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与美学陷阱：从《素食主义者》英译谈起

一

2018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翻译工作坊首次见到了知名的英国韩语译者狄波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在那堂大师课上，她分享了自己翻译的一首韩国当代诗作，而后解释她在语词、句法，甚至标点分段上做出的种种选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某个意象在韩语原文中是一种苦涩的味觉，但是因为俚语的关系，如果按照原文直译到英语里，不仅完全不是苦涩的意思，还会造成一种错误的滑稽感，狄波拉说她在英语里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可以形容这种特别的苦涩滋味的词，而且，考虑到要在英语里重塑诗歌的韵律，她在译文里把这个味觉改成了嗅觉，与之对应，出现在原诗中的“舌头”也在英译中成了“鼻子”。

如果彼时的我不是已经师从爱荷华大学翻译系主任阿伦·阿吉（Aron Aji）学习了一年的文学翻译，我可能会被狄波拉的“篡改”之举震惊。成长于中文语境的我向来遵循翻译家严复的教诲：“信达雅”，且我深知“信”为三项准则之首，狄波拉的改动是否违背了这条金科玉律？

事实上，狄波拉的“篡改”早就引发过争议。2016年，由她翻译的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作品《素食主义者》（The Vegetarian）荣膺改革后首届英国“国际布克奖”，但不久之后，英语译文在国际文坛掀起的风暴一度被英国《卫报》戏称为“韩江门”。懂韩文的学者在对比原文和英文后大惊失色，直呼这是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现任教于韩国的学者查尔斯·尹（Charse Yun）先后在韩国媒体《揭秘韩国》和美国的《洛杉矶书评》发表文章，引用了一组梨花女子大学的调查数据：“（《素食主义者》）这部小说的百分之十点九属误译，百分之五点七的原文被省略，这还只是全书第一部的分析结果。”尹没有透露调查的具体方法，但是分享了他自己对比原文和史密斯译文后的发现：《素食主义者》里的翻译错误要“远高于任何专业译者”。尹同时还指出，因为这些“错误，删削和润饰”，韩江的行文风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素食主义者》的韩文版和英文版

在应《洛杉矶书评》邀请所撰写的回应文章里，狄波拉强调了艺术赋予文学翻译“二度创作的许可”（license）：从韩文翻译到英文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在两个迥异的文学传统之间迁徙，韩语更包容隐晦，重复和平淡，但是英语强调精准、凝练和优美。

言下之意，在作品“侨居异乡”的过程之中，免不了“入乡随俗”。

这些年从事中文小说英译的经验让我完全理解狄波拉的说法，但我也同时看到了文学翻译在帮作品“搬家”时所面对的更复杂的政治语境：在原文读者看来，所谓的“二度创作”本就是对原著的“不忠”乃至“背叛”；另一方面，即便“二度创作”成功地以目标文化的审美方式重建了作品的美感，这种重塑本身或许早就隐含了“讨好”目标读者之嫌？

二

国际翻译界流传着一句来自意大利的谚语：“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在任何文化里，翻译都被要求忠实于原文。这里的“忠实”二字很值得玩味，英语中经常使用的表达是“忠贞”（faithful或者fidelity），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这其中的性别隐喻，只有女性被要求对丈夫“忠贞”，也就是说，翻译似乎成了原著的“使女”（handmaid），完全不允许享有个体的存在。在中文语境中，“忠实”这个概念则带有更传统的“效忠”概念，即臣民应当毫无二心地侍奉君主。无论是何种语境，这种“忠实”的要求反映了普罗大众对翻译（包括文学翻译）的预设：翻译是次一等的存在，其唯一的价值就是不偏不倚地传达原文的旨意。

这种预设也决定了如今学界判定翻译质量高低的标准——以偏离原文的程度为坐标，偏差越大，质量越低，偏差越小，质量越高。通俗一点说，批评者所做的就是把原文和译文并列在一起，然后给出原文的直译作为参考，倘若译文做出了任何“改变”，那一定是原文对，译文错。

如果秉持这种想法，是很难欣赏文学翻译作为“二度创作”自身的价值以及必要性的。如学者瑞贝卡·沃格维茨（Rebecca L. Walkowitz）指出，译文其实是将原文读者排除在外的，史密斯的《素食主义者》英译是提供给那些无法阅读韩语的英语读者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衡量文学翻译的质量不应只从原文读者的角度（是否偏离原著）出发，也应考虑目标读者对“二度创作”的接受程度，按照接受美学理论之父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观点，经典作品只有当其被接受时才存在。

我在韩国朋友、中韩同声传译李晟（Sung Lee）的帮助下，逐句比照了中、英、韩三个版本的《素食主义者》，发现史密斯几乎在每一句话上都存在“改写”。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是不可饶恕的基本错误，比如语词错误（有两处史密斯把“手”和“脚”搞错了），比如弄错句子的主语，又或者同音异义字的混淆，但查尔斯·尹也坦言，这些错误“无伤大雅”，史密斯更实质性的“改写”是美学意义上的。

