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短记主要是以明末清初思想家对“宗旨”的态度之转变来看这一段时间思想由多元转向一元的，由开门转向关门的变迁。
宗旨这个名词起于晋、唐之间，此后便被大量使用，在禅宗，它是指一宗的主要旨趣之意，所谓“建法幢，立宗旨”即是。在明代中期王阳明之学大兴以后它成为理学相当重要的观念。
宋元诸儒所习，“多务阐明经子，不专提倡数字，以为讲学宗旨。明儒则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标数字以为的。白沙（陈献章，1428—1500）之宗旨曰’静中养出端倪’，甘泉（湛若水，1466—1560）之宗旨曰‘随处体验天理’，阳明之宗旨曰‘致良知’，又曰‘知行合一’。其后邹守益主戒惧慎独，罗洪先主静无欲，李材（1529—1607）主止修，王畿、周汝登（1547—1629）主无善无恶，高攀龙主静坐，刘宗周主慎独，纷然如禅宗之传授衣钵，标举宗风者”。
钱穆（1895—1990）说：“陆王之学为理学中之别出，而阳明则可谓乃别出儒中之最是登峰造极者。因别出之儒，多喜凭一本或两本书，或凭一句或两句话作为宗主、或学的。如二程常以《大学》《西铭》开示学者，象山则专举《孟子》，又特提先得乎其大者一语，而阳明则专拈孟子良知二字，后来又会通之于《大学》而提出致良知三字，作为学者之入门。同时亦是学者之止境，彻始彻终只此三字。后来王门大致全如此，只拈一字或一句来教人，直到明末刘蕺山又改提诚意二字。总之是如此，所谓终久大之易简工夫，已走到无可再易再简，故可谓之是登峰造极，然既已登峰造极，同时也即是前面无路。”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并不是所有阳明学派的儒者都是主张“宗旨”的。浙中王门的胡瀚便反对立宗旨。他说：
宋儒学尚分别，故勤注疏；明儒学尚浑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厌训诂支离，而必标宗旨以为的，其弊不减于训诂。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
胡瀚与后来“反宗旨”之风显然没有任何关联，在王门后学中是较特殊的例子。王门后学立宗旨的风气，反映一种简易直捷的风气，为的是尽可能空诸依傍，摆脱庞大的经典与注疏的拘束而谈道德实践。它同时是可以容许多元思想并存以供有志于闻道之人的采择。欢迎别人质疑问难，允许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有时分别其实相当细微，但是各不同宗旨之间的争论却是非常激烈的。
各标宗旨的前提是学问是多元而不同，是鼓励论辩的。如果道一风同则不必讲学了。有人问吕柟（1479—1542）：“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吕柟答云：“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
既然每一家“宗旨”皆是其人心得之呈现，则一本万殊，每家宗旨皆有并列的同等地位，由一元散而为多元并列之局，人人皆可就性之所近有所取资。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中一再说的即是这一点：
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由是而之焉，固圣人之耳目也。……此犹中衢之罇，后人但持瓦瓯椫杓，随意取之，无有不满腹者矣。
可是反对者，尤其是以朱子为正统者则不以此为然，他们认为对的不是许多，对的只有一个，所以必然要在众家宗旨中区分出一个对的来，而不是众说并存。
当时与王学余裔争衡的吕晚村（留良，1629—1683），便想恢复定于一的思想状态。陆陇其（1630—1692）完全继承了这一路的思想，所以他也是想将思想界再由多元的宗旨牵挽复归于一。
顾炎武也属于这一路关门的思想，他主张学出于一，他理想中是举业、学问皆出于一，是“道一风同”之境界。
“宗旨”之说冲破了朱子以来层分缕析，以《大学》八步为主的修养观，因为既然是以一个宗旨贯串修身的一切，则便冲垮了所有层次及步骤之分。陆陇其《松阳讲义》中的一段话最能代表：
自明季学术淆乱，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为主，或以止至善为主，或主修身，或主诚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于天下，三纲领八条目，几如晋楚齐秦之递相雄长，其说虽不同，总之，朱子欲分为三为八，诸家则欲合为一，以分为支离，以合为易简，而圣人立言之旨，汩没久矣。故今讲此书者，只要晓得序不可乱，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牵合宗旨，都是乱道，三纲领还他三件，八条目还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
所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与任何一家之宗旨皆相矛盾，则《大学》除非与心学分看，否则必有如楚越之扞挌。
“宗旨”与反宗旨之争也反映在学术史的撰作上。宗旨是形式（form），掌握某家宗旨即以此形式去涵括其材料（matter），所以黄宗羲反复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而后之作学术史者在作客观的析述时也必须能把握住形式——宗旨，否则只是将其人的思想格言化，便是一团乱丝了。黄氏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
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
而最典型的是他对两个人的批评，一是他批评同门友恽仲升（1601—1678）之《刘子节要》，只将其师诚意宗旨当作格言摘抄，失其筋节大要：
去其根柢而留其枝叶，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着之处。犹如《水经》为诸水分合而作，而读者止摘其隽语逸事，于作者之意亦何当乎？
