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加与应对

2020年10月9日，华东政法大学“比较政治大讲堂”线上会议邀请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做了《“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加与应对》的讲座，会议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主持。以下系徐勇教授讲座和问答环节的部分文字整理稿。

我们是做田野政治学的，它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有现场感。位于中国南方的广东是我田野调查去过次数最多和延续时间最长的地方。位于东莞的虎门是一个标志性的地点。大家知道，在180年前，这里发生了中国与西方的激烈碰撞，也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对决。当时处于碰撞中的人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碰撞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前两年我再去虎门，这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由典型的农村变为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世代为土地所束缚的人们与全世界发生着紧密联系。这里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标本。有一本书可能还没翻译出来，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专门去虎门所在的东莞调查了一个村，然后以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村庄写成了一本书。据我们考察，在东莞农村，不仅传统元素仍然存在，而且新的国家元素正在生长，是一个“很中国”的地方。“世界工厂”和中国特色、全球化与中国性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或许是在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过程中人们都没有想象到的结果。

我们经常讲地标，看一个地方首先看他有没有地标性建筑，实际上政治也是有地标的，虎门炮台发生的事件就是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晚清时期中国的形势所然。那么世界工厂也是这几年来“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所提出的背景所在。这个地标实际上是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点点出来了。

所谓变局，就是指变动的局势，非常的局面，需要以非常的思路和措施加以应对。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是“三千年”，为什么是“百年”；“三千年未有”的是什么，“百年未有”的是什么？我们面对“未有之大变局”又如何应对？这无疑是长周期的重大政治问题。“长周期”这个概念是我最近提出来的，（10月）15号我会系统讲这个主题，今天我们主要讲怎么样来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学术表达在于寻求为何如此的原因，今天在场听讲座的人都是聪明人，我不给大家提供现成的答案，如果我提供现成答案就显得很笨拙，我只是提供一种方法、一种思路。

近几年，我将“关系中的国家”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把它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就在于人是国家的核心要素。国家是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延续和演化。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结成不同的关系。任何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种联结和关系之中，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关系对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意义，并构成国家演进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国家的演进就是在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存续和演进的。所谓“未有之大变局” ，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所处于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家受制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国家不是自然物体，而是人的结合，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国家一旦产生，除了受制于客观性的关系之外，还会再生产出新的关系。我们知道国家是通过政治权力体系将一定地域上的人口联结起来并加以治理的政治共同体，它本身就是反应着各种联结和关系。那么结合为国家的人处于各种关系当中，并会面临不同关系格局作出自己的反应，创造出新的关系格局。

所以把“关系中的国家”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也就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关系决定国家，第二个是国家创造关系。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提供的一种分析视角。接下来我们运用这个分析视角再来看所谓“大变局”是如何构成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进程中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也就是说遭遇了非常的局面。这种局面可以通过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变化来界定，也就是中国处在一个全新的关系格局当中，这就塑造出了世界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双重叠加关系。

我们知道，人与他人的联系需要通过一定的纽带，借助一定的方式来形成社会。因此，人的关系是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是血缘和地域关系。我们现在讲，某某姓什么、出生在何地，体现的就是血缘和地域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每个人是“地域性的个人”，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这种地域性的存在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在最初的时候，人的地域范围是很窄的。我们中国人总是用“天下”这个概念，实际上最初的“天下”的实体范围是很有限的，更为广阔的“天下”只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想象。所以我们过去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并不知道“天下”有多大，因为每个人只是在某一个点上生活、生存，彼此没有联结起来。所以当时有世界，但是没有产生世界关系，也就是人与世界的联结。

第二个，有世界，无依赖。地域性存在不仅仅指特定的地域限制范围，更包括地域上的人的相互交往及其彼此间的依赖和影响。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实际上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日复一日重复自己的日常生活，虽然有世界，但人们并没有与世界发生相互依赖的联系。在这里我就想到，20多年前我在四川东部做调查。大家知道川东就是大巴山区，大巴山区长期没有学者去过，我到那边去的时候也很艰难，花了很大的气力才爬上山去。在山上有一个长者，那个时候他是长者，我是年轻人，他一见面就给我提出非常难的问题，他问：“当今的皇上是谁？”对于我来说，这是个难题，后来了解到，这位老人家出生于宣统年间，他和外部没有交往，所以说有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与人的日常生活无关。这就是地域性存在。

进入到15世纪，人类历史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这就是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主要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地理大发现，第二是商品经济，第三是大工业。

