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大众阅读的发展，造纸术与印刷术的进步常常被提及，但其实书籍装订技术的进步，也对书的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收卷、折迭的装帧方式
在公元前三千年时的两河流域，人们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者木条在湿泥板上刻写文字，然后晒干或是以火烧制后存放在皮革袋子或盒子中。但在同一时间的埃及，出现了比泥板轻巧许多的书写介质莎草纸（papyrus），今日西欧语言中“纸”这一单词就来源于此。人们将莎草根茎切成15到40厘米的长度，然后剖开摊平排列，接着层层交迭，用木板挤出水分，让莎草层之间密合，再在阳光下晒干。制作完成的莎草纸页，可以按需求拼成最多长达40米的卷轴，不过大部分的卷轴长度在四五米。
约180-185年的古罗马墓碑，老师与学生坐在中央，手上拿着展开的卷轴，右侧一名书僮提着装着笔墨的小箱子
除了莎草纸，还有以动物皮革制成的书写材料，称为皮纸（parchment）。这种皮纸制成的卷轴，成为古代西方普遍的书写载体。来自公元前约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的《死海古卷》就大部分以皮纸构成，最长的有8.148米。直到十一世纪，抄本的制作工作几乎都是在修道院的特殊作坊中完成。各种兽皮先去毛除肉，搁入生石灰中，再绷在框中打磨干净，然后裁切，整个过程需数月。完成的皮纸被送往抄写室，继续去除杂质，以提高书写质量。由于皮纸不像莎草纸那样轻便、容易黏合，因此在制作时，多用动物筋腱制成的线缝合。皮纸制作过程繁琐，成本高昂，一本中古时的《圣经》抄本就需要杀死200多只羊。但皮纸可以两面书写，比莎草纸有弹性，可以折迭裁剪，装订成册，因此，皮纸后来逐渐取代莎草纸和蜡板，并从卷轴装进化成线装，演化成早期的书籍。
用动物筋腱缝合起来的皮纸卷轴书写的《死海古卷》
中国的卷轴装始于另一种书写材料——帛书，由卷、轴、褾、带四部分组成。有时文章直接书写在缣帛上，有时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贴在卷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贴着一张叫作“褾”的、质地坚韧而不写字的纸或丝织品，褾头再系以丝“带”，用以保护和捆缚。这种装订形式始于周，直到唐代以前，书籍大都为卷轴装。因此如果看到《三国演义》相关的电视剧或者画中人物手捧线装书，其实不符合书籍发展的史实。
中国卷轴的结构
经折装是由卷轴装演变而成的折迭形纸书，受到梵夹装的影响。梵夹装最早见于以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古印度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流行于隋唐时代的中原地区。经折装则是将写好的书页先粘连在一起成长条形，再左右均匀折叠，最后在首尾两叶纸上各粘上一张厚纸作为书皮。我们现在购买CD时印着歌词的可折迭小册子，或是剧院里的节目单，都可以理解为经折装的现代变体。
梵夹装的傣文贝叶经
经折装
唐代还出现了介于卷轴和书册之间的“旋风装”。旋风装外表就是滚动条的样子，打开时则每页都能随意翻看。装订时先将书卷按照经折装的方式折好，再取一张比书页略宽的长条厚纸做底，将折好的第一页全部裱粘在底纸的右端，然后将其余册页的右端依次粘在底纸上。日本历史学者井上进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中推测，旋风装的流行是因为唐代的科举制度导致音韵字典类的教辅册装书需求量激增，旋风装虽然装订方式不够典雅，但翻阅迅速。等到印刷术和线装方式发展成熟之后，旋风装也就逐渐消失了。
旋风装敦煌遗书《筮宅凶吉法》
作为缝纫技术的书籍装订：线装的历史
以绳线缀订防止散落的装订法起源甚早。在文字尚未发明前，人类以实物表达思想之时期，云南地区的景颇族人便将情人所熟悉的各种树叶，以花线捆扎成一束防止散落，送给对方传情达意。
在殷商时，人们以龟甲兽骨作为书写材料，用线串订的装订法就已出现。在龟尾右下方，常可发现“册六”、“纶六”、“丝六”等字样，它们是龟版编号，其作用在排列有序，龟甲中央有孔，以韦编贯穿，防止龟甲散乱。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竹木简，当时人每当一篇写毕，便用丝、麻、皮质料之绳，将“简”缀编成“策”（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图书基本形制因而产生。因简策之上容纳字数有限，一篇文章通常要分为好几束，比如《庄子》的《逍遥游第一》《逍遥游第二》，所有的简策全部卷起之后放在“帙”或“囊”中，方便查阅。