黄宗羲在另一篇文章中批评恽氏所作的《子刘子行状》也有同样的问题：
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
另外两位遭他批评的是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及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黄宗羲说周的书是“扰金银铜铁为一器”。因为周是以禅学来去取安排各家学说，故他说“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黄氏认为孙奇逢（1585—1675）亦不能免此病。清季曾国藩（1811—1872）在读《理学宗传》时也有同样的观察，说“阅《理学宗传》中朱子、陆子，孙氏所录朱子之语，多取其与陆子相近者，盖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而黄宗羲自负能把握每一家宗旨，并将它们并陈于《明儒学案》中，在《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中说：
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与泽望皆能知其宗旨离合是非之故。
但是以上这些标立宗旨，或是主张思想学术的理想状态必得要能将各种宗旨并存，以供人采择的想法，在清初遭到了挑战。挑战由各种方面着手，如吕留良平居讲学，未尝标立宗旨，说：
吾儒之学，正当从其支派脉络，辨别精微，方见道理精切处耳，一立宗旨，即是颟顸鹘突。且无论其所标立者云何，已失时中变动之义矣。惟异端之学，有纲提诀授，吾儒无是也。
吕氏认为思想学问不能欛柄入手，便无余事。应该还要从各种支派脉络上辨别精致探索把握，才可能见道理精切处，也才可能不颟顸自足。黄建在彭士望（1610—1683）《与谢约斋书》后评说：“讲学偏执宗旨，欲人尊从，盛气争辨，此为意见，非穷理也。”黄氏认为各立宗旨而又各自坚守一宗之宗旨，是等于鼓励意见与争论。明儒认为多元争论是学术常态，在清初儒者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反对立一宗旨的陆桴亭（1611—1672），认为争立宗旨，是以每个人的一偏之见来讲“道”，这是无法以整体地掌握“道”，好像是拿单方来治百病：
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譬之大医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语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医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
《思辨录》中又说：
昔朱子，人问以宗旨，朱子曰：某无宗旨，但只教人随分读书。愚亦曰：仪无宗旨，但只教人真心做圣贤。
张烈（1622—1685）《王学质疑》中说：“望其（王阳明）藩篱者，皆欲扬眉努目，自标宗旨，乱儒术而坏人心，莫此为甚。”足见张烈是将多元并置争论之习与人心之败坏放在一起看。在他看来，各标宗旨之风，不只影响于思想学术，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不过，将反宗旨与思想应该由多元而归于程朱一元正统之论，表现得最清楚的，是清初的几位正统派大将，如陆陇其、张伯行（1651—1725）等。张伯行认为正派学人的要件是不立宗旨，而一切以程朱为准的。他说：
学以程朱为准的，不参异说，不立宗旨。
汤斌（1627—1687）则说：
未尝立有宗旨，为人指授。
整体而言，反宗旨之说的兴起，代表思想学术由多元到一元的趋势。学术由多元收归一元的风气，还可以见诸于《明史》立道学传的提议及争论。《明史·道学传》主要有四条纲领：
一、以程朱一派为正统。
二、批判白沙、阳明、甘泉等人宗旨不合程朱。
三、批评浙东学派之流弊。
四、认为学术多元的流弊甚大，宜归一是，故不认为应该在程朱之外稍有异同。
而在浙江的黄宗羲马上敏感到在北京明史馆中这一动作的思想敌意，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说：
某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
明史最后虽未立道学传，但当时思想界的最后胜利者是斥多元归一元，主张立于一个正统的一派。
学术由多元收归一元的趋向，更表现在对学术史撰作的全新评论。晚明出现了不少学术史之作，在清初多因持多元并重的观点而遭到程朱正统派之严厉批判。譬如，张伯行便对几部当时流行的学案加以批评：
今曰两存之，则误人多矣。今之《明儒学案》《理学备考》，得毋类是。
黄氏学案的基本倾向是江右王学，但基本上坚持一种多元的观点，让人各就性之所近以取法的，而范镐鼎（1626—1707）《理学备考》则是以程朱为标准的著作，只是因为其书并存诸说，所以也招致了张伯行之不满。张氏说：
见《理学宗传》《理学备考》《明儒学案》等书，调停夹杂，而不归一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统纪而正涂辙。
所谓“调停夹杂，不归一是”即是将各种说法并排，间加评断的做法，但张伯行认为这是不行的，应该“一归于是”才行。而他的《性理正宗》已不是编学术史的用意。清初另一位宋学家窦克勤（1653—1708）描述这部书说：
先生此书，伊洛渊源之正传也，其详其略，要不外求统纪之一而已，知统纪之一，而后知《圣学宗传》《理学宗传》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皆乱统纪者也。
这个时候，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几部学术史著作，全部被贬为“乱统纪”之书，则学术由多元争鸣转向一元正统的迹象是再清楚不过了。
（本文摘自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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