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在扩大人们之间联结的同时，改变了人的存在和命运，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由过往分散孤立的地域存在状态走向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世界历史。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世界历史”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含义不一样，而是人类在相当长时间里面生活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只有到了世界多个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依赖的过程，这个时候人类历史才是“世界历史”。所以马克思专门讲到，“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件。”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东莞“世界工厂”，如果这个“世界工厂”生产的东西不给外面，或者外面的人不依赖这个“世界工厂”，那么这个“世界工厂”就不能称之为“世界工厂”，而只是一个地域范围内的工厂。所以我们讲的“世界历史”一定是世界上的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历史。

在“世界历史”当中，人们的存在方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人们的关系不再是地域性联系，而是世界性联系。有世界，但是更有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时候，中国并非没有走向世界，只是自然经济对土地的依赖和束缚使中国缺乏走向世界的足够动力。我们都知道“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征服世界去的，相比哥伦布航海，我们航海的技术要比他们强的多，但是我们并没有走向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走向世界的足够动力。西方人当时为什么有“地理大发现”呢？因为穷，那个时候的欧洲要比中国穷，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海洋去寻找新大陆。中国没有这个足够动力，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一直属于地域性存在，是地域性的中国。美国的一个全球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专门讲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因为对外部世界他不感兴趣。

随着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西方人走向中国。这在于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有如此多人口的国家及其市场。对于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而言，没有中国，很难说是世界市场。所以说，资产阶级开辟世界市场的冲动，必然驱使他们走向中国。即使如此，西方人进入中国的难度也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可以说，西方人将各种经济手段使用到极致，也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我们知道，地理大发现、航海技术的发达进入到中国以后，给了当时的英国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那个时候传说当时中国人都非常文明高雅，他们想象有4亿人口的中国人每家有一架钢琴，那他们生产一百年、两百年也不足以供应，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市场他们欣喜若狂。然而最终把中国大门打开运了很多钢琴进来以后，卖不出去，大失所望。后来他们又将纺织品进入中国，却发现中国人更多的穿着自己生产的土布。最后采取了鸦片的方式，通过远远超过于刀剑的武器，才强制性打开中国大门。所以说这个国家是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到文明当中。这就是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容的中国局势。也就是，长期以来，中国是在农业文明轨道上，“三千年未有”就是工业文明开始进入到中国。

但是与印度不同，中国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结，形成世界关系，经历了很长时间，他不是像印度那样成为完全的殖民地。这除了与作为印度宗主国的英国不再是一国独大的地位有关外，更在于中国与自身的历史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国并没有因为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失去了历史积累的内在基础。中国人在建立世界关系时，与历史结成的关系并没有割裂，反而深深地支配和影响着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后的进程。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国，同时也是历史的中国。这就出现了两种关系的叠加了，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历史关系，大家知道，它取决于环境。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地理上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这一环境提供了作为古代决定性生产部门——农业的良好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黑格尔通过对世界文明的比较，表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在黑格尔看来，印度古文明也保存下来了，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文明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但是印度缺乏历史感。有历史，无历史感。大家知道，在印度，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宗教更多的是指向未来世界，所以它不像中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中国是一个对过去具有强烈记忆的民族，印度更多的是生活于未来世界。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这种历史性的存在，对于国家进入到“世界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历史关系不会轻易为世界所改变，反而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作用。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体单位，人们都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存在的，而且国家的边界更为明晰和确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所谓民族国家。在传统国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边陲无国界，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边界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清晰，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拥有这个国家的国籍，然后享有这个国家的权利，而其他国家的民众就没有这种待遇。所以说，整个“世界历史”，它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那么人们的存在条件和命运受制于世界，同时也会受制于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历史的关系显得格外突出，由此就形成了世界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双重叠加。这种叠加造型的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交汇，成为我们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框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的格局呢？这就是我要讲的单向全球化与世界竞争体系。中国是卷入到全球化当中的，那么这个全球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特点是由主从关系构成的，是一个单向的全球化。也就是由支配者塑造出一个由受支配者支配的世界。我们知道全球化的起源、开端、发源地都在欧洲，所以它是一个单向的全球化。

这种单向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往难以突破的地理空间限制被突破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过往近乎停滞的时间被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以分秒计算的“世界时间”，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时间计算方式都是农历，农历是以季节计算的。那么“世界时间”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呢？

