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为什么就不能把人物往高处写？

作家刘继明近期推出新作《人境》，这部55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出身神皇洲村的男主人公马垃弃教从商，又返乡创业的故事，全景而细致地刻画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与城市生活，被认为继承了路遥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刘继明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刘继明，他说，有一阵子，我们的文学作品普遍把人物往高处写，很多“高大全”；但最近几十年，又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流行把人物往低处写，似乎不把人物的缺陷写得淋漓尽致，就不能揭示出真实的人性，“我觉得，展示人性善和美，推崇崇高，接续路遥的路径，仍是文学最重要的使命”。

从农村来，到农村去

刘继明是“60后”，老家湖北石首农村，从小性格内向，不太合群，富于幻想。他最早接触的是民间文学，乡下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又没什么娱乐生活，母亲经常带着他去听陈家幺姨“讲古”。什么九尾狐狸精、罗成显魂，薛仁贵是白虎托生，樊梨花能移山填海之类的，讲者绘声绘色，听者如痴如醉。

上学识了一些字后，刘继明的阅读生涯开始了。读得最多的是小说，从《红岩》《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到《金光大道》《艳阳天》《千重浪》《春潮急》等等。

《人境》的主题是写农村，“我一直比较关注农村，这不仅仅因为我出身农村，而是在农民仍占据总人口相当比例的当代中国，农村就是整个中国现实的缩影。”每次逢年过节回家，刘继明都会有很多感触，农村景象和人事的巨变，一再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冲击。

刘继明有个儿时伙伴，是家中老大，兄弟多，但他还是会用卖蝉壳的钱买小人书。他高中毕业后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有一次还带刘继明去他女朋友家吃过一顿饭。他女朋友当时在学裁缝，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不久成了他媳妇。后来听说他媳妇去广东打工，村里传闻给一个年纪很大的有钱人“做了小”。再后来，他也去广东投奔媳妇，谋到一份当门卫的差事。

“这就是真实的农村。它不再是自在自为的封闭天地，它与城市、与中国一同处在巨变的时代列车上。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心理变迁？我很有兴趣走进去，好好体察。”

揭示时代的复杂性

《人境》中，爱想事的主人公马垃回乡当农民。他的成长深受哥哥马坷和老师逯永嘉影响。马坷做过生产队长，因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生命。逯永嘉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文化人，下放到农村任教，后来下海创办公司暴富，又因投机而破产。

马坷、逯永嘉先后离世，马垃开始“沉思”，读更多的书。 “他不止关心三农问题，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他都在意”。马垃在河滩上建房独居，种植果园，创办合作社，投身农业市场，设计规划神皇洲村未来的发展。

马垃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情怀，但他与《创业史》《艳阳天》《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又很不相同，他的“理想”更现实，性格具有更多时代特征，心里的纠结、犹疑、矛盾和困惑更多，因而也更真实。

“时代的镜像从来不是一个平面，而是多元和多棱的。理想可以崇高，但绝不能离开骨感的现实去抽象描画。”刘继明认为文学的使命是要努力揭示出时代与生活尽可能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是取平均值”。

塑造马垃这样的“完美道德”人物，合时宜吗？路遥那一代人的文学传统在中国的文学长河中有没有源流？刘继明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关羽、诸葛亮、刘备，以及孙悟空，用现在的话说也是‘高大全’，他们不就是传统吗？”刘继明感叹，理想情怀总是要有的，它不是不合时宜的，一直是文学的主流。

生活永远是一个“未了局”

刘继明透露，这部小说之所以起这个书名，是因为他很喜欢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他追求的人生境界。他最初申报的书名题目叫《寂静与躁动》，直到四稿快要完成时，才定下现在这个书名，“我感觉还是这个好，与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与整个作品的题旨都比较吻合”。

《人境》的主要舞台发生在农村，但也与武汉的关系须臾无法离分，小说中多处细致描摹了武汉的景观，甚至出现了“w大学”。“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举手投足都离不开这座城市”，更重要的是，他想增加小说故事的真实背景和现实感。

刘继明坦承自己终究不是三农问题专家，无法提出具体的政策性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名作家，他关注和思考的重点还是人的命运、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人在现实面前应该和可能具有的能动性。在他看来，生活是一个未了局，我们是当局者，也是一个旁观者，两个角色都要当好，当出滋味。

访谈：“为什么就不能把人物往高处写？”

20年，这部小说我从青年写到中年

读+：《人境》的时间跨度，和你的成长历程吻合，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继明：这种吻合，大概也只是限于精神气质和性格上，而不是生活经历的重合。主人公和我都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历史的影响终会在一代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部小说从最早动笔到完稿，差不多持续了20年的时间，其间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心理以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到动用哪些生活积累，也不只是哪一段或某些局部的“积累”，而是这么多年来我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思考。

如同一个人，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对作家来说，每部作品都是他的孩子，浸透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和思考、赞美和批判、流连和告别。作为一部陪伴我从青年时代走到今天这样漫长旅途的小说，更是如此。

读+：这20年你经历了什么？

刘继明：1995年时，我刚在《上海文学》发表《海底村庄》《前往黄村》等作品，可谓风头正健。不久，我开始了长篇《垄上书》的写作，以我的家乡为背景，描写荆江边一个小村庄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变迁。但只写了十多万字就中断了。导致写作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我的家庭生活突然遭遇变故。至爱的亲人罹病去世，我仿佛从天堂坠入炼狱。后来几次提笔续写。直到2013年，终于静下心来写作了。与90年代动笔时相比，无论是我本人，还是中国的现实和文学，都出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变化。当我重新开始写作时，因拥有了新的生活资源和思想动力，便可以摆脱原来构思的限制，以至仿佛是在写一部全新的小说了。