简策装
到隋唐时，纸张发明，卷轴、叶子取代竹木简，但绳线缀编作为书籍装帧方式依然保存了下来。在敦煌遗书中，所呈现之缝线方式，一般有三种：
第一种的书页较厚，两面都有字，对折后呈现内容相连的四页，书页的折缝集在一起作书背，用浆糊粘连，浆糊脱落处用麻线缝住，缝法很随意，有仅缝一点，有缝上下两端，还有缝整个书背。
第二种书页较薄，纸张只有一面有字，没有字的一面对折，若干页对折之后缝在一起， 加上封面纸，打三眼订线。这种装订方式文字内容连贯，即使缝线断开，也能方便地找到书页的正确次序。后来的线装书也是采用这样单面书写印刷，无字一面朝内，有字一面朝外的对折方式。
这第二种装订方式，除打三眼之外与明清之线装书没有多大区别，可以说已完全具备线装书的特征。
第三种书页也较厚，几张集在一起，对折成一帖，数帖集中在一起，以折缝处作书背，用麻线反复穿联缀订。但因为是几张书页迭在一起变成一帖，因此只有最中间的那张纸上的内容是连贯的。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此处所说的一旦缝线磨损断裂，书页就会颠倒错乱的“缝缋”装，就是指这第三种迭页成帖的装订方式。
缝缋装（缝缀装）
缝缋装书籍的制作工序多，和一版一印的印本书、线装书相比，缝缋装书籍制作慢，技术要求高，而且缝缋装书籍由于书页要两面书写，若书页很薄字迹就会洇透，且缝缋时书页容易被线勒断。但是宋代以后，为降低制作成本，书籍用纸越来越薄，不能满足缝缋装两面书写的需要，缝缋装也就在宋代逐渐为胶粘的蝴蝶装所替代。
明代之后，以线缀订方式又重新盛行，但装订方式已与订背的缝缋装并不相同。自明万历至清末的三四百年间，“线装本”成为中国图书装帧的主要形式。线装与缝缋的区别在于缝线的方法，缝缋是在折缝处连缀，而线装主要是缠绕书背。两者在外观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线装书的线订在书籍右侧，在书皮上面，线露在书皮外面的多，订进书页的部分少，翻开书以后，从书里是看不见线的；而缝缋的书线缝在书背上，露在书外的少，缝进书页的部分多，翻开书以后，在书页折缝处是可以看见缝线的。
在世界其他国家，线装也是历史悠久的装订方式。在皮纸发明之后，公元前200年左右，蜡板作为一种便于涂改、可以反复使用的书写材料，在罗马和希腊流行了起来。几块蜡板用线绳连接在一起，构成了原始的册装书形式。但是蜡板容易涂改的特性也让它的应用更类似于今日的笔记本，而非长久保存的读物。
出土于庞贝古城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肖像，她手持一本四页蜡板和一支铁笔
西方线装书的正式发明常常被归功于公元二到四世纪的埃及基督教徒（the Copts），所以线装也被称为“科普特装订”（Coptic Binding）。线装和羊皮纸结合，取代了卷轴和蜡板，用来装订羊皮纸手抄法典和经文（codex）。这种欧洲早期的线装方式和中国的线装类似，都是把线直接缝进书里，有时因为线较粗，书脊会卷起来变得圆润，如果用的线比较细密，书本就会比较平整。
约1396年的希腊手稿（左），书脊较圆；约16世纪的伊斯兰手稿（右），较为平整
科普特装订分为单迭和多迭，单迭类似于现在的骑马钉，只不过是用线代替了订书机；多迭用一迭迭内页构成书芯，再用较为坚硬的板子作为封面和封底，现在精装书装订依然保留了多迭科普特装订的这些特色。除此之外，今天还有许多高级的笔记本和手账本沿用了这种装订方式。时至今日，科普特装订已经成为了线装的代名词。
科普特装订的笔记本，单迭（左）与多迭（右）
如果说早期线装的特点是书脊没有支撑，那么到中世纪初的时候，欧洲的书商们发明了另一种新的有支撑的线装方式。这种装订与先前的区别就在于，线不是直接把书页缝在一起，而是把一迭迭书页缝在一条用于连接的皮带或者绳子上，完成之后，再把坚硬的封面和封底缝到支撑物的上下两端。当时的封面和封底多为木制，所以缝之前还要先钻孔，做好之后再用皮革把书本包起来。
来自12世纪初法国的线装图书，白色鹿皮做的书皮已经磨掉，只有内侧还残留一点
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最常使用的是牢固的双绳线，提供较强的支撑力。到了16世纪后半期与17世纪，双绳线改为轻便的单绳线，封面封底也不再使用木板，而是用厚卡纸代替，打孔也更加方便。书籍装订完成后，封面再贴上皮革。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西方古典图书书脊像竹节一样的突起，就是线缠绕的地方。
约16世纪的法国双绳线装订图书（左），约18世纪的德国单绳线装订图书（右）
在19世纪之后的装帧中，有时还会在皮革下埋入有厚度的纸条，来模仿线绳的突起。这种“伪装订绳线”仅仅起到装饰的效果。
