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出来的。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一、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
1937年5月20日，毕加索在巴黎格兰·奥古斯丁大街的公寓里画《格尔尼卡》，乔治·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挨了枪子儿。
那一天黎明破晓，奥威尔在战壕里与等待换岗的哨兵聊天。两人背对着东边，倒霉蛋把脑袋探出了胸墙，他的头部轮廓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晰地显露出来。突然，一声巨响和一道光亮笼罩了他。奥威尔感觉自己犹如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麻木，头晕目眩，而后，膝盖一软，仰面跌倒，就像《格尔尼卡》画面底部手握断剑的士兵。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嘴里吐着血沫，发不出声，但意识尚存。当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上担架时，他迷迷糊糊地听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在喉咙，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
幸运的是，奥威尔没死。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但放过了他的颈动脉，子弹和动脉之间的距离不到一毫米。在救治他的医生看来，这位伤兵是以被子弹打穿脖子而不死来证明老天的仁慈。枪伤给奥威尔造成的后遗症是，短时期内一侧声带受损和右手食指麻木。6月20日，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三天后，他拿着英领馆的旅行文件，告别了西班牙，也告别了西班牙内战。
过去六个月，是一段梦想破灭的旅程。
六个月前，奥威尔准备奔赴西班牙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心气。那时，他同第一任妻子艾琳刚刚结婚，在赫特福德郡乡村过着简朴但尚算安稳的生活，纪实作品《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写作也已经接近尾声。对于终身受结核病困扰的奥威尔来说，如果没有佛朗哥，当务之急是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可是西班牙内战爆发，让他有了赴汤蹈火的冲动。奥威尔想去西班牙，但他不想做煞有介事的观察者或浮光掠影的漫游者，几周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他真想去打仗。朴素的动机，令奥威尔比之诗人奥登之流，有了更惹眼的男子汉气概。不过所谓男子汉气概，在奥威尔的朋友、作家亨利·米勒看来，纯属愚蠢的、莽夫式的理想主义。
莽夫最初去找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此人控制着国际纵队里的英国志愿者。但波利特认为他政治不可靠，他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对左派的不敬之词，遂拒绝了他。莽夫转而求助英国独立工党，独立工党把他派发给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统工党）。奥威尔成了马统工党下属民兵组织的一名英籍志愿者，被编入列宁师，花名册上写着：杂货商埃里克·布莱尔，33岁。埃里克·布莱尔是他真实的名字，开杂货铺是他正经的营生。
奥威尔于1936年圣诞节抵达巴塞罗那，带着亨利·米勒送他的皮夹克和仅够应付饭馆跑堂的加泰罗尼亚语。这是一座无政府主义者扮演上帝的城市，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所有的建筑都控制在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红黑双色旗，墙面上的涂鸦是锤子和镰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座教堂都遭到了破坏，神像都被焚毁。唯一幸存下来的是神圣家族教堂，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极具艺术价值”。
在巴塞罗那，有一种瞬间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幻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齿轮。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服务生的脸上没有卑微，他们大胆直视着客人的脸，礼节性套话消失了，“你”代替了“您”、“同志”代替了“先生”。所有的店铺均被收归集体所有，而妓女被逼娼为良。
