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绍兴周家台门里多数人都相处得不太好，但发展到对立程度的，只有鲁迅。
鲁迅在公开的文字里，从没提到过他的祖父，但他的父母却多次出现在他的笔端，并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果据此以为鲁迅的祖父在鲁迅生命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那就被鲁迅“误导”了。事实恰恰相反，在鲁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祖父周福清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如果这个名额不是归于周作人的话。
周福清
鲁迅出生的时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补。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时光。所以当长孙出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年青祖父（周福清时年44岁）的喜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据说消息传到时，适逢张之洞来拜访——这是个很有疑问的据说——于是周福清给新生孙儿取名为“张”，即乳名，或小名，并由“张”字根据同音异义的惯常做法，联想到樟树的樟，于是给孙儿取学名为樟寿，这是鲁迅真正的本名，或者说原名。再由樟字联想到豫章（是否与曾在江西为官有关？），给孙儿取字为豫山。本来，按最早的说法，名是幼时所取，字则要到成年时才有，所谓“幼名冠字”，但看来至少在清朝末期，襁褓中的婴儿已经有字了。周福清一古脑给孙儿取的小名、学名和字，从以后来看，似乎都不太成功，樟寿这个本名或原名，最终废弃不用，被周树人给取代了（现在大家都把周树人看作鲁迅的原名，其实严格说不是）。字呢，由于豫山谐音雨伞，使年幼的鲁迅经常遭到同伴取笑，说，嗬，雨伞来了，于是鲁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为豫亭，这个改动也不太成功——仍然未脱离跟雨的干系：“雨停”。不多久又改为豫才，这才终于摆脱了“雨”的纠缠，意思也好多了，算是一锤定音。豫才这个名字后来用得较多，如章太炎等鲁迅早期师友和同事，比他年长些的，或与他年纪相仿的，都习惯对他以豫才相称，鲁迅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名字，直到临终前都在用它。
表面上看，周福清给长孙取的名字，后来都不太为人所知，似乎归于失败了，但其实，周树人这个现在被介绍为鲁迅原名的名字，显然跟周福清最初给鲁迅所取的名字，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我甚至怀疑鲁迅的“迅”字，除了别的意思和起因外，从根源上说，也跟“树”有关。
可见，鲁迅生命中并非无足轻重的东西，自他一出生起，就跟他的祖父联系在一起了，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
鲁迅手抄祖父治家格言《恒训》
但这部分关联性，在鲁迅的生命中，在鲁迅与其祖父的关系上，只能说是序曲性的。鲁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开的。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乡探亲，这应该是周福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长孙，也是当时唯一的孙儿（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但两三岁的周樟寿，显然无法对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鲁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见面，已是十年后的1894年，周福清回家奔母丧，这年鲁迅已有十三四岁了。
鲁迅跟祖父见面、相处的时间不长，因为就在这年七月，发生了哄动一时的“周福清科场贿赂案”。这起案件在当时如此地影响一时，以至于《清史稿·德宗本纪》里还带了一笔：
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
这件事情对于鲁迅一生的影响，早已众所周知。
周福清在案发不久，即投案自首，随后被关入杭州监狱。根据现有资料，鲁迅除了第一次专程探望外，后来只在有限的几次于学校与绍兴的往返途中，去监狱看望过祖父。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第二年暑假回国时，周福清已遇赦放回，祖孙俩在家里还见过一次。总而言之，鲁迅跟祖父周福清，一生中加起来见面的时间，最多只在一年上下，是兄弟三人中，跟祖父相处时间最短的一个。
这会不会影响到鲁迅与祖父的情感关系？
1946年10月，周建人写了一篇《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的文章，主要讲述了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将俩人作了一番比较。周建人在文章中说：“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后来，在1949年后写的一篇文章里，周建人又有“鲁迅与他（指周福清）的关系不很好，他们见面也很少”，“感情不好的原因”等话语。
鲁迅与祖父关系不好，有什么例证？
在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有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鲁迅与周福清的关系状态。