一本1872年皮质装帧的书籍，从外部看书脊有四条“装订绳线”，但内部并没有绳线，属于装饰用的“伪装订绳线”
15世纪后期开始也出现另一种隐藏绳线的线装方式。这种做法先使用利刃或锯子切开书孔，再将绳线埋入其中，书背就不会有突起。此外，在缝制方法上，也有以较宽薄的条带取代绳线的情况。完成内页装订之后，再把条带的两端和封底封面钉起来。这种装订方式在16世纪英国的平价图书中十分流行。到了20世纪，线装则慢慢变成成本高昂的精装的选择，越来越不常见于平价大众书市，胶黏取而代之流行起来。
18世纪用羊皮带连接起来的德国线装书（左），1787年隐藏绳线的法国线装书（右）
胶装平装书与大众阅读
胶黏作为一种装订方式早已存在。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被称为“粘叶”的装订法，把书页用浆糊粘连在一起。在敦煌遗书中，有的书页是一面写字，把有字的一面向内对折，然后相邻的书页之间，空白页面相接，用浆糊粘在一起；有的书页是直接对折，四面对折变成四页，只在对折线附近的2-3毫米处涂抹浆糊粘贴。宋代时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只一面写字，将字朝内对折，再以中缝为准对齐，用浆糊黏在包装纸上，被称为“蝴蝶装”，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装订方式。不过蝴蝶装因为阅读时每翻阅一面就会遇到两面空白，后来被元初出现的将字朝外对折的“包背装”所取代。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图书又重新以线装为主。
蝴蝶装（左）与包背装（右）
现在市面上的平装书，大多采用在欧洲诞生的无线胶黏装订（Perfect Binding）的方式，但从传统手工制作的胶装到当代的胶装，是工场生产到大工厂机器流水线的技术飞越。在无线胶装的过程中，胶水先被加热到大约170度的液体状态，然后在60秒内涂到书脊的位置等待冷却凝固。不加热的胶水也可以用于装订，只不过装订的耐久度不如热熔胶持久。胶状方式的书脊最少需要20-24页，最多不超过450页（在使用100克/平方米的纸张情况下）。相比线装，胶装书的寿命比较短，不如线装结实，但是胶状的优点是能够进行大规模流水线生产。
当代的无线胶黏装订在1895年发明，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直到1931年，德国的信天翁出版社（Albatross Books）才首次运用这一技术推出平装本图书。信天翁出版社不仅利用合成胶进行无线装订，而且改良了书籍的大小规格，批量生产平装书。此外，他们还采用颜色编码的方式对书籍进行分类，方便读者挑选。这些做法后来都被英国的企鹅出版社采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平装书潮流。企鹅出版社用当时一枚六便士硬币的价格——也就是十根香烟的价格，首次开始贩卖曾经只以精装版形式存在的昂贵图书。出版社同行面面相觑：折算成现在的货币也就是不到三便士，意味着每本书至少要卖出1.7万册才能赚回本钱。然而企鹅首次尝试推出的十本平装小说，仅一年之后，销量就达到了300万册，其中就有海明威的《战地春梦》和多罗西·塞耶斯的《贝罗那俱乐部的不快事件》。在大西洋对岸，美国出版商罗伯特·德·格拉夫（Robert de Graff）也采用了这种无线胶黏装订的方式印刷平价文学作品，于1939年发行了风靡北美的“口袋书”。
企鹅图书特色的装帧设计
无线胶黏装订的平装书诞生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期间，这种新颖又便宜的平装书甚至成为了军用物资，包括企鹅在内的许多著名出版社组成了战时图书委员会，尽量压低版权费和印刷费，为政府提供专门供给军队的“军用版”图书（Armed Services Edition）。这些平装书的尺寸刚好可以装进军装的口袋，成为了和干粮、弹药一样常常被士兵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参与过二战的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就曾这样说：“如果裤子后面的口袋鼓了起来，大概率说明这个人是个书迷。”
二战中阅读的士兵
除了书籍，许多比较厚的杂志也使用无线胶装的方式，典型的如《国家地理》。许多市面上卖的“精装书”，也并不是用线装，而是用热胶装订后再套上硬质封面。无线胶装在二战结束之后依然流行，并随着全球化推广到世界各地，至今仍是主流的大众出版物装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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