这就是充满着竞争。在这个“世界时间”的坐标下， 人们生活在各自领域的地域性存在，进入到一个通过竞争获得优势地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普遍的法则。特别是民族国家建构以后，它形成了一个自觉的政治单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爱国主义，过往也有爱国主义，但是并未形成这种全民自觉地政治行为，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各个国家之间的争雄交战就非常激烈。在这个全球竞争体系下，要么成为战胜国，要么成为被占领地，没有第三种选择，由此我们就看到殖民地等现象。

那么在这个世界竞争体系当中，中国是一种被动性反应。李鸿章作为晚清的重臣，对这一点应该说他是认识的非常深刻的，他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19世纪中国的局势，他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激烈的世界竞争体系之中。只是由于历史中国的既有运行轨迹，使中国在相对长的时间里处于被动应对的格局之中。这也是由历史关系与世界关系双重叠加造成的。

中国首先是历史的中国，在一定地域上长期存在和延续，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制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帝制是以王朝更替的方式演进的。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便会发生王朝更替，原归属于某一家族的皇帝，改由另一家族执掌皇权。由此形成一种时间周期性的政治变动。而每一次周期性的变动之前，都发生了相应的危机。清朝后期的19世纪，历史中国的周期性危机开始出现。

那么从总体上看，清朝后期遭遇的危机与过往的一些朝代相比，并不是最严重的。即使是这些危机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清朝的灭亡，也不过是又一个王朝的更替。只是清朝处于的时代与过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这就是进入到世界竞争体系之中，由此使得清朝不仅仅面临着王朝更替的危机，更面临着世界竞争体系的挑战。为什么清朝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世界竞争体系是被动性应对，就是它面临的是双重性危机，也就是王朝周期性危机和世界竞争造成的危机。在双重性危机下，统治者极力维持和保存原有国家的完整性。所以它没有，更不可能像世界其他一些帝制国家那样积极向外拓展。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世界，各个帝制国家都采取主动进取的状态，谁不主动谁被动，所以在英国之后的法国拿破仑征服世界，法国以后德国，德国崛起以后德国征服世界，德国之后的俄国、日本，都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方式来应对世界格局。在世界大的帝国当中，唯独就是中国没有按照积极进取的方式向外拓展。

在双重性危机下，统治者被动地打开国门，在接受外部事物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保守原有的制度，使它不致于动摇帝制体系的根本。我们过去经常讲到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非常重要，它是根本，“体”动摇了以后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

第三个就是统治者对于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及面临的危机缺乏深刻地认识。我们知道当时晚清的一个重臣，应该说是我们徐家家门的前辈，有一个大臣叫徐桐，徐桐可以说是晚清国家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参谋，他听说过西班牙、葡萄牙，就疑惑这两个牙字怎么成为国家？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对于外部世界缺乏很深刻的体认。当时的统治者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维持着十分奢侈和体面的生活，它不像日本，当时的统治者连饭都不愿意吃，每天只吃一点点，举国之力来发动战争。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的每次变革都是由于战争的失败而不得已的被迫行为。这种被动性的反应不仅难以保守历史的成就，而且会使国家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应对最开始的是器物应对，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失之于“技不如人”，只要通过技术的引进便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那么到了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为之震撼，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反思意识，因为长期以来，远在天边的西洋的强大是我们没有意识、在心理上没有准备的，但日本的强大却极大的刺激了中国，因为过去日本我们一直称它为“倭寇”，一直是臣服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国家突然崛起起来，使中国感到巨大的压力，这才有了“变法维新”。只是这一变革触及到“祖宗之法”，更是触及到“祖宗之法”背后的既得利益，所以说仅仅持续百日就告一段落。历史中国的强大惯性支配着这一变法。费正清特别点到了，“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120年前的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又转而更大的屈服，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更大屈辱，清朝统治者终于有了实行“新政”的自觉。

中国从自我封闭到对外开放，从技术自强到制度变革，经历数十年时间，也就是六七十年时间，这个当中遭遇了多次战争的失败。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才激发了全面开放和制度变革的自觉。进入到20世纪，这一变革进程大大加快了。我们知道历史愈久的国家，反应愈慢，后劲愈足。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观点了，历史悠久的国家，对外部事物的反应越慢，后劲越足。为什么这样说呢？历史，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可能会成为一种惰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历史包袱太重。但是不仅仅有惰性，它还有动力，因为历史要向前走，必然要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去延续这个历史。历史本身是由两面性构成的，一个是历史的惰性，一个是历史的主动性。所以说历史越久的国家反应越慢，后劲越足。

