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观点交集

陈先生和钱先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学术取向，乃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区别。

这里提出一个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观点的交集问题，或可从中抽象出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陈先生长钱先生整整二十岁。吴宓先生在清华工字厅提出的“陈钱并称论”，其着重点在于极度推重钱氏，若推测当事人的内心反应，陈先生或许一笑了之，而在钱先生那里，则可能颇为微妙。后来学术界逐渐发现两人学术观点多有差异（主要是钱质疑陈），但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和礼貌，并未展开讨论。近年来讨论才热烈起来，形成了“陈钱异同论”这个极有学术价值的议题。

陈寅恪先生

钱锺书先生

本来，展开平心静气的学术争辩是正常的现象，大学生时代的钱锺书就富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与周作人关于新文学源流的争论，就是著名的事例。他还在暑期夜晚纳凉时与父亲钱基博先生论争陈澧《东塾读书记》与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的高下问题，父崇陈而子重朱，往复几个回合，最后以陈为经生之书、朱为烈士之作而勉强取得一致。（见钱基博《古籍举要序》）我在复旦大学讲授宋代文学，也戏向学生出个论文题目“当朱老遇到钱老”：朱东润先生推重梅尧臣和陆游，为他俩各贡献了三种著作，钱先生的《谈艺录》等著作却对梅、陆多有苛评，其间的区别大概也有志士和才子不同立场的投影吧。陈先生和钱先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学术取向，乃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区别。作为历史学家，陈先生观察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历史”，“诗”也是史料，于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成为他倡导并运用成熟的研究范式；钱先生却在“打通”的基础上，强调“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史蕴诗心”，甚至想写一部哲学家的文学史，由此形成他若干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

我这次编集本书时，全文收入钱先生给我的两篇审稿意见，一论韦庄，一论唐诗，却不约而同地向陈先生发出质疑，就包含上述内容。

我的《韦庄与他的〈秦妇吟〉》一稿，讨论对象是向迪琮先生所编的《韦庄集》。钱先生说，此书“始托‘诗史’之名，借以抬高韦庄”，“抬出与杜‘诗史’并称”，韦庄一生“崇奉”杜甫。这里“崇奉”“抬高”“诗史”三个关键词，其实都或明或暗地针对陈先生。钱先生明确写道：“忆陈寅恪先生《秦妇吟笺释》即以‘浣花名集’为韦崇奉杜之证……同一捕风捉影，文学批评中之‘考据’必须更科学，更有分析。”这是迄今所见钱先生第一次点名批评陈氏的文字，且系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审稿意见，应属半公开性质的。钱先生对陈氏“崎岖求解”（张载语，见朱熹《诗集传·诗传纲领》）的历史考据方法的非议是不假讳饰的。陈氏《韦庄秦妇吟校笺》（见《寒柳堂集》）中论定《秦妇吟》“为端己平生诸作之冠”，又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十字评赏之，可谓“抬高”之至。而钱先生在《容安馆札记》第789则却又详细指摘此诗艺术上缺失之处，如“支蔓失剪”“详略失当”，结尾“令人闷损”等（参看本书第四辑第三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两者对照鲜明。至于“诗史”一语，钱先生从根本上加以摈斥。《管锥编》第四册第1390页云：

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一以其为实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楚齐均失，臧谷两亡，妄言而姑妄听可矣……苟作者自言无是而事或实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实无，尔乃吹索钩距，验诚辨诳……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者，然在谈艺论文，皆出位之思，馀力之行也……康德论致知，开宗明义曰：“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此言移施于造艺之赋境构象，亦无伤也。

诗是诗，史是史，两者虽可用以互证，却各有其本质属性，不容混一。于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区别，大畅其旨，具见钱先生着眼所在。在《宋诗选注·序》中，他又有一段论述：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陈先生是否有对“诗史”的直接论述，待考。但钱先生此处所言，仿佛都有其影子在。陈先生论《长恨歌》，于赐浴华清池那段绝妙好辞，指责时间不合，应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时节”，且“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而非“消夏逭暑”；于“六军”谓数字不合，考当时唐皇室军队实只有四军；于“峨眉山下少人行”句，又谓地理有误，唐明皇未行经该地，但此例尚“不足为乐天深病”，算是网开一面；而华清池之长生殿，乃“祀神之斋宫，神道清严，不可阑入儿女猥琐”，这就是白居易的“失言”了。（均见《元白诗笺证稿》）钱先生所谈的“吹索钩距，验诚辨诳”，“专门名家有安身立命于此”，用爱克司光透视人体美等语，不免令人联想到陈先生的身影。钱先生批判“诗史”概念，对他与陈先生在诗学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了深刻的阐述。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一例。