因战争而导致的物资匮乏和食物短缺，也始终困扰着巴塞罗那。未来的西德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利·勃兰特比奥威尔晚45天来到巴塞罗那，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北欧报纸的战地记者。勃兰特用一种调侃的语调评价眼前的亢奋与贫乏：“你很快就会习惯几乎没有东西可吃，拿红葡萄酒聊以充饥，顶多吃一些橄榄；你很快也会发现，付小费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礼貌的。”
勃兰特对巴塞罗那所闻所见有感而发时，奥威尔已经离开。奥威尔只在巴塞罗那待了七天，便被派往阿拉贡。在开往阿拉贡的列车上，奥威尔吃着肥皂味的香肠，喝着红葡萄酒。两人唯一一次同时出现在巴塞罗那，在三个半月后，准确讲是1937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奥威尔回来休假。短短半个月，他们共同见证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勃兰特的定义。然而，勃兰特并不认识英籍志愿兵埃里克·布莱尔，奥威尔对23岁的德国社民党党员勃兰特也一无所知。
在阿拉贡的奥威尔，领略了西班牙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面。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在行，唯独打仗例外。他们的极端低效和反强迫症人格，让奥威尔怀疑人生。有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诅咒交通信号灯，因为它干涉了他的驾驶自由。
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是无政府主义军事风格的集大成者。他们战训不足、装备更不足，即使有也是既老又旧，一战时的武器已属上品，绝大多数士兵用的是1890年生产的毛瑟步枪，配发的手榴弹由于导火索不可靠，往往尚未出手就已爆炸。使用劣质武器的，主要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乌合之众的战术，是低配版的堑壕战。他们蜷缩在初春的战壕里，忍受着寒冷、饥饿、困倦和零星的枪声，身边窜来窜去的老鼠比敌人更令人心烦意乱。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推进战线几无可能，拉锯是常态。毕竟，佛朗哥叛军也面临着相同问题：武器和弹药不足。更何况，叛军也是由多血质的西班牙人组成。
奥威尔将阿拉贡的经历称为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他招供：“从1月到3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或者说只发生过几次很小的冲突。3月，在韦斯卡周围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我自己只在战斗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奥威尔的战友、比利时人乔治·柯普则说，这不是战争，只是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
苏联作家、未经总编批准便擅自前往西班牙的《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有幸成为喜剧的目击者。1936至1937年，他多次出没于阿拉贡地区。1937年3月，共和派部队围攻韦斯卡时，爱伦堡也在前线。很巧，他采访的部队正是奥威尔所属的列宁师。无法确认爱伦堡是否在前线见过一位上穿黄色皮夹克、下套灯芯绒马裤、头戴黑褐色钢盔、扛着老式德国步枪的高个子英国人。反正，在他给《消息报》发回的几十篇战地报道中对奥威尔未着一字。奥威尔也未在回忆中提及爱伦堡。两人同在前线，互不知晓。但爱伦堡的报道却佐证了战事乏善可陈，他写道：韦斯卡战役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像样的战斗。给爱伦堡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是阿拉贡地区光秃秃的山坡和火红色的岩石。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可有可无，1937年3月底，奥威尔借手部伤口清创手术的机会离开了阿拉贡，4月底他回到巴塞罗那休假。事实上，奥威尔有着更大的抱负或者说幻想，他想去马德里投奔国际纵队，打更带劲儿的仗。这是奥威尔第二次动加入国际纵队的念头，第一次他在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那儿碰了壁，第二次他连碰壁的机会都没有。对于这位当了祖传银器来为马统工党战斗的英国人，莫斯科给出了差评。在莫斯科眼里，马统工党等于托派，等于第五纵队。众所周知，莫斯科是国际纵队的老大哥，也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老大哥。