那么这个后劲怎么表现呢？我们注意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命题，就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近代中国一百年的积极变革密切相关。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动积极变革，正在重新塑造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格局，变单向的全球化为多向的全球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临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大家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包括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思想和心理准备。过去是西方主导的向全球输入，这种单向的全球化现在转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输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冲击。过去西方把我们当作殖民地，当作原材料的产地，把原材料加工之后又输出去，这是我们过去对世界的认识。现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变为我们从外面获得原材料，加工之后再输出，这就是多向的全球化。现在的人因为对这种多向的全球化缺乏认识而存在一种过激反应。

那么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来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单向全球化它的重要目的就是按照西方国家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这一努力一直没有能够成功。也就是英国人始终没有把中国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复制出一个英国来。首先这种冲动就在中国遭遇了重大挫折。我们知道面对外部入侵，中国的民众与印度不同，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特别是当他们的家园受到侵犯的时候。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印度所没有的历史关系。中国人的家园和社稷是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的神圣性。它不容许外来力量的随意侵犯。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叫“祖赋人权”，就是今天个人所有的一切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来的，而是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历史性权利。只有守住家园，而且使这个家园、家业不断的扩大，才能光宗耀祖，才能进入到神圣的地方宗族、祠堂、族谱等等，这种历史意识对外来力量的侵犯有着强烈的抵抗性。印度不同，他生活在未来世界，不管你是哪个政权统治，只要村社在即可，只要村社在就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生活的再苦也相信未来能够进入到美好的世界，它的认知不同。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

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虽然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但这一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能够引起世界性革命的新要素，这样就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中国的变革进入到一种新型的变革类型，这就是对周期性变革的超越，具有持久性变革的性质。费正清把中国的变革分为两类，一种是周期性变革，一种是持久性变革。所谓周期性变革就是王朝革命，一个王朝覆灭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王朝。所谓持久性变革就是不可逆转的变动，这种持久性的变革它带来的是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就是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入机器进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它是采用这种连锁反应。那么这种连锁反应就导致了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发生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革命，并最终建立起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新的国家政权。在这里要分析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我以为是具有叠加性的特点，第一层叠加，就是它反映了占历史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的意愿。我们知道每次王朝更替都或多或少的要改变农民的生活，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就在于它没有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辛亥革命的成功之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推翻了皇帝，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推翻了皇帝，使那些想当皇帝的人不敢公开当皇帝。”也就是说想当皇帝的人很多，但是辛亥革命这场世界性的革命，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使那些想当皇帝的人不敢公开当皇帝。这也是袁世凯称帝以后很快受到全民讨伐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在于它没有满足农民改善生存条件的意愿，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了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以20世纪，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大决战的时期，谁争取到农民，谁就能够获得中国，谁失掉农民，谁就会失掉中国。同时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竞争导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列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自我消耗，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所以20世纪的革命是多重革命的叠加，它既有过去王朝革命留下来的课题，即满足农民的意愿，同时又是民主革命，推翻了皇帝，另外还有民族革命，争取到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所以说20世纪的革命是多重革命的叠加。

这种多重革命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意味着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就为中国进入世界竞争体系提供了根本性基础。我们知道进入世界竞争体系，首先要主权独立，才能作为主权单位，不然就是一个殖民地，所以，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进入世界竞争体系的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是仅仅主权独立还不够，除了要有基础，还要参与世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开放的姿态进入世界，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并在世界竞争体系中获得一定的领先地位。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在经济上我们排位第二。

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往的落后国家主动参与世界竞争的努力和成就，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也就是世界不再是西方单向的全球化，而是各个国家相互依赖的多向的全球化；世界不再只是西方要求他国开放，而是过往相对落后的国家主动对外开放。我们看到现在包括最发达的美国将国门牢牢锁定，建立高墙，整个处于一个相对的被动状态，这正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这个变局才刚刚开始！

最后我要做一个总结。我们如何来认识“未有之大变局”？“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客观局势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人的行为的重大变革。这种历史结果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一百年前谁也没有想到的，会有如此之大的一个变局，这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我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历史观，恩格斯讲到历史最终的结果不是单线的，它不是某一种力量的结果。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认识是单线的历史，但是在世界中国和历史中国叠加的时候，中国能够走到今天，它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历史合力。