乌大菱壳的故事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家探亲。顺便说一句，这次回家，对鲁迅来说，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因为他和朱安的婚事，就在这次回家中确定，虽然俩人的正式结婚，完成于三年后的1906年。去国之后兄弟三人的再次重逢（周作人时在南京读书，也正好趁暑假回家），让三兄弟欢欣不已。
我们三兄弟的话是说不完的，从楼上说到楼下，从楼下说到廊夏，从廊夏说到明堂。有一天黄昏，我们三人站在桂花明堂里，又在谈论些什么。祖父从房里出来，站在阶沿上，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乌大菱壳汆到一起来了！”
“乌大菱壳”是绍兴方言，意思是没用的垃圾或废物。
我们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了，骂我们是废物。我的两个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但祖父浑然不觉，又转身回房里去了。我们三兄弟给他一骂，兴趣索然，三人分头走散。
其实，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即使在今天，父子之间，祖孙之间，脱口说出诸如“小兔崽子”或“小王八蛋”之类的粗话，乃是习以为常的事，其真实的语意，不但不是骂人，反而是在表达一种亲切、亲昵的意味。鲁迅写《论“他妈的”》，结尾处说到中国父子间，以“他妈的”意谓“亲爱的”，正与此类同。从周建人的叙述情况看，周福清当时的意思，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玩笑、戏谑的表达，通常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即双方之间要有基本友好的基础和默契，否则，即容易滋生恶意，自讨没趣，产生对立。周福清显然忽略了，或根本就不清楚他平时在儿孙辈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贸贸然冲口而出，自以为是善意的亲热，结果却招致“恨恨的瞥视”。
鲁迅与祖父的关系，还可以从两幅挽联中看出端倪。
一幅是周福清写给自己的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的，写的是：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对此挽联，鲁迅的族叔周冠五在其所著《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书中，有一句话说：
他的孙儿对这挽联深致不满，意谓：“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
“饶恕”二字，应该是对挽联中的“不能教养”所说。而挽联中的“不能教养”，则很有可能是暗指、针对周伯宜没有考取举人和生病后吸食鸦片致死而言。
周冠五没有说是哪位孙儿，但在鲁迅兄弟三人中，有可能说出这番怨言的，首先要想到鲁迅（语气也最像）。
另一幅挽联是周福清写给他自己的，内容是：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对祖父一向没什么介蒂的周建人，在祖父的丧事办完后才发现这幅挽联，他拿出这幅他觉得字写得很好的挽联给大哥看，并说，“可惜我早没有看到，不然的话，在丧事中可以在灵堂里挂一挂。”鲁迅的回答却是：“这是在骂人。”
细看一下周福清的这幅自挽联，其主要含意，与其说是在骂人，无如说是自伤，当然其中肯定有些许愤激的情绪，鲁迅却一眼看出是在骂人，而且好像只有骂人，这不能不说有某种先入之见在起作用。所以，一向崇拜大哥的周建人，这回没有完全接受大哥的权威解释，“我听了大哥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可是又觉得我们也许没有真正弄懂他的意思”，这实际是对鲁迅所作解释的委婉异议。
鲁迅对其祖父所做的最出人意料，也有点骇人听闻的举动，是把周福清坚持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付之一炬！
周建人的书中，有一段生动而传神的记述：
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他写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我问大哥：“这日记也烧掉吗？”
他说：“是的。”他问我：“你看过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回答。
“我这次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总不会都写姨太太吧，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就告诉大哥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
这两大叠日记本，足足烧了两天。
周建人对于他大哥，总是崇敬而温顺的，即使有所不满，最多也只是默默无言而已。上述这段隐含不露、极为简略的文字，其实已经反映出兄弟二人对于祖父情感的明显差异。
不管怎么说，周福清毕竟是点过翰林的人，他所遭遇的“科场贿赂案”，也很有可能在他的日记中有所记录和反映。无论如何，周福清记载了数十年的日记，至少是一份晚清时期的士人私人史。虽然今人对于周福清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鲁迅的兴趣（但别忘了，至少还有一个周作人），然而，恰恰是鲁迅，把本来对于他和他的家族认识有关的一份背景材料，焚烧一空。
鲁迅焚烧祖父日记，在其举家北迁之时，即1919年年底。这次焚烧事件，是否跟《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有关呢？
鲁迅对于其祖父周福清的这种疏离、反感和排斥，在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清晰地反映出来。仍是周冠五所著《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书中，《我的杂忆》一段，有如下一段文字：