一厢情愿的奥威尔，自然不知道远在莫斯科的老大哥正注视着他的，他也不知道共和派内部是何等派别林立。共和派内部的矛盾，甚至大过共和派与佛朗哥之间的矛盾，而反对佛朗哥原本是把各个派别勉强捏合在一起的虚拟理由。
好在现实教育了莽夫，让他迅速成熟起来，变得清醒而冷峻。回到巴塞罗那，奥威尔第一眼就发现了此处的变化：革命气氛消失了，至少高潮已经退去。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搔首弄姿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宾馆里，服务生又穿上了上浆的衬衫，一起回来的是阿谀奉承和小费。
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国民警卫队，代表政府收缴民兵枪支、整编民兵武装。冲突在所难免。
1937年5月3日，战斗爆发。触发点是巴塞罗那电话局，这里原来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国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管理不满，企图夺取，无政府主义者予以拒绝并开火。战斗随即蔓延到整个城市，街垒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展开，巴塞罗那陷入瘫痪。
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别的马统工党也卷入了战斗，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只有60杆步枪。奥威尔于战斗爆发次日赶到马统工党总部，他被派往总部正对面的波利罗马电影院执勤。此后三天三夜，他一直蹲守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塔楼。透过塔楼小小的窗户，他看到了周边数英里的景观：细瘦高耸的楼房，耀眼的彩色瓦片、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望去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海面，这是奥威尔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
奥威尔在波利罗马电影院塔楼眺望地中海的那几天，勃兰特马统工党总部收集采访素材。两人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隔着街道相互喊话。但时空的交集，只有轨迹意义，却没有任何社交价值，他们并不自知。
对于“内战中的内战”，勃兰特给出了充满调和意味的解释：马统工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错误的，西班牙共产党对之镇压则显得用力过猛。勃兰特的说辞暗合了某种现实的政治逻辑：无政府主义者会成为所有政府的敌人，哪怕执政者是他们曾经的盟友。
后来公布的档案表明，勃兰特抱有太多的善意。早在1936年12月，也就是奥威尔来到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对西班牙共产党下达了剿灭马统工党的密令，“内战中的内战”无非在执行这道密令。为此付出的代价是400人丧生、1000人受伤。
血腥一周后，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了人民军。巴塞罗那的秩序恢复，西班牙共产党和国民警卫队成了新秩序的裁判。街垒被清除、武器被收缴、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来、他们的报纸被查封或受到严格审查。一幅显然是巴塞罗那地方政府授意的海报贴遍了大街小巷，海报上一位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带有纳粹卐标记的丑陋嘴脸。坐实了，这个不情愿地被打上托派烙印的左翼小党将承担所有罪责。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在一年后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奥威尔不无痛心地写道：战斗结束，气氛却变得更加沉重紧张。
人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在保留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跟与你政治立场相左的人举杯共饮。打倒法西斯、反对佛朗哥，也不是求同存异的理由，共和派的统一战线名存实亡，西班牙共产党的号令被定于一尊。秘密警察开始登记、追查、逮捕“暴乱”的策划者、参与者和“纳粹派遣的间谍”，收网有条不紊。
当然，奥威尔在局势明朗前就离开了巴塞罗那。5月10日，他重回韦斯卡前线。与这位“托派分子”兼“革命叛徒”并肩作战的，就有西班牙共产党的战士。前线是另一个世界，战壕里的士兵无暇顾及也无心过问战壕后方哪怕一千米发生了些什么。
