生物相互纠缠，彼此重叠，共同创造出多物种共存的世界，这里有零碎的景观、多重的时间、人与非人的交织、纠缠，以及伴随其间的诸多不确定。现代废墟之上，依旧充满生命律动，多元物种相互聚集、缠绕、交染，“亦能既不和谐，却又无需争夺地一起生活”（第6页）。

以“秋之芳香”开始松茸之旅，确定了本书的复调与交叉叙事。松茸无法人工培养，但菌群本身却可滋养树木，彼此成全，共存共生。松茸出现于日本，又与森林采伐之后形成生境相关。日本人赋予松茸若隐若现的秋之芬芳，诗意中蕴含精英的品味、象征与享受，而以松茸为核心的商品与礼物流动，将松茸在世界各地生长的知识以及身处其中的人连接起来，从中透出的，不单是松茸的美学意义与生态史，更包括全球贸易、资本流动、供应链、环境保护与国际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稳定状态。

对普通人而言，走进松茸的世界，首先面对的，是每一次转身就可能迷失方向的森林，而远离现代日常生活的松茸产地，往往又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纵观松茸与人类的关系史，伐木工业、森林火灾、环境污染、东南亚难民、全球流动、蘑菇交易，共同构成了人类与松茸的遭遇，而人类“复制”松茸的失败，反过来映证了松茸与森林多物种之间互利共生的交染关系，松茸得以游离于规模化的资本主义之外，连接起更多的存在方式，交织着不仅是人类的历史与记忆。

转译自由：松茸的政治经济学

松茸受人关注，离不开松茸的政治经济学。从俄勒冈州森林采摘者、现场代理、散货船商、出口商，到日本乃至世界各地的松茸食用者，共同构建出松茸的全球供应链。可是，与资本主义标准生产线不同，松茸的供应链，存在着各个环节的意外组合与聚集，以及由之带来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跨国“转译”。松茸价格的起伏不定，创造出自由的协商交易空间，在保值票市场，采摘者可以向买家要回预付价与当日高价之间的差额，伴随采摘者与买家之间的竞争与共谋，土著知识被转译为资本主义回报，专业、规范与不稳定共存其中。

松茸供应链连接着世界的一端和另一端，与之相关的财富积累与流动，充满着矛盾的资本主义。“松茸采摘更像在寻找你的财富，而不是做你的工作”（84页），可是，松茸采摘看似并非标准劳动，却又无法摆脱劳动色彩，蘑菇本身不是异化的商品，而是作为自由价值的体现，为采摘者寻找所获，可买家又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将自由所获的战利品，转译为交易，以不稳定的生计形态，通过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发展与互动，解开缠绕，进入全球的供应链。

采摘一端“蘑菇人”的自由，语义多重，既不规律、不合理，又具有展演性、多样性，充满潜在的冲突、开放的互动与边缘地带的浪漫主义。美国的苗族、瑶族，期望在森林中重建旧日生活，只有在山林中，过去在东南亚拥有的自由才能依稀重现；尽管森林生境夹杂着战争的苦难记忆，柬埔寨人仍将之视作重获美式自由的地方；吉姆采摘松茸，源于对印第安祖先的纪念；曾经在寺庙修行的米塔，将采摘蘑菇视作放弃物质追求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采摘松茸，成为伴随历史记忆、文化遗产、个体经验以及不同生命轨迹的自由实践。

松茸世界的另一端，松茸销售的目的地，则充满着资本主义商品化逻辑。在日本，作为珍贵礼物的松茸，被赋予了强化人际关系的力量。于是，蘑菇抵达日本之后，经过精心冷藏、包装、分类，成为商品。其中，松茸的重新分级甚为重要，事实上，松茸在保值票市场已经由买家分级，他们都是熟悉松茸的分级大师，而新的分级师却只是对产品毫无兴趣的劳动力，经过几个小时的重新分级，松茸摆脱了采摘者自由价值与社会关系的缠绕，借由转译魔法，迅速异化为商品，以礼物的形式，再次进入新一轮的流动中。