从世界—历史关系的角度看，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变革的历史合力主要表现为四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从世界获得新要素。当历史中国进入世界中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从世界当中获得了历史中国从未有过的新的要素。人类的进步是随着交往的扩大而发生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要素前所未有的增长和丰富，从而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中国正是进入到“世界历史”中才获得了过往没有过的新的条件和动力。而在主动的对外开放中才获得了主动地位。美国现在非常讨厌的国务卿，他倒是看到了这一点，从他的立场上看他还是有点战略眼光的，现在怎么样将中国重新拉回到一个封闭状态，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重新回到封闭状态前进的状态就会缓和下来甚至会停滞。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周边都不平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世界的一种反应、一种应对。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我们自己还是回到原来的地域性国家，那我们就可能又处在一个被动状态。所以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次革命，全面的对世界开放，获得主动地位，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对于世界积极进取的主动地位。

第二种力量，多重性的外部压力。我们前面讲过“世界历史”进程是由各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政治单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家之间存在依赖、合作、竞争、冲突和强制。“世界历史”是以一种非均衡状态发展的，非均衡状态就意味着竞争。各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力量不同。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具有被迫性，长期面临和伴随着外部压力。这种压力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有积极的，就是促进了变革，也有消极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制、强迫，这种压力我们要注意到是多重性的。

第三种力量，世界与中国的双向互动。历史是人们存在的前提。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时候，原有的地域性存在的国家制度难以适应全新的环境，因此要被变革。当世界走向中国时，中国也必须走向世界，这样就产生了内在的变革动力。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它对世界是具有高度依赖性的。过去在农业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外部世界与己没有关系，现在作为工业国家，我们与世界构成了相互依赖关系，比如我们的石油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们自己制造的汽车也要大量的出去，前年我考察长春的汽车制造厂，了解到制造厂的大量产能没有能够释放出来，就是因为高度依赖世界市场，尽管中国的市场够大。但是工业与农业不同，农业“丰三年，欠三年，平三年”，它总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下， 而工业品是不断的生产，不断的去寻找市场，所以中国实行“一带一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和世界的联系，我们和世界市场的联系。假如没有世界市场，中国的发展进程肯定会减缓。所以当世界走向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必须走向世界。这个是没有选择的，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对世界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第四种力量，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融为一体。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世界的中国意味着中国不能再以过往的方式生存，要变；历史的中国意味着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条件，变的方式和类型不同。美国人对这一点是缺乏认识的，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它整个历史是从殖民地、新大陆开始的，它没有历史感。美国的“中国学”创始人费正清，他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体认，而且他能够从美国和中国的比较当中来看中国，所以他的一本书《美国与中国》建议大家一定要反复的读。他讲到美国之所以不断的出现对中国的战略失败，就是因为对历史中国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历史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复制一个美国出来，美国将中国拽入世界市场时候的愿望是复制出一个美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决定了恰恰不可能按照它的意愿来进行复制。所以现在他们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失败了，就在于它对于历史的中国缺乏深刻的体认。这恰恰是费正清，包括一些大家们如黑格尔，都讲到的，历史对于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规制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现在一些学者一味地跟着西方学者走，要注意到我们要跟着西方的一些大家们，看他们是如何来进行研究的，而不要去局限于那些碎片化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可能在战术上取得成就，但是在战略上容易出现大的失败。

所以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历史的中国并不都是消极的存在，历史的中国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最大的一笔遗产是农民。美国不是农业国家，它的农民是职业农民，中国是一个具有广大身份性农民的国家，所以我们才有了所谓的“农民工”这个概念。“农民工”这个概念就具有身份性，这种身份性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叠加的过程中它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为什么现在义乌的产品销往世界，包括美国？我到义乌考察过。美国大选现在有个“义乌指数”，就是根据每个候选人的销量来决定哪个候选人当选，义乌的产品为什么能够畅销世界？就在于它最廉价，它廉价的原因在于工厂建在农业土地上，建立在农村的祠堂里面，是没有成本的，没有土地成本，也没有工厂成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大量是老年人。当年英国能够进入中国就在于廉价的商品，马克思曾经说过廉价的商品，廉价的工业品是一个重炮，能够攻破世界上一切万里长城。中国现在也是依靠这种廉价的商品，去打开世界的大门。所以历史中国并非都是消极的存在，它在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当然历史中国也留下了大量的包袱，这个我们也不可避讳。但是我们要看到历史中国在世界竞争体系中并不都是消极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四种力量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就看我们的政治家们怎么样去选择。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之所以相当长时间处于被动状态，便在于缺乏对“未有之大变局”的自觉认识，难以主动应对。我们知道当时中国人修铁路，修了很多年才修了几十里路，因为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关于祖坟、有伤风水等问题的阻碍，整个中国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对世界的大变局缺乏深刻的认识。现在经过一百年时间，这种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虽然中国的地位上升了，但是依然尤其需要理性对待，深度讨论，提前布局，沉着应对！“百年大变局”的复杂性远远高于“三千年未有”，那个时候是单向的全球化，世界是按照一个规则在运行，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运行的规则会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在这种颠覆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力量会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能进行理性的对待、沉着的应对，那么我们就可能又会陷入到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