稍显遗憾，令人心醉的袍泽之谊仅维系了10天，5月20日奥威尔中弹受伤。
6月20日，他再度回到巴塞罗那，马统工党已成非法组织。当天，他的比利时籍战友乔治·柯普被秘密警察逮捕；次日，传来了马统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宁被处决的消息，行刑者是苏联内务部人员……
西班牙再也容不下奥威尔了，更确切地说，奥威尔再也无法忍受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了。在这个被理想火焰点燃的遥远国度，高个子英国佬不慎窥视到了光芒下的阴影。诚然，他来的时候也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他涉足的地区也仅限于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甚至没能前往战斗激烈得多的马德里。但拥有敏锐直觉的他，还是从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局部洞悉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譬如根植于人性的残暴和虚伪。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均匀散布于内战的对立双方、各条战壕。无论是佛朗哥派还是共和派，都有可能失手将内心之恶放出囚笼。有时，天真和单纯是可笑的，因为善意也会铺就通往地狱的路。有时，理想主义以及与之伴生的各种高蹈话语，会让人失重、叫人沮丧。奥威尔预见到了某种观念或者立场膨胀到极致的可怕后果，那种专横独断、排斥异己、不择手段，已与极权主义无异，它终将反噬个人自由。
逃离西班牙的奥威尔，也逃离了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的谎言和荒唐。此时的他，已经是人们熟悉的、日后写下《动物庄园》和《1984》的奥威尔，一个因满嘴政治学怪话而令人着迷的作家。
二、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
如果罗伯特·卡帕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推迟几个月，他有可能拍下奥威尔中弹的瞬间。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战场照片《倒下的士兵》，可能会换一个主角。上述假设并非异想天开，这个历史巧合几乎完成了99%。奥威尔真想上战场，卡帕真想拍战场。卡帕第一次来到西班牙，赶赴的第一个战场就是韦斯卡，拍摄的部队正是奥威尔后来加盟的列宁师。
不过，卡帕还是去早了，1936年8月底。那时，离奥威尔来到西班牙还有四个月，离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中弹还有九个月。
与后来奥威尔的观感类似，韦斯卡前线在卡帕看来不值得浪费胶卷，想必也不值得浪费时间。没待几天，卡帕便带着女友格尔达·塔罗前往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在科尔多瓦，好运撞上了这个23岁的、籍籍无名的匈牙利小子。哦，他原名叫安德鲁·弗里德曼，他那红发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女友原名叫格尔达·波霍里耶。“卡帕”是女友塔罗为了照片营销而杜撰的，女孩为何改名“塔罗”？因为波霍里耶几乎无法发音。一对犹太小恋人，在巴黎玩的小花絮。
回到战场，有真正战斗和死亡的地方。1936年9月5日，科尔多瓦。那天下午，卡帕跟拍一队共和派民兵。在穆里亚诺山一处没有掩护的坡地，民兵被佛朗哥叛军的一挺机枪封住了道路。民兵连续三次试图突破机枪的封锁，都被像割草一样撂倒在地。当民兵第四次发起冲锋，躲在战壕里的卡帕将他的相机举过头顶，他甚至没有朝外看，就胡乱按下了快门。未曾想，镜头和子弹在同一瞬间捕捉到了一位正冲出战壕的士兵。不幸的主人公叫费德里科·波莱尔·加西亚，头部中弹，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生命定格在24岁。
这张照片18天后首发于《看到了》杂志，照片标题是《倒下的士兵》，摄影师署名：卡帕。《倒下的士兵》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宣示了摄影是一门勇气高于技巧的艺术。对于摄影师来说，拍什么比怎么拍重要。卡帕深谙此道，所以他成了摆弄莱卡的但丁和米开朗琪罗。
《倒下的士兵》
《看到了》杂志刊发这张经典照片时，卡帕并不知晓，他甚至不知道那位牺牲战士的名字。照片也不是卡帕本人冲洗的，他将胶卷直接送回了巴黎。随后，他又在西班牙逗留了三个月，于1936年12月初回到法国。到了巴黎，卡帕才知道塔罗为他精心杜撰出的名字份量有多重，他的头衔“摄影师”前面无可挽回地加上了“著名”二字。
卡帕生活的宁静被两个因素打破：《倒下的士兵》带来的名声，以及非议。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假，认为《倒下的士兵》是摆拍照。卡帕是导演，波莱尔是演员。也有人探讨照片背后的伦理，认为《倒下的士兵》是在消费一个人的痛苦和死亡。卡帕是猎手，波莱尔是猎物。
