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结识《金瓶梅》

(《瓶梅片言：刘火说〈金瓶梅〉》，刘火著，24万字，338页，软精装，52.00元，万卷出版公司 2020年9月初版一印)

《金瓶梅》的研究，与后来的《红楼梦》的研究很相似，或者说，比《金瓶梅》迟的《红楼梦》研究与《金瓶梅》的研究很相似，即在小说文本问世的同时或公开印行之前，伴随它们的研究就业已展开（即俗称“金学”与“红学”）。最早的大约可以追述到生活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沈德符（(1578年-1642年）的《万历野获编》。在《金瓶梅》可能还是抄本时，《万历野获编》就已经提及。卷第二十五“词曲”章里专辟一节“金瓶梅”，称《金瓶梅》“可以疗饥”。明万历丁巳年即1617年，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作“序”时，虽称该书为“秽书”，但却指出“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心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这部录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一般认为就是《金瓶梅》的第一个刻本，即所谓的“万历本”。也就是说，《金瓶梅》的研究是伴随《金瓶梅》诞生起就开始了的。这算得上“金学”的开创阶段。

也就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万历过了天启、天启过了崇祯，崇祯十七年甲申年即1644年，清立明亡。《金瓶梅》便来到了清王朝。由于多种原因（当然主要是秽的原因），清初将《金瓶梅》定为禁书。当清初的动荡过去后，张竹坡二十六岁（康熙三十四年即1695年）写下了关于《金瓶梅》十多万言的评点文字，并响亮地称《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张以夫子自道的方式，站在《金瓶梅》作者一边说《金瓶梅》的“作者不幸，身遭基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慈，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张的评点，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金瓶梅》研究。如果有“金学”的话，张的《金瓶梅》评点便是“金学”的筚路蓝缕和开山鼻祖。这也让“金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标尺。

清过了就进入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发现了《金瓶梅词话》，这一版本与张竹坡评点的和整个清一代所看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所谓的“绣像本”版本不一样，于是，郑振铎、吴晗等一批青年学者从新发现的“词话本”入手，兴起了二十世纪第一波的“金学”。虽然它们不及早些时候的清末民初勃兴的“红学”，但是它们并非如彗星那样从天空划过了事。三十年代在“词话本”研究的成果，使得《金瓶梅》研究，步入到现代“金学”的进程。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金瓶梅》在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死寂期”。就在这一时期，由于日本藏有若干个《金瓶梅》的版本（包括国内没有的残本），日本的“金学”取得了重要的成绩。特别是在版本的源流和不同版本的比较方面，鸟居久晴（1956、1963）、上村幸次（1963）、寺村正男（1978）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台湾，则在《金瓶梅》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探索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1961年孙述宇发表的长文（《〈金瓶梅〉的艺术》就是其中之一佼佼者。欧美此时的“金学”在这一时期起步，如韩南[美]的《〈金瓶梅〉探源》（1963）从明中期以降的小说、戏曲、说唱等艺术探源《金瓶梅》的产生源流。此文可算开“金学”的新一途径。这时的大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影印了2000部，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发行。之后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才公开出版了由戴鸿森校点的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事实上该书，直到1992年才第一次印刷）。“文革”的结束，带来了《金瓶梅》研究的新机遇。最早的系统的大约是吴星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的《〈金瓶梅〉考证》，随后张远芬的《〈金瓶梅〉新证》（1983年），胡文彬、张庆善选编的《论金瓶梅》（1984），卜健的《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1988），刘辉、杨扬主编的《金瓶梅之谜》（1989）等专著、选本相继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红楼梦鉴赏辞典》之后，1990年出版了《金瓶梅览赏辞典》，虽说这一辞典仍有禁锢的影子，但所收6779条词汇，毕竟为“金学”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书。

二十世纪的八十代，《金瓶梅》的研究，呈现一种爆炸式的态势，“金学”从此蔚为大观。这态势与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密不可分。与此同时，欧美“金学”与中国的“金学”一样，似乎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譬如：郑培凯[美]的《〈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1983）、芮效卫[美]的《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1983）、夏志清[美]的《〈金瓶梅〉新论》（1984）、马努幸[苏]《〈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1977）、艾金布勒[法]《〈金瓶梅〉法文全译本前言》（1984）等，从《金瓶梅》的版本、社会学、美学、相关文献以及非汉语译本等多个方面，论述和阐释中国十七世纪初期的这一部天下“第一奇书”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文学意义。特别是1983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举办的“《金瓶梅》同际讨论会”，更是让“金学”进入世界文学的“现场”。进入第三个千禧年的二十一世纪，一些非专业的著名作家和海外学者介入到了《金瓶梅》的研究，如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2013）、格非的《雪隐鹭鸶》（2014）、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金瓶梅》（2016）等。特别是海外学者田晓菲，以女性观点观察《金瓶梅》。如为“荡妇”、“淫女”的潘金莲、庞春梅写下了许多同情或赞扬的话，让“金学”有了别样的声音，也为“金学”提供了新的路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一远离城镇的公社中心校教书。自然不可能接触到所谓“金学”。那时读的书，又多是当时风尚的西方文哲方面的译本。还好的是，在那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公社（后叫乡）的中心校，逐字逐句读完了《红楼梦》（后有读红的文字面世）、逐字逐句读完了《杜诗镜铨》（后也有读杜的文字面世）、逐字逐句读完了《古诗源》（后也有相关的文字面世）等。虽后来由于“稻粱谋”干起了与教书和写作完全不相干的事，但西洋的和中国古董的书没有丢。书依然在读、文也依然在写，只是写的多是当代文学的批评。弄《金瓶梅》却完全出于偶然。2015年年底，《中华遗产》约写一篇关于美食的小文，因在《金瓶梅》里去寻找物证，所以翻开了我很久以前买的却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的《金瓶梅》。紧接着，《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专论《金瓶梅》的文章《〈金瓶梅〉:第一部美食百科全书》。阴差阳错，我从此结缘于《金瓶梅》。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本册子。这本册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金瓶梅》两大版本的优莠、《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启示、《金瓶梅》里涉及到的财富与财政、美食、服饰等相关话题等八个方面的专论，此八个方面的专论，为之前的“金学”少有涉及。第二部分为《金瓶梅》里的五个主角（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制作的“人物年表及批判”，此“人物年表及批判”的制作，是“金学”从未有过的。

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在天津出版了一部叫《瓶外卮言》的《金瓶梅》论文集。集中收有当时学界、文化界重量级的人物如吴晗、姚灵犀等的“金学”文章。吴的《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是中国“金学”最早的关于《金瓶梅》著者探源的文章之一。这一文章直到1983年，日本学者日下翠还以《〈金瓶梅〉成书考》、副标题为“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案，应为“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批判”一文与吴文商榷。姚灵犀的《金瓶小札》恐是“金学”的第一篇关于《金瓶梅》方言俚语俗语方面的论述。本书取名《瓶内片言》，一看便知书名源流。《瓶外卮言》有外证有内证，且是大家。我这拙著，没有外证，只有内证，且是偶然闯入者。取这名，因为只是内证，大约与沾光扯不上关系。再者，学问、作文从来没有先来后到之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兴趣与认真。更重要的是，一个偶然闯入者，写作此书，除了致敬《金瓶梅》这样一部旷世巨著外，同样地也是向“金学”的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