无心之扰：在不稳定中重新发现历史

松茸之旅仍未结束，作者以人的活动出发，意图却并非以人类为中心。还是回到蘑菇的“野性”，蘑菇需要觅食，但真菌的细胞外消化使之在摄入食物时，同时也将食物（岩石、朽木）分解为可循环利用，创造生命的营养物质，真菌和植物根系紧密缠绕，在彼此成全的同时向整个森林传递信息。这一发现改变了演化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自私的基因”的生命叙事，亦如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及其同事所言，“共生似乎是‘规则’，而不是例外……自然可能是在选择‘关系’，而不是选择个体或基因组”（169页）。

共生与种间关系将我们拉回历史，重新思考作为认知主体的生物，以及多物种遭遇的偶然性。比如，为松茸而复育森林的计划，参与者并非只有人类，还有松茸、松树以及其他物种，一起进入森林景观的无心设计（unintentional design）中，以干扰为起点，相互培育，让彼此的世界创造成为可能。而回归自然，干扰亦非人类独有，而是与万物并存，干扰无关是非，而是带来物种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互动，在开放与不稳定中带来集合体乃至区块生态的重组。

如此一来，松茸与松树的共生关系更加清晰了然。松树之所以能够生长在极端的环境，如严寒高地、沙漠、陡壁，全赖真菌的帮助，真菌从岩石和沙子中吸收养分，确保松树生长，松茸密实的真菌细丝垫，阻隔其他真菌和土壤细菌，松树则伸出短根，供菌根菌群聚集。松树也会与动物结盟，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很多植物依靠动物散播种子，作为回报，植物的果实往往被动物享用。

干扰也可由人类完成，一是种植松树，二是创造松树生长的良好环境。两者都可能发生在有意与无心之间。二战之后，现代造林在芬兰蓬勃发展，将森林视作可再生木材的持续循环，由此，人工干扰大量介入，阻止森林自行发展，人们通过皆伐与疏伐，清除其他物种，确保松树在开阔林地中快速生长。但是，人类经营的木材生产是一回事，森林再生的历史模式却是另一回事。强制管理，最终带来的，可能是物种的毁灭与森林历史的停滞。每一种生物均有其历史，因此，“历史，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所为，应当是世界创造的多轨迹记录”（200页）。

废墟重生：资本主义、生命回归与可持续挑战

复苏，是森林生命的力量，也是森林最不可思议的特质。这无疑给人类带来惊喜。站在残破的废墟之上，现代人如何重建干扰，与活跃的自然共存？比如，农耕森林与复育计划，成为重塑人类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关系的试验场，利用森林的复苏能力，让生命回归，“驯服”已遭破坏的景观，使之成为多元物种的栖息之地。在日本，可持续之未来，被编织到怀旧的情感中，借着松茸采摘，呈现生物多样性，重申乡村景观价值；在中国西南，橡树-松树-松茸的共生，在给村民带来收入的同时，也使曾被过度砍伐的山坡逐渐成为生机勃勃的再生之地。

但是，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之下，森林的自然复苏往往又显得困难重重，发展的暗面亦随之浮现。比如，战后木材短缺，催生出工业化的林业生产，而技术发展与经济繁荣滋生了人类的盲目乐观，进而设想、推进更多的新森林生长计划，比如，移除森林中的所有树木，并在砍伐之后从空中喷洒除草剂，以保证新生林木快速增长，可是，此类干扰却极大地破坏了森林得以复苏的生境。更有甚者，砍伐目标逐渐伸向保留地，使保留地变成国家森林，随时准备为开发和私人利益服务，而失去林地的克拉马斯人，最终未能成为“标准的美国人”，反而面临酗酒、贫困、高死亡率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人类对于森林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地学习过程中，经常是通过一次次的意外获得新知，福祸相依。在喀斯科特山林，林务局的防火措施客观上促成了扭叶松的长寿，而日本学者研究发现，松林中的松茸要等待四十年之久才能首次生产出子实体，换言之，只有成熟的松树才能成为松茸结实需要依靠的宿主。但是，林务人员对扭叶松的疏伐，却因重型设备的碾压，使真菌根群遭到破坏，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生长，即使周围有成熟的宿主也于事无补。