最大的争议则是关于拍摄者，究竟谁拍下了《倒下的士兵》，卡帕还是卡帕的女友塔罗？如果说卡帕始终尾随着战火，那么塔罗就始终尾随着卡帕。至少，在两人的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时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期间，塔罗拍的照片都没有署名，要么就是用卡帕的名字。在署名卡帕的照片中，究竟有哪些是塔罗按下的快门？没人说得清楚。
第二次西班牙之行，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拍摄的部分照片采用了古怪的署名方式：卡帕及塔罗。那是1937年春天，奥威尔正在韦斯卡前线战壕里驱赶老鼠。但这一次卡帕及塔罗没去韦斯卡，他们去的还是安达卢西亚。在阿尔梅里亚，卡帕亲眼目睹了一起针对平民的暴行。
那时佛朗哥叛军围攻马拉加，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城市。他们沿着海岸的道路，徒步前往共和派控制的阿尔梅里亚。数以百计的人，因饥饿和劳累倒在了路旁。携家带口的成年人，恳求路过的卡车司机捎带上他们的孩子，虽然他们知道此一别恐是永诀。3月初的某一天，卡帕正在拍摄撤退的难民。忽然叛军飞机来袭，它们在难民队伍上空来回往返、俯冲扫射，弹痕在地面上画出了别致的线条，最终线条涂满了难民行经的道路。烟尘散去，尸横遍野。
卡帕在惊魂未定的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加拿大人正对着飞机离去的方向骂Fuck。他那辆流动输血车里贮存的血液，根本不足以救助如此之多的伤者，而且前方还有大批伤兵等着手术。这个加拿大人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共产国际医疗队的成员。不久后，他将受瑞典女友卡莎间谍嫌疑的牵连，被迫离开西班牙。
卡帕与白求恩，共同见证了阿尔梅里亚附近的惨剧。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人曾在惨剧现场有过近距离接触。后来，卡帕甚至与白求恩医疗队的政委泰德·艾伦成了朋友。不知为何，卡帕及塔罗为此拍下的无数照片中并没有白求恩的形象。问题不大，两人交集不限于此。1938年，他们又分头来到了中国。只是，他们在中国分属于不同的战场。卡帕拍武汉会战的时候，白求恩正在五台山野战医院讲授血型鉴定。有些宿命，这个O型血的暴脾气加拿大人，却因手术感染而死于败血症。中国人永远记得他。
阿尔梅里亚惨剧当月月底，卡帕及塔罗来到了马德里，住在佛罗里达酒店。在这栋被叛军炮弹炸出几个窟窿的建筑物里，住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美国人，手里拿着他的Logo——装着威士忌的军用水壶。匈牙利小子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完美的初印象，海明威喜欢卡帕的自来熟和幽默感，卡帕则为海明威那种裹挟人心的神奇力量所折服。关键是，卡帕和海明威都不惧战火，愿意深入战壕去报道战况，而不是躲在后方抄袭前线传来的战报。在自传《失焦》里，卡帕记下了这次朝觐：“我们第一次相遇是1937年，在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当时，我是个靠自由投稿混饭吃的摄影师，而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诨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认其为父了。”这是伟大友谊的开始，此后几年，“老爹”和卡帕的道路有多次交叉。海明威像树干，卡帕是藤条，前者成了后者精神上的依靠。每当卡帕的内心沉入大海，海明威总能用自带的快活明媚将他打捞上岸。算起来，海明威只比卡帕大14岁。
卡帕
同样是1937年3月，比卡帕初识海明威稍早几天，马德里盖洛德旅馆，苏联作家爱伦堡也见到了他的偶像海明威，而爱伦堡比海明威还要大八岁。与卡帕的印象稍有出入，爱伦堡眼里的海明威是年轻的、精瘦的，以至于10年后当爱伦堡看到相片上那位蓄着花白胡子、身材臃肿的老祖父时，他简直无法相信。
是的，那时候世界都还年轻。年轻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或者错失些什么。
1937年7月，卡帕回巴黎办事，塔罗独自留在马德里采访。由此，她照片的署名改成了：摄影师塔罗。早已为人所知的“小红狐”终于单飞，和卡帕一样，而且塔罗婀娜的腰身上还多了一件卡帕没有的东西，左轮手枪。
挎着左轮手枪的塔罗，奔走在马德里附近的战场。马德里西边的布伦莱特是她最重要的取景地，敌我双方共有15万人在此绞杀。战况之惨烈，触动了塔罗，她莫名对朋友说：“想起那些极优秀的人在战争中死去，你会产生很荒谬的想法，觉得自己今天还活在世上是不公平的。”说这话时是1937年7月上旬，下旬，塔罗兑现了自己说的话。
7月26日凌晨，塔罗在布伦莱特前线拍摄完毕，搭一辆巡逻车回马德里。与塔罗同行的是泰德·艾伦，白求恩医疗队的政委。不巧，赶上了叛军飞机的轰炸。一辆共和派的坦克，可能是为了躲避飞机的扫射，如失控般猛地撞到了巡逻车。艾伦被甩出了车子，腿部受伤。塔罗没被甩出车子，但身体被挤扁，腹部被撕开，她嘴里喃喃着“我的相机”……
