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藏书

柳亚子（1887—1958）初名慰高，更名弃疾，字安如，改字亚庐，号亚子，江苏省吴江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创办南社。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工旧体诗，尤长七言。有《磨剑室诗词集》等。

柳亚子

光绪三十二年（1906），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做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关于他的履历，大多数资料上讲的都是其从政经历，社会上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其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类是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另一类是关于南明史的文献。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乡邦文献的收藏，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道：“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收藏，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可见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柳亚子的所为不限于此，他除了自己收藏这些乡邦文献外，难得的是，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道：“1918 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

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费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 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 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 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这是为了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而这种做法，我知道的仅有他一人。

柳亚子故居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他还动员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助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通，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十二岁，就已经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道：“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 年起到1927 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

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收藏是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接触了大量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道：“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鳞次栉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以上所言，只是讲述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只好通过上海的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书中说道：“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 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五十六卷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 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是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 年11 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后来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他在香港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 年12月8 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子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那些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以上内容节选自韦力先生新著《书楼探踪·江苏卷》（华文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