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一南：一切体面的文明都是傲娇的

张一南，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80后”，师从钱志熙。她在北大开设的大学国文课，几乎堂堂爆满，成为颇受学生欢迎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识课。在学生们的要求下，张一南将讲稿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也收获了非常不错的点击率。前不久，这些文章被结集成册。

这便是《年轻人的国文课》一书的由来。

在这本书中，或者说这个课程里，张一南夹带了很多“私货”，她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了一批国文经典，从《诗经》到《红楼梦》，从赋、诗词、散文到小说，不同文体，不同历史时期。这些经典作品被她纳入了“夫妇”、“父子”、“情商”、“文艺”、“识见”这五个专题里，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讲述方式和顺序。而在讲课的过程中，张一南慢慢发现，她的这五个专题正好与“经史子集”对应，“原来我讲的夫妇、父子，就是经部，是培养君子的情感模式的；我讲的情商，就是史部，是教君子做事的；我讲的文艺，就是集部，是教君子作文章的；我讲的见识，就是子部，是教君子思考的。原来我讲的这些，还是翻不出古人说的‘四部’的手掌心”。

但是，她所讲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士族。张一南的研究领域为“从曹操到李煜”的中古文学，近来则热衷于士族文学研究。在这部书稿里，她通过“看似散漫”的文章，“描绘了士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传达了作者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思考”。（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明君语）

阅读这些文章，你会发现，张一南几乎在其中的每一篇里都有颠覆传统的解读。比如开篇的《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她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解读成深藏不露的好姑娘去选择君子。比如她认为，孔子在“自己的微博”《论语》里提及的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护父母赐予的生命，孝道就是提倡对个人生命的尊重，所以孝敬父母都不是无条件的，有一定的前提。再比如讲到《红楼梦》，张一南认为这是理解中国人的情商或者傲娇的入门书。为什么说“傲娇”？她认为，文化就是“本来不用这样，但是必须得这样”，这就很傲娇。而我们学中国文化，就是在学怎么做一个傲娇的中国人。她引用了《红楼梦》中“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一章，来具体阐释中国人的情商和傲娇。很多人在读到妙玉因为珍视的成窑茶杯被刘姥姥用过了，就要扔掉，而对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态度又截然不同，认为妙玉很势利，看不起乡下人，但是在张一南的解读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举动恰恰表现了妙玉的不势利、敢于反抗贾母。而之后，贾宝玉对这个杯子的处理，则体现了中国人的情商。

总之，《年轻人的国文课》里有太多契合当下年轻人思想观念的解读。为什么这样解读？是张一南独创，还是受前人启发？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张一南。

课堂上的张一南

澎湃新闻：《年轻人的国文课》主要是给大学生的大学国文讲稿整理，学生们对这样的课程具体反应如何？有没有学生对您所讲内容发出质疑？印象比较深的质疑是什么？

张一南：学生选课、出勤都很积极，旁听生也很多，课堂是爆满的那种。我每次都要劝他们，这个课，能不选就不要选，能不来就不要来。之前我们的课是两个老师合上的，这学期变成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小班了，一个班的定额是40人，结果系统里这个课有160人来选。我的课是“满堂灌”模式，基本上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互动的，而且经常会取消课间，但是学生们大多听得很专注。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点是，这个课来的男生很多，因为我自己原先的计划，是做一门给北大女生的课。我认为我讲的这些观点，对男性是有一点冒犯的。但是很多男生还是愿意选课，愿意虚心学习。曾经有一个小男生，听完课要我给他签名，而且非要让我写上“早日战胜直男癌”，让我印象很深。

到现在为止好像只有一个学生质疑过我的课，但是让我很伤心。就是我有一次刚开始讲《关雎》，说到“你应该以曾经被爱过为荣，不应该以没有被爱过为荣”，他打断我的话说：“我就是不要被人爱。”我说：“不被人爱并没有什么可光荣的，对什么都无所谓也并不格外高贵。”当然，也没有说服他。我可能有点敏感了，我感到读书的那个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了，很多时候，爱与被爱不再是一种光荣了。从那以后，我就跟领导商量，缩减了一半的课，让更多的老师来上这个课。

我想，我讲的这些东西不一定适合每位同学，我只是提供思考的一种可能性。他们还是应该听更多老师的课，有更多的选择。物竞天择也是北大开课的传统。

澎湃新闻：看到序里您说在不断的调整中，把过于卖弄的流行梗删掉了，流行梗在讲课过程中会很受学生们喜欢吗？

张一南：会有这种情况，说一个流行梗，基本上课堂气氛都会很热烈。但如果这个流行梗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我想说的观点，那么这个热烈是廉价的，应该放弃。

澎湃新闻：您所讲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士族阶层、士族文化，那么您是怎么理解“士”，以及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张一南：我认为，“士”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巫师”，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一群更优秀的人，也是更有趣的人。