次日，人在巴黎的卡帕随手翻阅《人性报》，里面有一则来自西班牙的简报：法国记者塔罗小姐，在布伦莱特的战斗中被打死。读报人呆若木鸡。
发明“卡帕”的人死了，卡帕的一部分也随着她一同死去。两周闭门绝食之后，卡帕从此嗜酒如命。
酒能让他微笑着面对生活，但世界并未因他的微笑而变得更好。中国之行，武汉沦陷。再度回到西班牙，局势已岌岌可危。卡帕来西班牙的初衷，是为了拍摄共和派的胜利。可笑的是，收入他镜头的却是共和派的失败，不断的失败。卡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组照片，拍摄于1939年1月28日。冬日的寒风中，一排被打败的共和派士兵，在一位宪兵的带领下跨境进入法国，被丢弃的武器装备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绝望。卡帕随着士兵一起离开了西班牙，身后的土地是他心中的一座坟。
三、有人在单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视着你
1937年3月，爱伦堡在马德里盖洛德旅馆初次见到海明威，其实是一场偶遇。海明威到盖洛德旅馆真正要见的人，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此人的公开身份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苏联顾问，实际职务是内务部驻马德里情报站站长，老大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总代理。对奥威尔政治倾向的差评报告、对马统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宁执行死刑的命令、对白求恩女友卡莎的间谍调查结论，都由奥尔洛夫签署。当然，上述人等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在单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视着他们，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奥尔洛夫对海明威的研究，始于两年前。海明威在《新群众》杂志发表了《谁杀死了老兵》一文，硬汉在文中怒斥美国政府全然不顾劳工死活。更让奥尔洛夫感兴趣的，是海明威在左翼文人圈子里的巨大号召力。就像卡帕所说，海明威能让人不由自主产生模仿的冲动，行文、语气、表情，乃至是口头禅。
奥尔洛夫决心将海明威争取过来，一次难度不逊于策反剑桥五杰的操作。他在盖洛德旅馆约请了海明威，此处实际上是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俱乐部。一个离战火只有几公里却安然无恙，且永远不缺鱼子酱和伏特加的地方。他们的牵线人是荷兰籍纪录片导演、至死不渝的共产党人尤里斯·伊文思。
此番现身马德里，是内战爆发后，海明威的首度西班牙之行。他要为共和派拍摄纪录片《战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伊文思是海明威的合作伙伴，另一位合作伙伴是小说家多斯·帕索斯。
1937年在西班牙的海明威（中）
这是一个奇异的制片组合。海明威一心扑在纪录片的拍摄上，不断跟着共和派部队往前线跑，甚至冲到了两军对垒的无人地带。他与其说是一位记者，不如说是一位兼职采访的老兵。在海明威的战地记者生涯里，他保持了全勤的参战纪录，并在多数战斗中亲手杀过敌人。伊文思则负责开列采访清单，拟定路线，安排交通，保管设备，分配物资，并时不时地提醒海明威：管着点多斯·帕索斯。
多斯·帕索斯是团队里的异数，他对拍摄共和派似乎热情不高，他真正的兴趣是揭开好友罗夫莱斯死亡的真相。罗夫莱斯是西裔美国人，内战爆发时他刚好在马德里，便留下来为共和政府服务，担任共和政府与苏联顾问之间的口译员。1936年秋，罗夫莱斯突遭秘密警察逮捕。年底，他作为“法西斯的探子”被处决。但多斯·帕索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罗夫莱斯是被俄国特工灭口的，他知道太多共和派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
罗夫莱斯，是打在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之间的一个楔子。致命的争吵，发生在1937年5月11日，摄制组完成西班牙前线的拍摄，回到巴黎。海明威清楚，由于多斯·帕索斯的调查，摄制组带回美国的必定不仅是共和派浴血奋战的影像，还有关于罗夫莱斯之死的内幕。海明威质问多斯·帕索斯：“你准备就罗夫莱斯的事对公众说些什么？”多斯·帕索斯反问：“如果一面为捍卫公民自由而战，一面又在破坏公民自由，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海明威丢下一句：你他妈扯淡！