《素食主义者》中文版封面

正如史密斯所言，韩语以含蓄为美，英语则以清晰为美，于是，英译中选用的很多语词是韩语原词程度上的加深。延世大学韩语系教授张明乔（Jiong Myeong-Kyo，音译）比照过珍妮特·洪（Janet Hong）早先的《素食主义者》译本，在小说开头，洪遵照原文，把主人公英惠的外貌译为“皴裂的蜡黄皮肤”（chapped sallow skin），而史密斯的译文则是“病怏怏的黄疸色皮肤”（jaundiced, sickly-looking skin），在张明乔看来，史密斯“忽略了一个词，同时新增了一个原文中没有的词”。李晟告诉我，此处表达“蜡黄”的韩语词有“营养不良”和“病怏怏”的意思，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史密斯把这种隐含意明确了，洪所用的“蜡黄”（sallow）一词其实也是贴切的，但是史密斯把这个词放到了紧接着的一个句子里，这里涉及了文化语境的改写。原文中英惠“害怕张扬个性的黑白色着装”到了史密斯笔下成了“她腼腆的，黄蜡蜡的样子”，史密斯没有就《素食主义者》写下任何细节性的翻译笔记，但是，可以推测，很可能是因为“黑白色着装”在韩国可以给人“缺乏个性”的印象，然而在英国或许恰恰相反，所以史密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惑，改动了原文。

诸如此类为原文做阐释的改写几乎随处可见，有些部分的改动“尺寸”颇为惊人。比如，当叙事者，也就是英惠的丈夫发现了妻子的古怪行为之后，犹豫着要不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原文的意思更接近于：“如果心理疾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完全可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种奇怪的事情落到自己身上，我就不知所措了。”史密斯将同一段文字译为：“她没有毛病，我跟自己说，这种事情不算是什么真正的病。我努力不让自己陷入自省。这种怪异的情况不是我造成的。”几乎可以说史密斯的英译“面目全非”。我推想，这里也存在某种文化隔膜，在东亚文化里，我们把家人看成是自身的延展（当别人夸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说“哪里哪里”，这是因为我们下意识把孩子看成自身的延展，因而可以对这个延展的部分表达“自谦”，此处也一样，主人公很自然地说：“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并且，这段心理还含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潜台词，进一步解释了叙事者对请心理医生这件事的迟疑。这两条东亚文化暗码在当今的西方文化里似乎都显得难以理解，因而史密斯按照自己身为英国读者的“解读”对原文进行了“重组”。类似地，当叙事者就妻子的“病情”联系丈母娘，丈母娘口中的“我真是没脸见你”到了英语中就成了“你一定为她感到羞耻”，很可能，英国读者根本想不通为什么丈母娘会因为女儿得病而“没脸”见女婿。如此种种，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似乎成了某种类似word自动纠错软件的过滤和改写机制。

此外，史密斯还对原文做了大量的删节和增补。和东亚语言不同，英语对重复几乎毫无容忍力，这种重复不只是同一个语词的再度使用（英语中常见的写作规范是，相同的动作如果再次出现，合格的写作者至少会换一个不同的动词来进行描写），还有细微层面上的繁复。韩语和中文相似，会使用“手握”“脚踢”这样的表达方式，这里的“脚”和“手”到了英语里就成了冗余，史密斯对多出来的语词当然是“格杀勿论”，不仅如此，如果是相同含义的句子再次出现，她也会做相应的改写。

小说中有一处场景是叙事者带着已经成了素食主义者的妻子英惠来到高级餐馆，参加与上司和同事的聚餐。面对丈夫同事的寒暄，英惠的态度很冷漠。在原文中，这个意思是这么表达的：“她的冷淡回答证明了她无视这顿晚餐对我（叙事者）有多重要”，史密斯则将其译为“她的冷淡回答证明了她完全不顾现在的情形有多严峻”。意思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史密斯改动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避免重复，因为就在三个段落之前，叙事者已经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对妻子说：“我希望这顿晚饭顺顺利利。你知道这是老板第一次请我来这种场合。”）。丈夫的重复在中文和韩文的语境里被认为是“强调”，但在英语中就是拙劣的写作，因为英语读者无法从相同意思的复现中收获惊喜。

