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本文是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维·罗宾逊为《中国历史杂志》2017年第2期（中国军事制度专刊）撰写的概括性导言[David Robinson, WHY MILITARY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CHINESE HISTORY CIRCA 600–1800,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Vol.1, Special Issue2 （2017）, 235–242.]，指出军事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军事制度/机构与政治控制、社会经济变迁、王朝财政和文化价值观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研究思路对于国内多仅从军事单一视角研究古代军事战争，以及军事战争史与其他专门史研究相对分离的状况来说，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本期《中国军事制度专刊》中，除了这篇概括性导言之外，还刊登了戴维·格拉夫的《唐代军事研究》、彼得·洛奇的《作为宋代标志性特征的军事制度》；戴维·罗宾逊的《明代军事制度的重要性》、戴英聪的《清代军事制度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四篇论文。
清朝政府编练新式军队时，新编成的湖南湘威常备军统领和官兵合影。
军事制度对于理解中国历史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军事制度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正式的、非正式的，还是像通常情况下的那样，两者的混合，“制度”在这里都被用来指游戏规则，以及长期存在的、规模大的特定国家组织和项目（programs）的简约概括。“军事”在这里指与军人和武装力量有关的事务，他们通常但不总是服从国家权力。在所有四作者详细研究的军事机构中，包括军队（包括其招募、训练和维护）、动员机制（包括战争物资的获取、交付和消耗）和军事高级指挥（包括其组成、组织和地位）。
战争是所有朝代都关心的中心问题，它需要持续动员巨大经济和社会资源为基础。研究其他地区和其他时代的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军事制度与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联系紧密，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影响力、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到技术创新、环境和身份界定。很久以前，研究中世纪英国史的著名学者J.O.普雷斯特里奇（J.O. Prestwich）强调有必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战争，力求将其与政府的形式和方法、社会结构、经济和思维习惯联系起来。”历史学家以多种方式阐述了军事制度的重要性，或许最著名的是军事革命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最近的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这种解释强调，军事制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在战备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而且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联系在一起。对粮食、物资、燃料、武器、人力、住房、交通、教育、培训和各种专业知识等军事需求的确定、记录和供给，必然使军事制度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多层面影响。
军事制度的需求和机会塑造了生活中的期望、经历和策略。一提及军事制度，人们首先会想到战争带来的混乱和痛苦。但在大多数时期，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可怕的经历。战时与和平时期，军事制度影响人们生活的方式包括：土地税、强制性军事义务（这种义务可能换取减免额外税收）、与当地驻军交往（这包括利用不同商业伙伴和联盟，或与之竞争）、通过长期或短期兵役获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服务于军事人员需要获取商业利益，还有失去父亲、丈夫、兄弟，或异地安置带来的社会经济困难。
对于决策者来说，军事制度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保护本朝，抵御国内外的敌人。理想的军事力量是保卫领土，必要时可以将军队投放到王朝边界以外，镇压内部叛乱，阻止暴动。其次它的成本对朝廷和人民来说要比较低。最后，军事将领要服从皇权。正如本期特刊所显示的，平衡这三种需求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从最后一点开始，决定军事将领在国家机器中的角色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军事将领在决策上有专业发言权，还是他们的主要职能是执行王权和朝廷制定的计划呢?根据什么标准遴选和评价高级军事将领呢?这一特别问题表明，这些决策因最近的历史记忆、外部威胁的严重程度和种族忠诚问题而有所不同。与此相类似，关于如何为军队配备人员、提供食宿、培训、激励和纪律的争论，往往是基于从历史例子中汲取的各种丰富经验、当前社会经济条件的迫切需要、政治和个人联盟，以及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认识。
学者们早就认识到战争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古典时期的军事思想史，在我们理解中国知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几十年，研究者们的兴起已经扩展到战争文化方面，从事文学、艺术和情感史研究的专家们，探究人们对自己经历混乱、混乱、痛苦经验的表达方式忆，通过诗歌、散文、文学和绘画努力地理解他们在不可预知的世界中的处境。对军事叙事的文化建构性质的分析，增强了我们对来源能告诉我们什么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的理解。同样地，对在政治文化中军事展示作用的探索，已经阐明了统治、种族和表现技术等问题。