杨绛先生与王水照先生（2006年4月）

我在《唐诗选·前言》中，从士族、庶族的社会身份分野，论述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进而探讨唐代一般诗人的社会身份，以及唐诗繁荣原因，都深受陈先生论史的影响。以门阀士族和寒素家族的对立论史，是他史学的基石，近年出版的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全书即以此为中心线索予以论述。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先生写道：“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而牛、李两党，其社会身份即各为“庶族新兴阶级”和“门阀世族”，牛党所重“科举”即特指进士科，李党所重“门第”即世家大族。陈先生很少在著作中称引当世学者见解而自重，此处乃为特例；且推重为“卓识”，无疑也是对己说的自信和自许。对于这个陈先生自以为“卓识”的见解，钱先生却表示异议。他在审稿意见中写道：“……与郑覃事合观（抬出《诗三百篇》来抵制文宗“诗博士”之举），便知仇视‘进士’不仅是世家子弟反对选举，还包含着自周、隋以来经学对词章的仇视，即‘儒林’对‘文苑’的仇视（在宋如道学家之于诗文人，在清为考据家之于词章家，在现代欧美如科学家之于人文学家，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此点文中不必详说，但措辞须稍减少简单化，除非能证‘明经’派都是贵族世家。韩愈《答殷侍御书》可以一读。殷即殷侑，大经学家——足征‘进士’和‘经书’是两门学问，但‘进士’与‘明经’不一定是出［于］两个社会阶层（殷当时已官为侍御）。”在钱先生看来，认同或贬斥进士科之争，不是牛、李两党之争，也不是士族和庶族两个社会阶层之争，而是“两种文化之争”，这与陈先生颇异其趣。

陈先生的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过讨论。对于牛党出于庶族、李党出于士族，中外学者多从成员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加以反驳，如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岑仲勉先生和日本京都大学的砺波护等。然而，陈先生的见解有其材料的坚实基础和理论上的自足性，不是简单方法就能完全驳倒。他首先说明，“牛李党派之分野在科举与门第”这是个“原则之大概”，但“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牛党可以变李，李党可以为牛，但不影响这个大判断。接着又分析三种复杂情况：一是牛李两党的对立，根本在于山东旧族（华山以东的王、崔、卢、李、郑等士族）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而李唐皇室原属关陇集团，与山东旧族颇有好感，但唐中叶后，其远支宗室地位下降，已大别于一般士族，处于中立地位。二是有的号为山东旧族者，门风废替，家学衰落，此类“破落户”已与新兴阶级同化，无所分别。三是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凡此种种，单用实证主义户籍调查式的考辨方法就无济于事了。

钱先生却从“两种文化斗争”的角度质疑，可谓另辟蹊径。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穿透力的大判断。论述未畅，留下许多未发之覆，可供后辈进一步探讨。钱先生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文学群体与社会身份相系联，比如对南宋“江湖派”，他就提出“江湖诗人之称，流行在《江湖诗集》之前，犹明末之职业山人”（见于给我的信），与江湖派起于陈起编印《江湖诗集》的旧说相左。他认为这是一个“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社会群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诗派。（参见本书第四辑第三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说唐代进士问题之争怀疑其存在士族、庶族的社会阶层背景，说江湖诗人却承认此乃一游走江湖的社会群体，在文学与阶层的关系上，一截断，一相联，均反映出钱先生论学的文学本位立场。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二例。

1978年9月，钱先生在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以“不点名而点名”方式公开对陈寅恪先生发出质疑。他说：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

他接着举例说：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79页）

话题是杨贵妃宫闱隐秘，批评却是严肃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是“四人帮”粉碎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派往国外的，由四位副院长（包括钱先生）组成，规格甚高。陈、钱两先生，两度同在清华，却无交往；仅有一次是后来陈先生主动将《元白诗笺证稿》寄赠于钱，而杨贵妃问题恰恰就在此书第一章论《长恨歌》中提出。这表明钱先生并不因私谊而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旗帜鲜明地向一种研究风气进行挑战。

