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造区夏》：宋朝国族主义——历史真实抑或假象？

《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瑞士]谭凯 (Nicolas Tackett)著，殷守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376页，68.00元

“国族”（nation）、“国族主义”（nationalism）、“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等都是近代西方语境中出现的概念。对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帝制中国来说，是否存在过“国族主义”，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并无国族主义观念，只有对王朝与文化的认同。有学者则根据中国传统典籍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夏之防” “内华夏，外夷狄”等话语，认为中国的国族主义由来已久。

2017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推出新著《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以下简称“肇造区夏”），其英文书名“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直译过来就是“中国国族的起源”。在本书中，谭凯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族主义形成于北宋时期。

在谭凯教授之前，学界对于宋代“国族主义”和“中国”观念已经有所研究。《肇造区夏》一书的导论中也指出海外学者田浩、陶德文在数十年前提出十二世纪宋朝出现一种“原始的国族主义”。国内学者葛兆光指出“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边界”的浮现，并认为宋代是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邓小南认为宋代政治观念中出现了一种“把民族、文化与其政权之范围视为一体”的新趋势。谭凯认为这些研究只是一种粗略的勾勒，他用了一本书的篇幅（中文版二十余万字），叙述了“宋朝国族主义”出现的原因、内容、特点等等，是目前对这个问题最为详尽的研究。

《肇造区夏》一书的主要目的，是“追索并理解宋代新的中国认同的形成，并将这一认同的出现与后澶渊时代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相联系”。（中文版，第30页，以下页码均指中文版页码）全书共分两部分，各由三章组成。第一部分题为“政治空间”，探讨澶渊之盟后一个世纪里政权间的互动。第二部分题为“文化空间”，重点讨论十一世纪的社会政治精英的中国观念及其变化发展。谭凯认为，在十一世纪，宋朝官员渐渐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构想他们所属的政治体。他们开始更加精确地界定政权的版图。他们不再拘泥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主权理念。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同质化的文化与生态领域，其边界未必与王朝的实际领土相重合。在他们看来，属于这个文化领域的人即他们所说的“汉人”；无论他们实际生活在哪里，即使处在周边王朝的统治之下，都应该效忠同一个汉人政权。这些信念继而点燃了一种情绪：宋廷有责任去收复位于其控制之外的“故地”。在本书中，谭凯提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宋朝国族主义”、东亚世界秩序。

为何国族主义出现在宋朝，作者指出，这是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复杂方式相结合的结果，并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尤为重要，一是关乎政权的内部结构与制度改革，这使得帝国上下的精英开始有了一种新的认同感；二是关乎十一世纪因缘际会之间形成的国际体系，它改变了这些精英看待文化与地理边界的方式。（第12页）谭凯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的方法，通过关键词统计了《全唐文》《全宋文》（北宋部分），结果发现唐代经常用“华”“中国”来指称族群意义上的汉人，而北宋人倾向于使用“汉”来指称本政权统治下的人群。进而得出结论：从“华”到“汉”的转变，对宋之前的人来说，决定文化的因素更多是地理与环境，不是他的祖先或血统。“华人”是指在文明之气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汉人”本意指汉朝人的后裔。决定“汉人”文化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共同的祖先。要之，“汉人”更接近经典人类学所说的拥有共同祖先的族群，宋朝把自己视作汉族群的国家。（第四章）在此基础上，谭凯提出，宋代新的“中国”认同特点，是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以及基于国族认同的国家（nation-state）。

在传统帝制中国，“华夷之辨”、正统论、“中国”观等思想历经上千年而一直绵延不绝，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发生着演变，直到近代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才逐渐瓦解。（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宋人的“中国”观究竟是“国族主义”，还是传统“华夷之辨”等思想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一种演变，这个问题恐怕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会争议下去。（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三联书店，2018）

通过对关键词或者概念的大数据分析，确实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某些变化过程。但当我们讨论宋人的“中国”观时，不仅要注意到宋人以“汉人”自拟的次数，更要考虑宋人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语境，这就涉及到概念史与话语分析。这方面，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做了非常好的表率。可惜谭凯在《肇造区夏》一书中没有对“汉人”说法进行细致的概念史与话语分析，无形中削弱了其观点的力度。

“东亚世界秩序”是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谭凯认为，宋、辽和平共处长达百年，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对等外交的原则与草原政权相往来的王朝。与此同时，大规模、系统性的勘疆立界活动在各处边陲展开，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宋朝建立后，一方面以中华正统自居，但又面临着与“夷狄”辽朝、金朝的长期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宋朝不得不与之作为天下的共主，甚至屈居其下。北宋时期，宋、辽各自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澶渊之盟后，两大朝贡体系不仅并存，而且形成彼此相互承认的对等关系。北宋构建“华夷一统”秩序的理想虽然破灭，但仍然通过册封制度，构建以“汉、唐旧疆”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以此来强调宋朝继承汉、唐德运的正统地位。（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宋代《华夷图》

虽然宋朝由于武力不振，在对外交往中，不得不根据情况采取弹性外交做法，以维护现实的政治关系，保障王朝的外部安全。但在国内，宋朝则坚持绝对的华夷观念，通过德运、年号、祭祀等标示正统的制度设计，辽金以外诸政权、羁縻各族的朝贡活动，以及有关华夷的各种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构建并演绎华夷秩序，为宋朝皇帝华夷共主的地位作政治解说，其应对之策和理论来源都是春秋以来的华夷观和“中国”观的框架之内，难以与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意识相联系。（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的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谭凯认为边境线催生了宋代出现新的“中国”认同，即边境线之内，是为华夏。但从史料中看，我们对宋人这种边界意识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宋朝的边界，其性质终究还是一种边防体系，目的并非是为了区分族群，而是来源于宋朝现实的战略防御思想。另外，根据黄纯艳的研究，宋代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画界原则，因关系形态不同和变化而形成多样的疆界形态，既有模糊疆界，也有清晰疆界。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其核心是区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除了构建华夷秩序外的实用主义面向。宋代的疆界活动总体上仍是对中国古代天下理想与现实应对的交织，具体做法上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变革。（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也同样指出，宋人仍然采用传统的“华夷图”、“禹贡图”来构想宋朝的疆域，使得地图中呈现出来的宋朝疆域与现实中的疆域并不吻合，即便现实中辽朝疆域已经达到长城以南，但在地图上，辽朝仍然被绘制在传统的“北狄”范围中（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2016；该书中译本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章）。这说明在宋人的思维中，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依然萦绕于心。

在写作中，我们看到谭凯试图规避简单套用现代西方术语来强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之嫌，但他在分析“宋朝国族主义”时，仍然采用了现代国族主义的框架与标准来加以讨论，并进行类比。比如作者认为，北宋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元素很相似。在讨论宋代国族主义与现代国族主义的区别时，作者还是从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国族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国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与国族世界观（nation view）等现代国族主义的概念入手。

总之，《肇造区夏》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详细地讨论“宋朝国族主义”的内容、特点等，展现了作者力图跳出现代国族主义分析框架，摆脱国族主义现代性叙事的野心与大胆的设想。但在具体写作中，作者又无法完全脱离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宋朝史料。因此，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某些结论，而在于对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分析所带给读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