海明威并不知道，在他和多斯·帕索斯之间，除了罗夫莱斯，还有一个更大的楔子，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就在与海明威争吵前几天，多斯·帕索斯在巴塞罗那见到了奥威尔，他刚刚结束了在波利罗马电影院塔楼的蹲守。作为失败的无政府主义一方，奥威尔向多斯·帕索斯讲述了“内战中的内战”的真相：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谎言。多斯·帕索斯发现，奥威尔“脸上有一种病态的憔悴”。
巴黎争吵之后，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分道扬镳。1937年夏天，当《战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在美国各地巡演，致谢的制片团队里不见了多斯·帕索斯的身影。
1937年9月，海明威重返西班牙。但伊文思没来，荷兰人受共产国际派遣，前往中国。与海明威同行的是女记者玛莎·格尔霍恩，一位身材苗条的金发美人。内战期间，海明威四次西班牙之行，格尔霍恩全部陪同，后来她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这一次，奥尔洛夫为海明威作了特殊的安排。他亲自在贝尼玛米特秘密营地款待了海明威，并促成了海明威对阿尔凡布拉的探访。在那里，海明威与共产党游击队共度了四天时光，并参加了游击队袭击叛军火车的行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即以此为背景。书中，作家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进行了微调，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炸桥的地点改在了瓜达拉哈拉，时间前移至1937年五月底的一个周末。对对表，脖子中弹的奥威尔那时正在医院里打吗啡镇痛。
对阿尔凡布拉的探访，加深了海明威对奥尔洛夫的信任。两人的下一次见面在1937年11月，盖洛德旅馆举办的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酒会。海明威借着酒劲，热忱讴歌了共和党人和国际纵队。鱼儿快上钩了。但情报人员的本能告诉奥尔洛夫，虽然海明威坚决支持共和政府，拥护共产国际，可他只能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道主义者、精力旺盛的户外爱好者。从个性上说，海明威绝对不是一个能派上大用场的间谍。垂钓者奥尔洛夫当时并未收线抬竿。
最终，代表苏联内务部正式招募了海明威的，是长期潜伏美国的老布尔什维克雅各布·戈洛斯。时间大约是1941年初，海明威和新婚妻子格尔霍恩动身来中国前。根据公布的内务部档案，该叫他“阿尔戈同志”。
而盖洛德旅馆的十月革命酒会，是奥尔洛夫与海明威的最后一次见面。斯大林大清洗的浪潮席卷而来，情报机构本身也未能幸免。1938年8月，已经嗅到死亡气息的奥尔洛夫带着家眷逃亡美国。此一去，隐姓埋名15年。
1953年，也就是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美国《生活》杂志开始连载《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书的作者正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逝世了，他曾经的代理人终于现身。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恼羞成怒，下令对奥尔洛夫进行审讯。然而，奥尔洛夫只是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却保守了他在欧洲从事情报工作的所有秘密。其中，就包括他与海明威的交往。
隐身美国的15年里，奥尔洛夫应该还是那个站在单向玻璃背后的人。此时的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也不肩负任何使命，他在进行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偷窥。对于海明威的一举一动，他更是洞若观火。1940年，海明威新作《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在这本被伊文思批为“退回原来非政治视角”的小说中，有个人物叫伐洛夫，他的原型就是奥尔洛夫。海明威并不知道，奥尔洛夫在悄悄地看着他，也在悄悄地看着他写的书。
《丧钟为谁而鸣》
奥尔洛夫的失踪，并不影响海明威为西班牙而战。拿海明威自己的话说，他“如此气急败坏地充满正义感”。可他的热情，无法阻止共和派在战场上的颓势。1938年10月，国际纵队解散，外国志愿兵将各奔东西。在巴萨罗娜举行的送别游行上，“热情之花”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发表了不负她绰号的演说：你们可以骄傲地踏上征程！你们是传奇！
与此同时，海明威却在瓦伦西亚的旅馆里失声痛哭。他知道，那些因正义感而来西班牙参战的家伙，将奔赴更凶险的前程。事实如此。来自英美的志愿者可以回家，但会因左翼倾向而受政府怀疑；来自苏联的志愿者也可以回家，但许多人回家后死于大清洗；而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志愿者，无家可归。