尽管如此，它与那部未完成的小说还是存在一种兄弟般的血缘关系。《垄上书》只打算写一个村庄，《人境》加了不少新情节，都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如果放在十几年和二十多年前，显然都不可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作者跟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现实一起共同孕育了这部作品。

读+：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独白，感觉就是你自己在和内心对话。在日常生活中，你也是这么一种状态吗？

刘继明：这部小说持续时间漫长，几乎伴随我从青年走到中年，像有的评论家所说，这是我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我想，所谓“总结性”既包括着多年来我的写作历程、文学观念，也包括个人的精神乃至情感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都能够在这部作品里找到一些影子和痕迹。

“知青”是城乡的串联者

读+：你这部小说中，逯永嘉、马垃弃教从商，在南方买地皮迅速致富，真实性有多大？

刘继明：这一块我写得可能有点类型化。逯永嘉和马垃这段经历，是小说主人公性格和命运发展不可缺少的背景，叙述上较难处理。

读+：后半部分，笔触转入知识分子圈子，是不是有点突然？

刘继明：这里面主要出于整部作品的结构考虑。在二三稿中，《人境》是一个整体，马垃和慕容秋是在同一个结构中各自交叉推进的，但由于两条生活线索之间交集较少，阅读起来有些松散，所以后来便接受友人的建议，索性将两条线索分开，使作品变为上下两部，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情节发展和阅读时显得集中了，但也有人觉得下部的主人公慕容秋比较单薄，没有马垃那么鲜明和丰满。

除了这一点，当然还因为《人境》并不是一部单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是试图全景式表现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生活史”，所以对城市和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读+：书里出现好多“知青”，他们仍活在你记忆中？

刘继明：小时候，我家里住过知青，上小学时，学校的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也是知青。我觉得，知青是共和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重要见证者。有了知青这个纽带，《人境》里的故事才有历史纵深感，才好把乡村故事与城市生活连接起来。

读+：《人境》下部对慕容秋等学术界、商界着墨较多，尤其对慕容秋母女的个人感情归宿问题展开很多，与上部的农村故事形成对照，这种转换是什么考虑？

刘继明：在作品中，慕容秋是仅次于马垃的人物。作为一名知识女性，情感生活包括她和女儿的关系等等，都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她精神世界的重要折射。

我们塑造的人物要迎接未来的检验

读+：你写农民、知识分子、社会的方方面面，感觉呈现了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卷，让人联想到《人间喜剧》和《红楼梦》。你是以那些伟大作品为标杆吗？

刘继明：《人境》当然还不能跟《人间喜剧》《红楼梦》这些伟大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对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如何反映我们这个时代，我曾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代生活的光怪陆离与矛盾丛生，它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的那个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杰出的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仍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也是让小说参与到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

读+：现在很多作家不太愿意写“大时代”、“大故事”，喜欢“雕刻时光”，抒发个人感伤，你身上的时代使命感是怎么来的？

刘继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本来就是要关注时代命运，现在很多作家回避这个，一是个人能力问题，二是某种价值取向使然。要说我有这种使命感，我不回避。我离不开养成自己的那些物质土壤和精神土壤，我是看着那些书长大的。路遥才离开我们多久？

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解除种种遮蔽，剥离种种浮躁、杂乱和荒谬，努力去揭示出时代生活全部的复杂性。作家在揭示这种复杂性时，不可能选取社会价值坐标的“平均值”，往往会走到时代的前面去。这样一来，我们塑造的某些人物，在一般读者眼里也许会显得孤立和孤单，有 “塑造感”、“违和感”，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在当时也被许多读者认为匪夷所思，像个怪物。但我愿意去塑造这样的怪物，迎接未来的检验。

读+：道德呢？理想呢？这些词很多人似乎都不敢正视了。

刘继明：为什么就不能把人物往高处写？在我看来，文学就是要塑造具有完美道德和人格的人物。我们首先要看到人性本身是丰富的，善和利他何尝不也是人性的一种真实？文学尽可以去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但也可以去努力描写善意和利他心。

读+：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刘继明：改革开放有三十多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是如此。在历经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潮流的冲刷之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想当初，我们曾迷恋过尼采的那句名言“重估一切价值”，当下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放。

手记：不尚虚浮

《人境》是一部对当下农村生活描摹得细致入微的作品，没有对乡村基层社会变迁的敏锐关注和深刻体悟，是难以做到的。刘继明将农村社会各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及矛盾冲突全景式呈现，将当下乡村与知青时代联系起来，深刻揭示农村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刘继明以“文化关怀”小说、先锋小说作家出道，后来对农村、农民抱以关注与关怀，直面当下生活，真正做到了贴近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刘继明是那种诗歌、小说兼擅的写作者。诗人深入内心，小说家走遍大地，他在前期创作中追求诗歌般的敏锐与深刻，后期则更倾向于社会学家般的宏瞻与辽阔。他的好友陈应松先生曾经评价他“继承了真正文人的传统，当然首先是思想的传统”。思想行诸内心，便有了《流水十四行》《第九个木兰》对于孤独的叩问；面向大地，便有了《江河湖》《人境》对时代变迁的洞察。

在谈到他的经历时，他说起早年在南疆与海南的闯荡，加之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学养，使他具有文学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先锋姿态与忧郁气质。他在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转向令不少人吃惊。细读他的经历，却又感觉理所当然。这种转变也许就蕴藏在他父亲让他从宜昌挑回石首去贩卖的那一担柑橘之中；在父亲临终时他向父亲承诺“学一门手艺”的谎言与真实之中；在爱妻病逝、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暗夜之痛中；在行走世界、反观现实的思考中。他不尚虚浮，踏实地承担着时代与命运给他的压力，诚恳地给出了自己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