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法是他运用纯熟、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广受好评的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即是代表著作。钱先生的“打通”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的诗史互证也获得丰富而精彩的成果。然而，两位同擅“诗史互证”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及考证风格却大异其趣。钱先生的不满，简言之有二：一是“喧宾夺主”，文学是“主”，历史考据是“宾”，历史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他在批评中，处处突出以文学为本位的原则。他判定考据杨贵妃入宫事是“无谓的问题”，是严格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的，连举的两例（济慈喝稀饭，普希金抽烟），也是两个文学家的“话柄”。二是“深文周纳”，“以繁琐为精细”的考证风格。其实早在“文革”中成书的《管锥编》里，已表示对讨论杨贵妃入宫事的厌烦。该书第四册第1277页写道：“闲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驳朱锡鬯〈书杨太真外传后〉》以来之争辩‘处子入宫’，烟动尘上，呶呶未已。”陶潜因有二子“不同生”诗句，引发争论陶潜私事（有一妻一妾，或丧妻续娶，或为孪生），“推测纷纭”；“处子入宫”事与其相提并论，均为“无谓的问题”。此时尚未及陈先生，足见钱先生一贯的贬斥态度。

从陈先生立场来看，此事又当别论。首先，这不是一个伪问题。若放在历史领域中，可能别有意义。正如替陈先生辩护的学者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宗明义即引朱熹之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而值得考辨，从中可以窥见“李唐皇室的家风”，就是说，在文学领域以外，这就不是“无谓的问题”。这个辩护自有理据。但也必须指出，陈先生本文中并无涉及此点。他认定的性质是“宫闱隐秘”，是一场“喜剧”。

其次，从学术史而论，陈先生说，这是“唐史中一重公案”。他细心地梳理正方（主张“处子说”）诸家，在杭世骏、章学诚、朱彝尊等人中，认为“朱氏之文为最有根据”，其他人不过沿承朱说，因而把朱彝尊作为驳难的主要对象。他的反驳，论证细密，剖析毫芒，长达七八页，足为“非处子说”定谳，“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

第三，陈先生明言，他辨明朱氏之误，“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表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文学之外讨论此事。而且实际上与文学亦非毫无关系。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们文学所的《唐诗选》在注释《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句，有一长注：“开元二十三年，册封为寿王（玄宗的儿子李瑁）妃。二十八年玄宗使她为道士，住太真宫，改名太真。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这不是陈先生那一大篇考据文章的提要吗？他的考辨成果已被钱先生也参与过的唐诗选本所吸取。再说，我们读李商隐的《龙池》《骊山有感》等诗，陈先生的成果也会产生文学性效果。“新台之恶”毕竟不符合我国传统悠久的道德标准，朱熹的“不以为异”的说法值得考虑，只是不像唐以后看得那么严重罢了。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三例。

陈先生《论韩愈》一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对韩愈的推崇超迈宋儒，世所仅见。他把韩愈定位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即“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在这个前提下，他高度肯定古文运动：“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这里把“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新儒学新古文运动”，视作一脉相承的关系，语气决断，“不容置疑”。所谓“新儒学”，他又说：“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这些著名的观点，钱先生均提出异议。

钱先生首先指出韩愈虽标榜“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实际上他的“文”和“道”是“两橛”的，并不等同于“文”必然服从、附庸于“道”。在《中文笔记》第十册中，他举李汉《韩昌黎文集序》说，此文以“文者，贯道之器也”发端，但一路写来，只见李汉光推重韩愈之文而不及其道，所谓的“摧陷廓清”，也是指文：“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最后钱先生说：“皆分明主‘文’”，“可见昌黎为文学道，分为两橛”。韩愈在“儒学”上并未独立成家。这一观点，在《容安馆札记》中有更详尽的发挥。如第720则云：

《进学解》云：“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即《原道》之说也。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书》言韩舍《原道》外，无“言圣人之道”者，举文人独遗汉之贾、董能得圣人。然自道其学为文章则云：“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又云：“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词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合之《送王秀才序》云：“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足征昌黎以“文”与“道”分别为二事，斥庄之道而称庄之文，如《答李翊书》《送高闲上人序》即出《庄子》机调。