国际纵队解散不久，海明威最后一次离开了西班牙。此后，他在基韦斯特那栋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守望着西班牙共和国走向末日，满心悲怆。《丧钟为谁而鸣》开始动笔：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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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奥威尔是一座孤岛。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与介入其中的左翼文人接触不多，与海明威、卡帕等人没见过面。他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他甚至是自己的旁观者。超然视角，使得奥威尔能从高亢话语中看到危险的细节，看到意志因过于强大而强加于人的倾向。由此形成的不安和恐惧，缠绕了他一生。
根据海明威的单方面记载，在二战临近结束的1945年2月，他与身为战地记者的奥威尔在巴黎丽兹酒店终于见了一面。依然那么憔悴的奥威尔，向海明威借了一把手枪，因为他怀疑俄国人在追杀他。这是西班牙内战留下的创伤记忆。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曾像一家生意兴隆的青年旅舍。各地的年轻人，在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时间摹刻下了他们交错和叠加的轨迹。入住旅舍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自己被命运摆布。现在，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
奥威尔、卡帕、海明威，都曾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进入西班牙，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佛朗哥。但当他们走出西班牙时，都一脸失意。他们为之奋斗的一方，没能成为内战的胜利者。相反，他们之间却因党派偏见而势如水火，曾经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兵戎相见。理想散落，无人捡拾。
加缪说，在西班牙，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仍会被打败。西班牙发生的事，是一场纯粹个人意义上的悲剧。
奥威尔、卡帕、海明威的结局都有悲剧的因子。奥威尔于1950年1月因肺结核病逝，一个与恐惧一样，终身困扰他的问题。他是三个人中死得最早的，也是唯一寿终正寝的。卡帕于1954年5月在越南采访时不慎踩雷身亡。毕生追逐战火和死亡的人，在战火中见证了自己的死亡。但这一次他没来得及按快门。海明威于1961年7月在家里用猎枪打爆了自己的头。从不屈服于命运的硬汉，在他死前的20年，发现人生被一张无形的大网所笼罩，难以摆脱，也难以言表。于是，他以自主选择死亡的方式来证明命运并非无所不能。
纯粹个人意义上的悲剧，对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尤甚。
参考书目：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乔治·奥威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杰弗里·迈耶斯著， 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版
《卡帕传》，阿列克斯·凯尔肖著，海南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失焦》，罗伯特·卡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尼古拉斯·雷诺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丧钟为谁而鸣》，欧内斯特·海明威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
《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斯大林肃反秘史》，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伊利亚·爱伦堡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维利·勃兰特传》，维·赫·德拉特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版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倪慧如、邹宁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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