我这次的讲座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法和视角。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本次会议主持人）：谢谢徐老师。我先来给徐老师报告我的学习心得，我的理解是首先徐老师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视野。上次徐老师到华政来参加学术会议和做讲座的时候，徐老师多次强调碎片化的研究可能主导了现在一些年轻人的思路，这需要有一个调和。刚才徐老师就是亲身实践，带领我们从中华甚至是世界历史中的农业文明一直到近代中国、当代中国，非常宏大的视野，特别是从晚清以来的大变局到今天又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第二个是我刚才密密麻麻记了很多概念，一些概念我之前听到过，但是这次听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比方说“长周期”“关系叠加”以及对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历史感的评析，还包括“世界时间”“单向全球化”“多向全球化”“祖赋人权”“历史性的权利”“地域性国家”“全球性国家”等等，非常受益。第三个就是我在学习中也感受到了徐老师非常强烈的时代的使命感，作为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对于时代的责任，徐老师虽重在讲历史，但到后半部分一直在回应当代的一些命题，比如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内循环”，我们重要的表述是“以内循环为主，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有的人可能就疑惑如何把握这个尺度，我听到徐老师用“地域性国家”和“全球性国家”这样一组概念来回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内循环，但不能回到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包括徐老师用的“历史中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这组概念，有强烈的使命感。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向徐老师请教，与徐老师交流。

首先第一个问题，徐老师在讲座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请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叠加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学术使命？

徐勇：首先向听众表示抱歉，转播效果欠佳，很多人没有能够正常的收听，非常抱歉。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现在技术进步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一些听众要求提供PPT，由于PPT没能正常播放，这里提到的一些概念可能很难通过语言表述表达出来，在这里我要请各位放心，今天讲的内容即将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杂志第10期，大家到时候可以找来看，届时我们的公众号也会转载，请大家放心。

刚才有位听众谈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认识，我觉得我今天引用的“世界历史”的概念就是马克思的，大家去看《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重要文章，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读一读19世纪一些大家的著作，这些大家的宏观战略眼光是我们今天无法与此相比的，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定义非常清晰，到现在还适用。过去的历史都是地域性历史，只有到了世界各地的人开始相互依赖的时候，才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今天中国人在世界上那么厉害？就是中国走向了世界，显示出了它的力量。我们说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国人，只要有钱的地方就一定有温州人。我们今天的人和世界有高度的依赖关系，正是因为中国对全世界开放，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地位。所以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过往的历史都不是“世界历史”，只有人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才可能有世界时间，才有可能出现今天的一日千里，这是改变了人的存在状态，也改变了人的意识。谢谢！

主持人：徐老师，第二个问题是新冠疫情对当前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

徐勇：关于疫情，武汉是身在其中。我们说现在的世界非常强大，也非常脆弱，非常强大在于现在的力量很强大，非常脆弱在于经受不起打击，可能一个小小的事件就改变了世界的状况、世界的面貌，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新冠就能改变人的生存状态。我现在在办公室和大家交流，这是过去想象不到的。大家知道武汉在春节期间面临封城，用“封城”这个词是非常罕见的，在历史上都没有过这种全封闭的状态，这个状态就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相互之间不可分割，新冠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过去也有一些瘟疫比现在的新冠更严重，但是并没有造成全球性的事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的人类历史是“世界历史”，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会对世界上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产生影响，同时会对国家状态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新冠越来越说明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

主持人：徐老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回应。第三个问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应该是世界中国、历史中国和马列中国3个变量的关系，徐老师如何看待？