史密斯的“二度创作”在小说中英惠的梦境部分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密集使用片语句（sentence fragment，即缺乏句子成分的不完整句）来渲染主人公的不安感。在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千日的中译本里，这些句子大多都是完整的。我就此询问了李晟，她说，韩语中省略主语的句子很常见，读者会推知前一句的主语仍是下一句的主语，除非有新的主语句出现，而译为中文时，通常会依照中文习惯补充主语。但是，李晟同时指出，韩文中描写英惠梦境的语言风格迥异于小说主体的叙事口吻，读者会感到这些“破碎的意象联翩起伏，构成了某种喃喃自语”，仅此而言，史密斯的英译比千日的中译带给我更强烈的类似观感。但为了达成这种目的，史密斯会把韩语原文中“妨碍”这种效果的句子删去，比如小说里英惠的第二个梦境，她有一段看似繁碎的揣想“不知道是谁杀了人，也不知是谁瞬间就将尸体藏了起来……”在英语中这段话显得太过啰嗦，冗长，而且对于梦境而言，逻辑显得太过缜密，为了避免这些“美学上的失败”，史密斯再次挥起创作者的裁刀。

我很难用“信达雅”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史密斯的译本，“忠实”或者“背叛”这种附带沉重政治包袱的词汇或许只会让翻译偏离美学讨论这一重心。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按照英语读者的审美接受程度来评价这部“易容”的《素食主义者》，它无疑是成功的，它引起的巨大反响直接让原作者韩江跃升为世界级的作家，也让韩国文学受到国际瞩目。

三

尽管史密斯能够以美学理由来解释她所有除基本错误之外的改动，但是查尔斯·尹在《洛杉矶书评》上的批评也切中要害：这些微观层面的改动——加深语词程度，让文本隐晦的含义更直白，让美学风格更张扬等——累积起来，不仅形成了忒修斯之船的悖论，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小说人物的性格。按照韩国学者的描绘，原文中的英惠是一个“被动，梦游般的人物”，早已“被男权社会压垮”，但是英语中的英惠更主动，也更理性，讽刺的是，查尔斯·尹认为这种“重塑”或许是小说能在英国大获成功的原因，因为西方读者钟爱那些“掌握生命主动权，勇敢战胜困境的英雄”。

我在比对三个译本之后，感到叙事者的差异更明显，我就此询问了李晟，她和我有着类似的阅读体验：在韩语原文和接近于直译的中译里，叙事者几乎是透明的，他按部就班，随波逐流，对社会也好，对自身也好都不存在特别的意识，更别提反思，我没有办法用“好坏”这种二元概念来给他定性。但是，在英译本里，他几乎引起了我生理上的厌恶，他冷血，自私，是欺压妻子的男权社会中责无旁贷的一员。而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性格其实就是由一个个细小的美学选择造就的。我先前举到过这个例子，史密斯出于文化差异的顾虑，把丈夫面对妻子古怪行为的态度从“不知所措”改为了“与我无关”，再如把丈母娘对此的反应从道歉（“我真是没脸见你”）改为了对丈夫的人格判断（“你一定为她感到羞耻”），如此种种，一个自我中心的大男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英语翻译界，译者对原文进行编辑乃至删减是长久以来的通行惯例。我在之前刊登于The Millions的专栏文章里提过，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首先就是以“删节版”的形式在英语世界登场的，译者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至少删去了小说头尾两处关键的情景，一处是叙事者甫下榻旅店时看到一位老人埋在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药方堆里，另一处是故事尾声叙事者答应把一个刚失去儿子媳妇的老太太送回家。在英语译者看来，这两处“闲笔”与初恋这条小说主线毫无关联。我还在不少经典文学作品的英译本中——包括中国作家莫言、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目睹类似的“剪刀手”。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译者的“斧正”纯粹出于美学考量，但是这种所谓的西方美学价值本身是不是就是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甚至是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换而言之，在审美上西方不愿接受来自异域文化的挑战、影响和干扰，反而以对外语文本的“驯服”以巩固英语思维方式，这种翻译惯例本身是否已在透露一种文化“优越感”（想要进入英语世界，必须接受英语世界的改造）？我们可以拿中文翻译界的惯例做对比，我们更忠实于他国的原文，很少像史密斯这样大胆“改写”乃至“重写”作品，加之面对英语世界的“贸易逆差”，我们甚至时不时要焦虑“翻译风”是否已经在损害现代汉语的美感。

爱荷华大学翻译系主任、北美翻译家协会主席阿伦·阿吉是土耳其移民兼文学译者，他洞察到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时弥足深陷的“美学盲区”。阿吉不止一次在翻译课上提出他对未来英语译者的期待：用世界文学的“不同”来迫使英语离开它的舒适区，迫使英语成为其自身的“外语”，只有这样，英语的表达容量才能被进一步激发和扩充。在他看来，英语能够成为今天这样丰富、渊博、灵活多变的世界语言，除了获益于黑暗的殖民扩张之外，也是因为英语对外来语的吸纳和包容。我会认为，阿吉提到的这种提醒或许可以成为不“滥用”“二度创作许可”的边界。

文化学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曾于其后殖民理论著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写下名句：新的东西总是经由翻译进入文化。我想，译者的工作不仅是帮助新的东西“进入”（被接受），也应当保证它们仍然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