接着，钱先生又分析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内容与《中文笔记》所记相似，不赘），最后总结道：

证之昌黎《答窦秀才书》“专于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性本好文学”、《与陈给事书》“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等语，乃知宋人以昌黎入道统，尊之而实诬之也……近人论韩，更如梦呓矣！

钱先生的有关论述还有很多（参见本书《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不赘述。

可以明显看出，钱先生的立论是从文学本位立场出发的。“古文运动”本来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概念，据目前检索到的资料，殆始见于胡适在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是书次年改名为《白话文学史》，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风行全国，后出的各类文学史多沿其说，遂成重要研究论题。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古旗帜而推行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还是如陈先生所言，是新儒学新古文的文化运动，这是根本认识上的歧异。

陈先生的《论韩愈》发表于1954年《历史研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问世的少数重要史论之一，论文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大气包举，透露出学术自信与自负。仅如“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提法，就与通常所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似有深意存焉。高深学问常常易于被人误解，我们后辈实不宜对陈、钱二位宗师说些不知深浅之语。事实上，目前不少学者研究唐宋古文运动，还在沿承陈先生的路数，强调其思想史方面的性质。问题应是开放性而非终结性的。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四例。

钱、陈观点交集中，也有相反相成，或可互补互融的一面。兹举对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不同解释为例。

陈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卖炭翁》“回车叱牛牵向北”句时，从长安城市建置特点，即“市在南而宫在北”出发，认为杜甫此句“望城北”亦指望皇宫，意谓诗人“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

文学研究所《唐诗选》杜甫部分是我注释的，当年曾把此句作为“难点”提出集体讨论。我总结讨论意见，最后写道：“‘望城北’有三种说法：一说‘肃宗行宫灵武在长安之北……望着城北，表示对唐军盼望之切’；一说‘唐代皇宫在城北，回望城北，表示对故国的眷念’；一说‘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结论是：“后一说较妥。当时作者百感交集，忧愤如焚，一时间懵懵懂懂地走反了方向，于情理或更切合。”第二说就是陈寅恪先生的意见，第一说解为盼望在灵武的肃宗与唐军，实际上与陈氏同一思路，把诗意引向对“故园”“唐军”的期盼，突出杜甫“每饭不忘君”的意义。第三说只从“情理上”揣摩诗人其时之心理状态，或许与诗意更贴切些。这主要是吸取钱先生在讨论会上的意见。后来他在《管锥编》第三册第988页中却有更深入的发挥。他说：“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并引五条书证：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魂，失归忘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王安石集杜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言皇惑不记孰为南北也”；《敦煌掇琐》之《女人百岁篇》“出门唤北却来东”；李复《兵馈行》“一身去住两茫然，欲向南归却望北”，“即本杜句”。并拈出“向”以与“望”为互文，“望”可作“向”解。

一位是着眼于安史之乱、国破家亡、皇权失坠的记忆，“每饭不忘君”的杜甫思想定位等历史因子；一位是超越于特定的历史时空，而聚焦于文学是人学，对一般人情、人性的熨帖，注重于诗性的因子。两说各有所长，但仍体现出不同的学术趋向。

我们注释《唐诗选》时，遇到存在异说而需下断语时，常用“某说是”“某说较胜”“两说并存”三种形式。我在注释杜甫此句时的按语是第三说“于情理或更切合”，来表示倾向于钱先生之说，但也承认陈先生说“可备一说”。白居易“回车叱牛牵向北”之“北”，指涉是确定的，确指皇宫，因该篇主旨乃“苦宫市也”；但杜诗此句的“北”，没有足够的证据径断为皇宫方位。然而反过来说，也同样无充足证据断其为非。综合两说，可以扩大对诗歌的理解空间，所谓“诗无达诂”有其正当性。

这是钱、陈观点交集的第五例。

钱锺书先生写给王水照先生的书信

以上五例，观点歧异，泾渭分明，都有钱先生的文字为依据（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谈之语），表明陈、钱两位论学旨趣的差别。钱先生也是主张“打通”的，他说过：“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谈艺录》第352页）所说五例，论韦庄、论杨贵妃入宫、论杜诗三例属于“诗史互证”，论韩愈、论门第排斥进士科，则各与哲学、社会学有关，借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推出王水照先生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2020年11月），表达最真切的敬意与纪念。本文节选自王水照先生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的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