“士”的优越来自天赋，但不是来自血统，甚至不是来自职业。“士”的优越是不可剥夺的，并不会因强权或命运的践踏而消失，也不能用财富甚至努力来购买。“士”的不可剥夺性，是中国社会的安全感。

所谓“士”，可以穷，而且喜欢说自己穷，但绝对不会说“因为我穷，所以我做不到”这样的话，不会因为一个女孩读书多就说她“你这样的在我们村是没人要的”，不会因为一个读书人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就说“你太缺乏社会经验了”。

士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士的文化，中国也存在其它的文化，也存在由士的文化演变出的文化。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士的文化。理解了士的思维方式，也就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很多现象。

澎湃新闻：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士族精神就是做隐士，远离政治斗争，所谓“大隐隐于市”，最理想的就是陶渊明的那种生活。但是在您的解读中，将陶渊明的辞官、过自然随意的田园生活完全颠覆了，变成了一种为了获得土地、刻意为之的事。这样的解读一定会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您为什么要这样解读呢？在您之前有人如此解读过吗？

张一南：首先，仅仅从我文字的表面意思来看，陶渊明“获得土地、刻意为之”靠的也是求官而不是辞官吧。彭泽县令肯定不是陶渊明的理想职位，他不会因为得到这个职位就觉得平生之愿足矣，他做彭泽县令，以及做任何一个官，目的肯定不是建设社会。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做官只是为了生计，事实上，中国的士人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做官肯定是个俗事，不是个雅事。所谓“大隐隐于市”，只是舍不得辞官的人的自我安慰，事实上，不会有人真的认为做大官、掌实权的人比隐士和文臣更清高的。

问题只是在于，怎么理解这个“为了生计”。这才是我讲的这个故事的颠覆之处，或者说，让你不适的地方。有人可能看了“为了生计”，就会理解为，做了官就有一口窝头吃——或者有五斗米吃，无所谓了——不做官就没有，就会直接饿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辞官是要在世俗利益上做出牺牲的，但也不会牺牲到直接饿扁的程度。辞官是士族子弟的一种典型选择，他们其实是有一定家底的。

我强调陶渊明是有家底的，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越穷越光荣”。要夸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先说他有多大本事，而是先说他家里穷得一分钱都没有，有一分钱的都不算好人。更过分的是，有人借这种说法，夹带自己的恶意。他们也跟着说，这个读书人穷得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他接下去，并不说“所以他是个好人”，而是说“所以你看，读书有什么用”。如果你辩解说，其实我们家是有一分钱的，他又会说，“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不是好人”。这个毛病我是不惯着的。

陶渊明做县令会得到地，是当时的制度，这是学界公认的。有人说那个地是私人所有，有人说不是私人所有，我讲课的时候取了“私人所有”这个说法，就是为了给学生加强一个印象：陶渊明并非一无所有，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挨饿受穷。这也是在有针对性地匡正他们之前得到的印象：“陶渊明是贫下中农。”这个印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顷地归私人所有这个说法，并非我的研究成果。我最早是听一位研究陶渊明的老前辈在学术会议上说起的。我这本书里，其实融会了很多从前辈那里听来的说法，限于体例，没有一一出注。我也会有意识地倾向于记录不方便出注但很有意思的说法。

其实“越穷越光荣”这个不太好的传统，也是从士族传统演变而来的。像陶渊明这样清高的士族，是很喜欢哭穷的。哭穷是为了表现不与那些一心赚钱的人同流合污。事实上士族不仅生活得很好，而且也不可能远离政治斗争。政治就是掌握在士族手中的，不然还掌握在西门庆手中吗？

士族说自己做官是为了生计，也是说说的，不能过分认真。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往往是表示对官位的蔑视。比如说，阮籍去做步兵校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这个单位的仓库里有好酒可喝。他这个说法，如果你只理解到，阮籍爱喝酒，就又呆了。实际上，阮籍是在表示，这个官还不如那一窖好酒重要，做也行，不做也行，没酒喝就可以不做，有酒喝就可以做，做这个官也不是为了别的。士族说自己是为了微小的经济利益做官，大概都是这么个意思。我在这里，也是替陶渊明再傲娇一下，表示他并不是真的想做彭泽县令这个官。

我讲这个故事，最初是想说，古代的士族也没那么不食人间烟火，但其实我说这个话的姿势，还是带着点中国士人的潜意识，也就是看不起官职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没有觉得彭泽县令会是一个值得宝贝的东西，才会拿五顷地这个梗来调侃的。

士族是看不起官职，也看不起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好捏，也许，他们的高冷是你受不了的。

《年轻人的国文课》，岳麓书社·浦睿文化，2020年8月版

澎湃新闻：其实不光是陶渊明，在整本书里，几乎每篇都有颠覆以往理解的解读，比如第一篇《关雎》里，就完全转换了窈窕淑女与君子之间男女的主被动关系，这样一种解读很女权？