年纪大的人感到他（指鲁迅）脾气古怪，很讨厌他，他对老的人更加讨厌，不愿和他们见面，甚至自己的祖父也是如此。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他父亲房里，鲁迅从日本放假回来陪我们很欢乐的谈话，他还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点冲开水叫大家尝尝，又拿香烟和麦尔登糖出来，分给大家吃。这时他祖父唤他：“阿樟”，他赶紧出去，祖父问他：“阿樟，日本人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和中国比较怎样？”鲁迅回答四个字：“没有什么！”马上转头就走了。
这是鲁迅跟周福清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周福清已是台门里一位非常寂寞的老人，第二年，周福清就去世了。当时鲁迅已从弘文学院毕业，准备前往仙台医专就读，期间正在办理相关入学手续，鲁迅没有回国为祖父奔丧。
三十年后，日本青年增田涉跟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在闲聊中，增田涉发现了鲁迅对其祖父的某种感情倾向：
鲁迅说过，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但是，他又说，因为读《西游记》，开始觉得书本有趣，所以读起书来。他还说，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经过国家最高级考试的，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他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但是后来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员，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的试卷，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听了这话，我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这儿，也可以看到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
增田涉所说鲁迅看到祖父进士的试卷，指的是周福清殿试时的策论，是许寿裳在工作时发现的，当时的《鲁迅日记》里有记载：
季巿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鲁迅日记》1912年9月21日）
鲁迅说到祖父周福清时，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让增田涉这位日本青年，竟然从中读出了“报复”的感觉？
如果比较一下鲁迅三兄弟对于祖父周福清的态度，我们会发现，周作人相比于鲁迅，显然要平和一些。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本来一直陪伴他的幼子伯升（与鲁迅同年而稍小的叔父），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了，于是周福清让周作人顶替伯升到杭州去陪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说：
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指周福清在鲁迅曾祖母的丧事中的粗暴表现）显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
周福清对周作人所做的最为苛刻的事，是叫他去菜市场买豆腐时，也必须得穿上长衫。这让周作人很受不了，使他产生了脱逃家庭，前往南京读书的念头。（《知堂回想录·脱逃》）
周福清去世时，周作人刚好从南京学堂回家。于是，他便顶替大哥鲁迅作为承重孙（周作人猜想，因为小叔伯升是庶出，所以，丧仪由承重孙来出面）。周作人笔下，对于家族里的众多人士，皆有臧否褒贬，但对于祖父的叙述、评议尚算公允持中，说不上有多少好感，但也没有鲁迅的激烈姿态和举动。
也许真是越有才华越难相处，鲁迅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对于祖父的态度最为正面。周建人也是兄弟三人中，与祖父相处时间最久的一个。他对祖父的记忆和描述，几乎完全是正面和温馨的，直到晚年，周建人仍然称祖父是“慈祥而可爱的老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让人难忘的细节之一，是周福清鼓励周建人玩风筝，并亲自“戏棍”给周建人看（时周福清已年逾花甲），没有一丝一毫所谓大家长的威严和古板，完全是一幅古典中国的祖孙怡乐图。
最明显的差异是，祖父周福清几乎从未在鲁迅笔下出现，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笔下，祖父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丰富的形象。
那么，鲁迅和祖父周福清之间，多少带有“敌意”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呢？
周建人在他的文章里，对鲁迅何以跟祖父关系不好，作了几点分析。
他认为首先是思想的差异。
鲁迅与其祖父思想的差异，是自不待言的事。思想的差异，当然有可能造成关系的隔膜和疏远，但却不必然造成感情的对立和敌意。鲁迅去南京学堂读书，是靠了叔祖周庆蕃的关系，但这位叔祖，却是一位思想颇为落后——据周作人后来的记述，此人道德好像也有问题——的人士。正是这位叔祖，帮鲁迅改名为周树人，名字改得不错，但改名的理由，却有些可笑，他认为进洋学堂不是件光彩的事，不宜用族谱上的正式名字。后来，这位叔祖因为鲁迅爱看维新派的书籍，担心鲁迅思想出问题，就要鲁迅抄写守旧大臣许应骙（许广平祖父）的奏章。但鲁迅对这位叔祖，虽曾有过微词，感情上却似乎没有什么敌意。