徐勇：这三者不是同一个坐标，世界中国我们讲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历史中国讲的是人和历史的关系，第三个变量和前两个好像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难以把它相提并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倒是对世界中国和历史中国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认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讲到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维度来看待一个国家，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告诉每一个国家的人们他在创造历史，在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依赖于特定的条件，这对我们认识历史中国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基础。

主持人：第四个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全球治理的地位？以及当前世界面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徐勇：我看到一位听众的提问谈到历史的继承问题，历史的继承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过去的一些历史要素，例如组织性比较强，同时历史上的官僚制对当下的中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听我们10月15号的讲座，15号会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历史的中国在长周期以内如何在当下延续的。长周期就会回答你刚才提问的问题。

刚才高教授提到的第四个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国家对世界贡献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对未来的构想，超越了过去单向全球化的思维体系，单向全球化更多的是征服，把一种文明强加到另一种文明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是多向的、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相互依赖的，它恰恰是建立在多向全球化基础上的对未来的一种构想。这种构想超越了过去一直奉行的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我们说中国现在崛起了，为什么现在中国还不太受人待见呢？虽然经济崛起了，但是中国人的地位和价值还不能得到世界上广泛的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理论没有跟上，我们没有能够给世界提供一个既超越自己又能够赢得世界的一套价值理论体系。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在经济上走向世界的同时理论供给也是跟上去的，我们现在虽然经济上走向世界了，但是理论供给严重不足，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理论赤字，我们还不能提供一套能够为世界所广泛接收的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观点是具有超越性的，它把世界的单位定位在人类。过去我们有家的共同体、国的共同体，国与国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强制等，这套价值观适用于单向全球化，在多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套超越原来以国家为单位之上的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未来的构想，对于未来具有一种方向引领作用。但是我们如何让大家接收中国建构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现代世界不是一个客观的实在世界，更重要的是一个观念的世界，西方人在征服世界的时候同时建构起来了一套观念、一套规范，比如“东方专制主义”，他首先把专制这种概念给定义到东方社会中，专制是野蛮的，民主是文明的，首先给东方国家降到文明之下，再加上文明进程中自身的自信不足，如技不如人等，这样就带有一种全面的臣服，接受了它的一套价值体系。接收有必要，没有接收就没有进步、没有今天，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从接受学习向创造提升转折的一个连接点，如果我们学者不能创造出一套能够为世界广泛接收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显然是说服不了人家的。所以我们说有“中国之治”但不一定有“中国之理”，就是你要讲出道理出来，有没有能够为世界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是我们学术界要努力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次讲座，就如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我们处在现在的格局下，我们享受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好处，但是如何应对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在思想认识上恐怕还跟不上，我们有必要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主持人：刚才开场的时候我没有说到，我们今天的论坛是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也是“长周期政治中国”系列论坛的第1期，大家可以关注刚才徐老师提到的15号有关长周期的专门讲座。下一个问题是，乡村衰落出现的问题？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

徐勇：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一个大的变革就是乡村，乡村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进入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与工业有关的，因为工业产品不可能自给自足，我们生产的产品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消费的，一定是为了卖而买的，这是工业社会的特点，所以它一定要寻找市场，这样就把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所以我们要把世界的人们联结起来一定要找到一个联结的纽带，在地理大发现的时候，虽然有了地理大发现但是与单个的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有了商品经济，但相互之间可能不发生交换关系，只有到了大工业时代，工业一定要去寻找市场、寻找出路。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世界历史”当中。对我们传统的乡村社会，我的理解是连根拔起，由“乡土中国”延伸出来的这套价值理念会发生动摇，现在乡村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流失是惊人的。但是前面讲过历史中国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并不都是消极的存在，还有很多我们在工业社会能够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东西，这些文化恰恰是可以保留的，比如我们讲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是现代工业社会所值得借鉴的。如何在变革中保护好历史中国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确实一个大的课题。

何包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徐老师讲的非常好，我受到的启发很大，他讲的历史感很好。我有一个问题和徐老师一起讨论，我在东南亚跑的比较多，东南亚原来有的一些文字都没了，比如马来西亚以前有他自己的马来文，越南原来的文字也被罗马化了，亚洲的国家就是年轻人没办法和它的历史沟通，中国的年轻人就是如果他有文化，他可以直接和两千年前的历史沟通，能够看懂以前的文字，并且能够马上和现在联结起来，很多亚洲一代的年轻人没办法做到，它的语言已经断节了，这个文化现象很有意思，讲到历史中国，这就是历史中国一个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如果去看埃及的文字，现在的埃及人没有办法通过文字直接与历史上的埃及进行沟通，中国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所谓的历史中国，是有文化的人才有这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如何体现在一般的普通人从而流传下来？徐老师讲到历史中国具有一个长的逻辑，好像有一种历史的逻辑、历史的机制、历史的决定力量，但是如果落实到微观层面、个人层面，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对中国的历史是并不直接感兴趣的，所以历史中国到底如何影响现代的中国社会？它背后的逻辑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历史中国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

