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谈杨绛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里有个角色叫方鸿渐。坊间流传着：方鸿渐之所以是那么个形象，与费孝通先生有关。费孝通曾经追求过杨绛，故在钱锺书眼里，方鸿渐猥琐。此外，把两者联系起来的还有社会学（《围城》里的原话是：“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编者注），方鸿渐与社会学有关，费孝通正好是社会学教授。

故事的可信度有多大，难以判定。尽管钱先生曾借《围城》中赵辛楣和方鸿渐说的话说（费先生）“我们是‘同情人’”。不过，我还是不相信钱先生会如此小气，把心里的不爽，倾泄到方鸿渐身上。（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说：“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许多读者以为他[方鸿渐]就是作者本人。”——编者注）

不过，这坊间故事倒是把一个疑问存在了我的心里：费孝通与杨绛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机会一定要讨教先生。

机会还真来了。2001年5月，电视剧《大宅门》红火，费先生意图弄一部“小宅门”来说自己的家事，嘱我每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带上录音机，到他书房听他讲他家的故事。我便乘机问了他与杨先生之间的事儿。问过了，先生讲过了；我还跟先生说了坊间故事，先生淡然一笑。当然，我也就放下了。

杨先生百年之际，坊间故事再次泛起，加上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不仅流传更广，也更绘声绘色。我便有了把当年费先生自己的说法告诉大家的想法。编辑朋友认为，目前流传的故事，只有一面之词，如果能有费先生的说法，倒是对逝者公平。

的确，费与杨的故事，除了《围城》里的方鸿渐，杨先生自己也公开说过。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著有《听杨绛谈往事》（简称《往事》），书中有13个页面提到“费孝通”。兹摘录两段如下：

后来到苏州东吴大学，两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学，又同班。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先生听到这话说：“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第44页）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蒋恩钿、袁震三人一同接谈。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燕京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第73页）

吴宓、钱锺书两家很熟，吴学昭先生的记录理应来自杨先生的叙述。其实，吴、费两家也很熟，两人不仅有清华大学的渊源，在西南联大期间还曾一起共事。

吴学昭先生的书出版于2006年。一年之前，费先生便已作古。因此，对书中的细节，已无法与当事人核对。即使找到先生询问，估计也会出现类似于当初的情景：对与杨先生之间，费先生说得轻松、诙谐、愉快，像是在说别人家的故事。先生说：

振华女校的学生，都是本地人。忽然来了一个洋气的学生，当然惹人注意。女校的学生都是女生，我是特殊原因才进的女校，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生，有兴趣是自然的。

1923年，费和杨同期进入苏州振华女校初中。不过，两人的差别早在他们同班之前就存在了。费出生于破落乡绅家庭，兄弟姊妹众多，在他转到燕京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苏州。年幼时，费体弱多病，母亲怕他受人欺负，便让他进振华女校就读。杨则出生在高官之家，自小就是娇娇女。在进入振华女校之前，已经在北京和上海居住、上学有年，是见过世面的洋气学生。她一头短发，与当地女生的齐腰长辫形成鲜明对比，被称为“洋来洋去的洋学生”。

看费叙述时的表情，倒让我理解，十三四岁的年纪，费对杨的好感，与其说是年少轻狂，不如说是对“洋气”的好奇心在作祟。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要让一个洋气的女生对土里土气的男生有兴趣不现实，尽管费是学校里少有的男生。

如杨所述，费与杨虽在1923年就已相识，交集却不多。1924年费入东吴大学附中，1928年入东吴大学念医学预科，1930年秋天就转燕京大学了。杨至1928年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再次与费同班，不过，不到一个学期便转了文科。这样算来，在苏州，他们同班不会超过3个学期。相识在少年，再遇已青年。即如杨所述，费说“得走我的门路”，似把自己当作杨保护者而非男友的。

待到他们第三次有交集已是1932年。对这一段，费先生说：

从东吴到燕京，环境大不相同。除读的书多了，接触的人和事也多了，Robert Park先生还带我们去做实地调查。与苏州来的同乡依然有聚会，可各自的学业不同，能够一起说的不多。因此，见面时，大多谈一些家乡之事。杨季康还是那样的洋气；不过，与在苏州比较，燕京、清华里，洋气的学生很多。当然，小时候的记忆很深刻，比较不容易轻易忘记。

1932年2月，因东吴学潮停课，杨为完成学业而北上，初借读燕京大学、后借读清华大学。3月遇到钱，学期终了时，钱杨两人之间已是恋爱关系了。

杨北上时，费在燕京已3个学期。作为先行者，到火车站为同乡接站，在学校组织同乡聚会，似在情理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费因参加学生游行受寒而得了肺炎住院，错过了学期考试，不得不留级，也因此遇到了比他晚一年级的王同惠。俩人因学术争论而相识，交往中逐渐发现彼此志同道合。

1933年，费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这是费杨俩人的第三次“同班”。此时，杨的感情已有了归属。到1933年冬天，费与王的交往频繁密切，转年，费的感情也有了寄托。

不仅如此，1932-1934年的两年间，俩人的志向分野也日渐清晰。

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时，费便从医学转入了社会学。费离开东吴是因他作为学生会秘书为维护学生权益而号召罢课被勒令转学。对转入社会学的理由，费在《关于人类学在中国》（1994）中说，“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

待费在燕京又一次遇到杨时，杨则依旧洋（娇）气，且与钱的欣赏及品位极为吻合，杨说，“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我虽学了四年政治（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编者注），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往事》，第77页）曾有人在钱面前问，“（杨绛）还那么娇滴滴吗？”钱立即反驳：“哪里娇？一点不娇。”（《往事》，第72页）

1934年暑假，按照传统礼仪钱杨正式订婚；1935年7月13日，依大户人家的礼仪结婚；8月13日，俩人离开上海去英国留学。

费和王亦在1935年暑假结婚。不过，他们的婚礼是在燕京大学的校长官邸（今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的。那里，也是他们的恩师吴文藻和谢冰心两位先生1929年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过后，费和王在无锡做短暂停留，整理《甘肃土人的婚姻》译稿，之后辗转于9月18日到达广西开展花篮瑶的调查。

岁月蹉跎，他们先后还在西南联大、20世纪50年代初的清华、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过交集。费则把钱杨当作自己一辈子的朋友，譬如20世纪50年代初他向乔冠华推荐钱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小组；也时常去看看钱杨。对他与钱、杨之间关系，先生让我看他1999年发表在《读书》第3期上的文章“圈外人语”。在那里，先生写道：

钱、杨两位原是我的同学。锺书不仅同学，而且同年，和我曾在清华不在一个班里同学过一年。当时两人并不相识，但他的文名早扬，在校无不另眼相看。杨绛原名季康和我是三届同班的同学，初中、大学、研究院，最近我因病住院她来看望我，在旁的一位医生听说我们过去的这段同学关系，惊叹说：“有缘，有缘”。

此缘何缘？或许只有三位先生自己清楚。无论何缘，逝者已逝，讲出费孝通自己的故事，公平与否，对逝者已无意义。对生者，倒是成就了一份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