全球的资本与财富积累依然存在，森林经常因当地生计、木材需求、国家政策以及跨国流动而被重塑。在美国，民主意味着向私人伐木者开放国家森林；在日本，天然森林可能被转化为森林种植园。未来的商机，驱使森林生产被进一步量化，置入可以统计、调整和维护的合理化工业系统中，接下来将会是重新种植优选树种，系统疏伐与选育，喷洒农药和除草剂，这对于大多数森林物种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不难想象，一座座工业森林废墟渐渐形成，而种间聚合错综复杂，且各地情况殊异，森林复苏将会面临更多的意外与更长时段的不确定。

协同合作：跨越边界与多物种民族志

“慢寻松茸，心之雀跃”，此时，再度回味生态美学的诗意，需要深入思考的，却是面对人类世与资本主义废墟，人类何去何从，又如何在废墟上寻找生活的可能。亦如作者在致谢中所言，“松茸研究不仅要跨越学科知识，更要进入多元的语言、历史、生态和文化传统所形塑的多种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探索一种永远在过程中合作的新型人类学”（第4页），学会倾听与关注，识别差异，在复调叙事中完成转译，将不同的元素整合到统一的知识与实践体系中。

通观全书，罗安清一直在努力尝试跨越诸多领域，完成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对话与转译，从采摘者到中间商到消费者，从人类学家到真菌学家到生态学家，从人类到非人类，转译常常发生在不连贯、不相容的区块，尽管拥有跨学科合作的资源和平台，但在诠释自然的跨国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立场和依然相对独立的研究，虽然合作是开放式的聚合体，但本体却存在分层和差异，国别差异、学术政治、学科本位、知识结构暗含其中，因此，区块间的互动可能滋养新的发展，但也可能引发混乱，并不像松茸世界中的缠绕与交染，区隔依旧存在。

无论如何，跨越边界，接受新知，乃《末日松茸》带给我们的极大启示，为什么研究孢子，为什么研究真菌？这些与物种的边界乃至生态系统的移动有何关系？的确，DNA测序对全球各地松茸关系与差异的甄别，带来更多新的假设与推断，包括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群体感应，以及具有遗传多样性的真菌植株嵌合体，孢子通过增长新的遗传物质，赋予松茸种群活力等等。罗安清记录了与铃木博士的讨论，“他表示，我们熟知的种类，是在世界和知识创造之间的脆弱接合中发展出来的。种类总会不断变化，因为我们总在以新的方式研究它们。即便它们看似流动不定，而且引发困惑，它们同样真实”（283页）。

作为人类学家，作者更善于回归日常，书中的“插曲”，以优美的文笔，将人带回经验世界，告诉大家，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森林，寻找蘑菇，那是一种嵌入森林之中的生命体验，比如，观察土壤质地，感受四周湿气，以及重回曾经发现松茸之地，还有跟随喜食松茸的麋鹿的足迹，加入其中，一同寻找。大家也会形成共识，采摘蘑菇时，不去破坏菌群，使其能够持续生长，他们与它们，都是森林中的舞者，将生命融入森林，共同创造着特殊的森林物语。

毋庸置疑，人类无法控制松茸。在人类、松树、松茸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中，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意外。资本主义的规模化、荒废的田园，重生的森林，自由的价值、互惠的义务与共生的关系，松茸被嵌入其中，全球交易令松茸获益，松茸的盛产又滋养着松树，以及虽然年轻却已伤痕累累的森林，从中，我们可以睹见，在异化的边缘与世界的尽头，存在着一种持续且无法厘清的缠绕。而松茸的野性，则促使我们努力“将科学与知识开放给世界历史”（353页），在人与非人共存的世界里，探讨人与物的相遇与共生。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松茸之旅，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