相比于叔祖周庆蕃，鲁迅自己的祖父周福清在思想上倒要算是开明和先进的，当然，其中过时的东西也不少，尤其是孝道。
鲁迅与祖父的思想差异，也许肯定在两人的关系中，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程度，不应被过分想象和夸大。
周建人所说的第二个原因，是祖父的好骂人。“祖父极喜欢骂人……鲁迅听了也不大舒服，这些也就是不大喜欢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直接的原因，不管你有怎样的地位和高见，如果每天总是喋喋不休以骂人的方式来传道施教，那任何人都只有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乃至心怀怨恨。
周建人所说的第三个原因，听上去有点特别：纳妾。据说周福清前后有过三房妾室。周福清1894年回家，又带回一位与其小女年龄相若的潘氏。鲁迅为何对祖父的纳妾特别反感，这多少有点让人好奇（也许跟他对蒋氏祖母的感情有关）。焚烧祖父日记时，鲁迅就特别强调了姨太太。鲁迅日后所写杂文及其他作品中，有多处攻击中国男人纳妾的文字，给人印象深刻。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于祖父带回来的妾室潘氏，像对其祖父一样，从未在笔下，乃至口头提到过，但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书中，对潘氏却留下了颇为细致而生动的叙述，并被塑造为一种值得同情的形象。周作人在数十年后还给她写过几行诗，周建人则始终尊敬地称她为“泮（潘）庶祖母”。三兄弟唯一的叔父伯升，是周福清另一位湖北籍妾室所生，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笔下，不约而同地呈现为一位风流倜傥、非常鲜亮、非常聪明、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身世和举止，很难让人不为之心生感慨。周作人和周建人，都跟这位年龄相近的小叔，建立了真挚的超越一般叔侄关系的情谊，并在其所著中清晰流露。而鲁迅对于这位小叔，迄今为止留下的全部笔迹，是《鲁迅日记》里的三句话——前两次是“得升叔信，九江发”，最后一次是“三弟来信，言升叔殁于南京。”还有就是在得知周伯升死讯后，《致许寿裳》（1918年3月10日）书信里的几句：
家叔（案即周伯升）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至于善后，则殆无从措手。既须谋食，更不遐清理纠葛，徜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后面几句，我不敢十分肯定是否与周伯升之死有关。）
跟他两位兄弟相比，鲁迅对小叔伯升的态度，很难说不跟鲁迅对于祖父纳妾的心理有关。
除此之外，鲁迅跟祖父之间的情感状态，呈现出负面性的一面，是否还跟其它有关呢？
科场案
由于祖父犯下的科场贿赂案，给鲁迅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带来的影响，已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事，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一个关键和重要原因，而且是源头性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当时人和后来人，基本持了一种大致相近的看法。华人学者房兆楹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关于周福清的史料》，原载1957年12月31日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转见于《鲁迅研究资料》7），这其实基本反映了一种历来的公论。周福清从犯案到案发，从历史情境的角度看，更像是一桩“击鼓传花”游戏和俄罗斯轮盘赌的结果。然而虽说如此，作为与事无涉的旁观者，容易持客观、平允之论，表以同情心，但作为案件利害直接相关人，尤其是对年方青少、正值敏感之时的鲁迅来说，此事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就真是不足为他人道也！这也跟鲁迅的个性紧密相联，共同作用。周作人曾在文中说：“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鲁迅的青年时代·避难》）
骤然遭遇家庭变故的人很多，但造成鲁迅式效果的，却很罕见。也许鲁迅在平静、理性的心情下，也能达到像一般人对于祖父的理解和同情，但此事给他个人带来的刺激和伤痛（鲁迅父亲的死，也与此有关），却是长久难以弥平的。周福清因为这件事情，不幸成为周氏家族史上的梁武帝和唐玄宗，所谓成败皆由一人。一时的荣耀，给偌大的家庭带来恒久的创痛和毁灭。所以假如说此事在鲁迅与祖父之间，刻下了什么隐隐的裂痕，那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如果还要在鲁迅与其祖父的对立之间，寻找其他原因的话，我联想到的，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著《神谱》中，写到的克洛诺斯与宙斯的弑父故事，以及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阐发的理论。在鲁迅的家族中，唯一能对日后成为一代文豪的鲁迅构成超越性障碍的，无疑就是翰林祖父周福清了。翰林，在漫长的科举时代，几乎是文人学士所能达到的属于官方体制内的巅峰。当然，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所谓的原因，显然不具有太充分的独立性和显豁性，它就像“杀父娶母”的隐喻一样幽微难言，需要跟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寻觅到它的踪影。
本文摘自黄坚所著《桃花树下的鲁迅》（九州出版社·胡杨文化，2020年9月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