徐勇：非常高兴通过这种方式与何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也是老朋友，他对于“世界中国”的理解可能比我更深刻。

何包钢：现在感受非常深刻，中国不但是在走向世界，而且是在影响世界，改变世界。但是现在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融合世界？谁融合于谁呢？这是一个重大调整，就是不但进入了，而且在影响，我们在海外就感触特别深，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世界发生重大的联系，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进入世界、影响世界，甚至引导世界。

徐勇：刚才何院士讲到历史中国的机制，我觉得特别重要。过去历史学界叙事比较多，但是事件之间如何关联的理论探讨比较少，所以我说我们国家历史学更多的是叙事，现在出现历史政治学，我一直强调历史政治学不能够仅仅是叙事了，更多的是讲理。比如历史中国的发生是什么机制、什么机理造成的？如何形成了这种历史中国？刚才何院士讲到了文字，文字是上层人掌握的，我们中国的文字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中国为什么不仅是地理上的封闭，和它的字的封闭性有关系，中国文字从形成到现在一直没有受到外来文字的影响，不知道准不准确。

何包钢：徐老师，中国历史上一个是在北魏的时候，一个是在元朝的时候，中国汉字被取代的文字传播了很多，但是中国的文字厉害在，在这样两个危机之下，中国的文字仍然生存下来了，变成了一个具有帝国意味的文字，不管谁上台，必须要用汉语，后来清朝也必须要用汉语、汉字。但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历史点，中国的文字存在被淘汰的危机，之前有研究表明在元朝的时候中国北方都不使用汉字了。但是中国的文字确实很厉害，撑过了两次危机。

徐勇：如何院士讲的，很多普通人并不掌握文字，是根本不接受文字的，但是我们知道普通人他要通过一套生活方式，通过民俗等方式使他和历史建立起联系，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清明节要祭祖等等，他通过自己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习俗来使他感受到历史的存在，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方言，只有当地的人才懂，这就使人成为一种地域性存在。这种历史感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建构起历史的存在，这里面还有很多机制可以探讨，今天何教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

何包钢：我感觉到后面那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走向世界，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中国如何融合世界，真是一个重大问题。徐老师刚才讲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中国如何来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也非常赞同。

主持人：大家热情很高，但是时间差不多到了，接下来请徐老师再回答一两个问题。

徐勇：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刚才提到农民是最大的历史遗产，听众的问题是农民的遗产可能逐渐消逝掉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历史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乡村中国、农民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农民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可能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慢慢的消逝掉，即使没有消失可能也会大大的缩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人类社会不是像自然社会一样，一消失就没有了，人类社会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基因，基因不会因为人没有了而整个消失，基因还会传承。所以过去农民的基因还会通过其他的方式继续传承，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它又会变异、会改变，可能并非是过去基因的完全复制，但是它会成为新的基因细胞构成的一个元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过去我们在使用这笔遗产的时候是让农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的廉价商品是不可持续的，我在《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这篇文章中提到，这是一个短周期、短时期存在的现象，它不可能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周期中去延续，我们今后的竞争力有可能也会下降，因为现在没有一天干16个小时的农民工了，现在的农民工随着社会的进步对于福利的要求、对权利的期待越来越多了，社会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

主持人：我看到大家的问题是一波又一波，但是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我再稍微做一个总结，今天徐勇老师、何包钢老师多位大咖给我们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刚才徐老师讲的一点对我触动非常大，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其实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的一些“开眼看世界”的人开始修铁路，但也还是没能成功，存在很多的阻力，更多的是一种大众文化的阻力。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和美国同时站在世界新的工业革命、智能革命的门槛上，用徐老师的话说，这一次我们有了自觉。但是历史有很多的精华，当然也有很多的负担，那我如何去除历史中的糟粕，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在“世界历史”中创造一种未来，我觉得这是徐老师给我们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这就需要年轻的学人共同努力来做这样一个未来的思考。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徐老师！

徐勇：谢谢各位，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结论大家自己去探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