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小说，它的发行也是近年少有的全球瞩目的文化大事件。
10月31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了《证言》中文版新书分享会。本书译者、作家于是，评论家来颖燕，作家赵松来到场和读者共同分享了对这部新作的读后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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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发生在基列共和国，一个以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国家。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原因导致国家生育率暴跌。为了维持人类的繁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集合起来，成为“生育机器”。由于小说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三十多年来，读者们始终在追问关于基列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以及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对此，阿特伍德表示：“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证言》将时间设置在前作结局十五年后，通过三个不同的女性角色的经历和视角，拨开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雾，讲述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真相。
作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说的续集，《证言》一经发布就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量关注，作家阿特伍德也因此获得了布克奖。美剧《使女的故事》第一季首播后，立刻成为播出平台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剧集，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刷新着同类型剧集的观看纪录。
在2017年的艾美奖上，《使女的故事》包揽了五项大奖，目前播出的三季在豆瓣的平均分高达8.8分，第四季已经预定会在2021年上线，《证言》也将被改编为电视剧集。希望两者间的延续性，以及小说和影剧的联动效应能给带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惊喜。
细节来自于历史
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时提到，“这本书的细节都来自于历史。”换句话说，她不是为了写未来而编造细节，创造一个未来世界，她是基于人类的历史谈论未来。对此，赵松解释：“人类的特点，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教训伴随曲折的发展，尽管我们不能用进步和乐观的发展概括这个世界。事实上历史的艺术还是在的，正是因为有历史的艺术在，阿特伍德在书的最后留了一丝希望，有拯救的可能性，当然她把拯救的可能性放在女性，她认为女性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人。”
杨懿晶觉得，阿特伍德这本书之所以跟今天的读者产生这么大的共鸣，正是因为作者选择的材料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阿特伍德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并且重新研读了自己写《使女的故事》时参考的材料。另外，阿特伍德的语言有一种悲剧性的诗意，她细致入微，对细节有非常强大的描画力。而这可能跟她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她的家人都是科学家，她从小在加拿大的丛林里长大，所以她的作品也会体现对科技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反对。
来颖燕认为，“小说就是一种虚构的历史，呈现出很多本质化的东西。”阿特伍德的初衷在于，恢复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但我们却因为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东西。她设定一个奇特的环境，让这些东西被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不单单以回望的角度去看这本书，而是深入去考察，去讨论书里提到的问题。
于是谈到疫情期间翻译这本书时，就感觉到这本书其实有在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情。那些我们看似天经地义的日常性的细节，其实都是来之不易得到的。书里讲到女性的信用卡被停掉，归属权被归属到男性直系亲属的名下，她们没有名字和工作，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用品，卫生纸、咖啡都没有。恰逢疫情，看到这些就会想到其实很多日常的东西都来之不易。
《使女的故事》剧照 来自 豆瓣
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小说
人们在提到《使女的故事》、《证言》时总会谈到女性写作的问题。而来颖燕认为，阿特伍德的很多小说，虽然都是从女性角度来切入，但是她探讨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从这个角度，她的作品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女性主义小说。“就像很多人把波伏娃的《第二性》搬出来，这是很鲜明的女权主义的著作。很多人说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女人，她会说不，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它是事实。它的目标性不仅仅在于重塑一些东西，而是从更广阔的更整体的角度解决一些问题。”
于是在回答读者问题时解释，强调《证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其实是希望大家关心到女性主义之外的话题。现在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是在遭受着多重身份的压迫，女性主义只是多重当中的一重，如果把这一重专门提出来就会忽略掉别的问题，就会让别的问题变成小问题。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的是男性集权统治的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他细节，比如莉迪亚嬷嬷，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统治者，她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她为什么会变成压迫和统治别的女性的人？
每当我们提到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的时候，总容易把自己逼到很狭窄的政治路线立场上面。但如果我们按照女性主义该有的范畴的去理解它的话，它应该是非常大的场域，包括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工作、女性的家庭观等等。《证言》里就谈到了女性教育的问题，女孩子要学插花、做饭、做女工。但当我们把女性主义标签贴上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给年轻的女孩子误导，即做这些是不对的。但绣花本身是美的，错的是用它作为标准去定义女性。
赵松则认为，不仅限于女性主义，并不代表这个不重要。问题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联性的，而不是割裂开的。如果给一本书标签化，就会导致问题被简化。来颖燕补充道，“很多时候可以说女性写作，慎用女性主义。为什么大家很警惕把阿特伍德写作归于女性主义写作身上，因为她探讨很多问题：经济、生态环境的。如果聚焦于女性身份的话，这些问题就漠视掉了。”
写作是危险的
阿特伍德有专门提到写作是危险的事情，虽然她是借书中的莉迪亚嬷嬷把这句话说出来，但很可能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声。阿特伍德是写诗出身的，她写诗的时候加拿大文学一片荒芜。所以我们称她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不光是在夸赞她的写作能力，还有她对于加拿大文坛文学界的推动作用。她当时跟一群诗人要振兴加拿大文坛，并且积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跟北美、南美的一些作家保持交往。
阿特伍德最初写《使女的故事》时，有写见证者文学的意识。这个意识很重要，甚至比她决定写什么样的故事更重要。那时候她听一个南美的女诗人讲到，南美的一些大屠杀中暴露的可悲的事情。但这些女性遭遇迫害的事情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全都淹没在历史当中。所以，女性作家要记录的事实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历史淹没掉的那部分。
后来阿特伍德去到联邦德国，在那边她想到要写《使女的故事》。为什么她想写？也不是她凭空想出来的，她听说了罗马尼亚的770法令，了解到罗马尼亚人口骤减，政府干预生育，就萌生了写《使女的故事》的想法。所以说阿特伍德跟科幻作家走的路并不相同，她要写的都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她由此想到，一个女性的性能力、生育能力变成了资源，变成了资产的话，国家机构、国家机器会变成什么样的运作？
所以，《使女的故事》其实是基于一些调查才写出来的，显然这种写作是危险的，因为她把很多大家忘掉的事情，假装不知道的事情挖出来，又塞到了故事里。
当然，说“写作是危险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写作是思想的表达，写作永远不可能只是讲一个故事。如果读者顺着故事当中的思路去思考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比较危险。就像《使女的故事》的女主，她受制于命运，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光光使女受到了压迫，包括大主教，大主教夫人，这些看似在权力机构上层的人也受到了压制。所以书里其实讲述了一个危险的关于霸权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权力争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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