张一南：如果没有颠覆以往理解的解读，我就不用讲了，大家看别人的书就好了。我开口说话，一般都是自己有了新的发现，至少是发现某个问题存在普遍的误读，需要匡正一下。我讲课的目的不是让不知道这些篇目的人知道这些篇目，而是把误读了这些篇目的人拉回来。

《关雎》里讲的雌性偏好的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我爱人的启发，他是研究生物进化的，性选择这个研究方向也不是我编出来的。我在结婚以前，其实没有现在这么“女权”的，我的很多这类观点都来自我的爱人。我爱人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性，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因为听到了他说像他这样的男性是怎么想的，很多话我才有底气说。

我有可能是讲女权的，也有可能是讲女德的，帽子随便扣扣就好，中国的读书人有收集奇特帽子的嗜好。但我没有故意为了颠覆什么就去编造伪知识，不想讲的篇目我可以不讲。

不管是汉儒、宋儒、清儒还是我们，在解读《诗经》的时候，都是对着文本，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解释，没有人亲耳听过当年的风人是怎么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转换”了谁的问题。我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在儒者的眼中就是天道，也是非常要紧的学问。雌性选择雄性就是天之道，之前的儒者有可能不知道，但天之道是先于《关雎》更先于所有人的解释存在的。

我想我对《关雎》的解释是顺畅的，值得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解释记录下来。当然，这不等于我这个解释是迎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也未必喜欢这个解释。

澎湃新闻：还有孝、忠的思想，在您的解读中也不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愚孝、愚忠的思想，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孝顺父母、不忠诚于君王。这样的解读都很符合当下，但是难免让人怀疑在古代真是这样理解的吗？

张一南：我讲的所有事例和观点都是在古代存在过的，最多是有些古人语焉不详的道理，我做出了自己的参悟和阐释。我没有编造过不存在的事情和观点。

当然，古代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特别明白的，也有特别愚昧的。我只保证我讲的这些都在古代存在过，不能保证每个古代人都是这样的。

既然人是各种各样的，中国又有那么长的历史，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事都是发生过的。这么多的事，哪些才是我们的传统呢？我认为，不能说我们祖先做过的所有事都是传统。所谓传统，就是我们的祖先做对过的事。

祖先做对过的事，哪怕只做对过一次，也可以证明我们是可以做对的，那么我们就照着做，这就成其为传统。并不需要所有的祖先都是这么做的，也不需要大多数祖先是这么做的。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中最愚昧的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跟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祖先做对了的事情，我就愿意讲一讲，没有“所有古代人都是这样的”或者“只要回到古代就好了”的意思。我关心的其实不是“古代人是什么样的”，而是“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我讲的不是全部的古代，但却是我全部的理想。

这些事是我们的祖先做过的，这些话是我们的祖先说过的。如果把这些都藏起来，然后说“中国人都是愚昧的，所以中国人的基因不行，中国是不可能文明的”，我认为这起码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澎湃新闻：您关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很有趣，您说学中国文化就是学怎么做一个傲娇的中国人。您是怎样想到将文化与傲娇联系起来的？

张一南：其实最初启发我的是一条微博，那条长微博是讲英语中的委婉表达的，它的题目就叫《傲娇的英国人是怎么说话的》。我看了之后感觉，很多委婉的表达，在汉语里也有类似的。由此我就顿悟了，这种悠久文化积累起来的委婉表达，其实就可以称为“傲娇”。

一切体面的文明都是傲娇的，英国人有英国人的傲娇，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傲娇，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傲娇。

澎湃新闻：谈到国学，现在有很多国学班、国学课程，而很多这样的国学课，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都是从《弟子规》开始。在书中，您提到了《弟子规》，并否定了它，那么，您觉得正确地打开国学的方式是什么？

张一南：正式的君子教育，应该从诗教开始，从爱情开始，从《关雎》开始，直面人的情感。

不过，诗教属于“大学”了，小孩子在启蒙阶段，可以读“三百千千”。《三字经》讲文化常识，《百家姓》讲家族故事（这个其实也可以往后放），《千字文》积累词藻，《千家诗》讲常见的近体诗。到《千家诗》，其实已经可以算是诗教了。

读完“三百千千”，如果对这些不感兴趣，就不用强求了，可以读读《弟子规》，然后该干嘛干嘛去。

读《诗经》的同时，可以读读《论语》和《孟子》。读完这些，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经典去读。这都属于“大学”的内容。

澎湃新闻：您个人的阅读兴趣是怎样的？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张一南：我自己的研究重心是中古文学。我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唐诗时序的论文和一篇关于李白诗歌意象的论文，现在在写一篇关于山水诗的论文。

除此以外，我还有些小女生的阅读爱好，比如关于心理、写作之类的书。我最近读的一本“课外书”是果麦文化出的《日本的童话》。日本文化复兴后那种纯粹的审美，那种放下一切负担的写作，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欠缺的。我们今天的青年学生，即使写儿童文学也太紧张、太急功近利了。日本文化复兴的经验，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