学者们对中国战争的财政和后勤需求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尽管这类研究大多集中在18-20世纪，但几十年前，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在其《中国早期的惩罚性暴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军事需求是中国早期国家成长中的重要刺激因素。军事动员需要提取资源，包括食物、饲料、牲畜、燃料、劳动力、白银和大量的原材料。这种提取，特别是对于长期战争来说，需要行政效能、商人的合作和民众的默许——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几项研究表明，随着战争和军备费用在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的增加，军事胜利所需的行政、经济和政治门槛也随之提高。战争动员也有赖于战略和战术、制图、后勤、武器装备制造、医疗、预测和神秘术等各种专业技术。动员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包括怨恨（甚至抵抗）较重税收负担和对他们的牲畜与粮食掠夺，另一方面也包括新机会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雇佣兵争取有竞争力的工资,商人提供军队出征,和官员板条在帝国的增强流动慷慨,旨在激励军人忠诚和。最后，关于战争、武器和技术创新之间相互作用的争论，在西欧学者中是一个得到深入研究的史学议题，产生了创新著作，这些著作既分析了上述相互作用在中国的发展，又把它们纳入了早期近代世界的全球记述。
总之，对战争和扩军备战多方面影响的日益复杂和广泛的理解，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的文章有意避免只关注战争，而是考虑军事制度在战争和“和平”被低估的作用，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这里和平一词的含义是相对的。考虑到唐、宋、明、清王朝的领土面积，军事行动几乎总是在某个地方进行着。此外，就军事制度而言，没有理由只关注战争或和平时期。为战时动员而建立的制度安排往往在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尽管其形式通常会有所不同。此处仅举一例：中原王朝为了应对与草原敌人的军事冲突，而购买大量良马，这是一个持续几个世纪的问题，而且在战争时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也一直是历代王朝考虑的中心议题。马政很好地说明了四点：和平时期军事制度持续存在；军事需求、贸易政策和外交关系之间联系紧密；军事制度在塑造地权和环境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是为把中国的历史经验融入跨地区叙事提供了机会，因为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由定居农业政权收购草原游牧地区马匹的制度是常见的。
唐代李贤墓中腰佩刀的士兵壁画。
从整体上看，大约从公元600年到1800年约1200年间唐、宋、明、清的历史揭示了几件惊人的事情。首先是朝廷每年开支用于军费——尤其是军人工资的数额巨大。格拉夫（Graff）指出，在八世纪晚期，中央和省政府几乎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支持军事开支。
洛奇、罗宾逊和戴给出的估计惊人地相似。宋、明、清三朝政府都将大约70%的预算用于军事开支。战争期间的开支往往会使军费飙升到更高的水平，这就导致了附加税、募捐和其他特别措施的出现。没有人认为上述数字超过了初步估计。中央、省、县各级军事开支财政研究是一个富有前景能产生众多成果的领域。这一研究能够揭示了国家行政能力、政府机构之间的运作，以及能够保证非国家行动者（尤其是商人）的合作的策略。从宋代早期开始，商人在获取和提供军粮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另一组有说明意义的数字是军队规模。我们的作者提供了以下估计：8世纪中期唐朝有60万军人，到9世纪早期达到100万；宋朝大约有60万到90万；14世纪晚期有120万，17世纪早期有200万；最终在18世纪中期约有80万。同样，这些合计估数需要澄清和进一步研究。虽然现役人数可能惊人，但仍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格拉夫计算出唐朝军人与总人口的比例（或“参军比例”）在1:117到1:70之间。
尽管对军事开支和军队规模的估计存在问题，也需要将之置于正确的历史背景之中，但这些数字仍然很大，并提醒我们，军事机构消耗了国家的绝大多数资源，军事人员长期以来是历朝雇员中数量最多的群体。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军事机构不仅引起官员和受过教育的人的注意，而且引起许多其他人的注意，他们的生活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军事需求和为满足这些需求而设计的制度的影响。正如格拉夫、罗宾逊和戴所指出的，军事力量的组织影响了地方统治、社会动力和城市规划。根据招募、驻防和支付活动，军事人员可能与当地社区紧密结合，与平民邻居一起生活和工作，或者他们可能形成与平民接触有限的社会文化自治飞地。此外，在元、清时期，强烈的族群意识塑造了军事人员的分布模式。例子包括元朝禁卫军的部署由蒙古人控制，更为特殊的是，来自西部和中亚的色目人出身军人驻防在大都和南部地区之间的战略要塞；清群族隔离政策禁止非旗人居住在主要城市中心的大部分。因此，尽管军队的总规模具有启发性，但它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军事人员的真正意义所在。它们与平民、政府官员和宗教中心的互动模式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最后，撇开统治结构问题，格拉夫、洛奇（Lorge）和戴认为，在文学、戏剧和其他娱乐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军事价值观和实践深深地影响了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男性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在明朝时期是就这样的。为什么尚武精神和实践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值得密切关注。在明朝历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论断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军事危机导致了军事（尚武勇士）的盛行，但很少从比较角度检验这一论断。即使在明朝时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放到更广泛的历史中去比较了。这四篇文章表明，在600年到1800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武学精神和武学实践对各种人等都有着持久（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吸引力。洛奇甚至认为，与影响主要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男性及其直系亲属的儒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尚武文化对宋朝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可以假设尚武精神的吸引力源自当时拥有较高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军事将领、军官和普通士兵，而不是如现存资料显示那样，将之与其他诸如种族和性别身份的形成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任何情况下，尚武精神一定是具有多种意义的，进一步的研究将加深我们对它的起源、表达和接受的理解。性别、技术、环境、大众文化和群族等研究视角的加入我们的分析，将会大大地改进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们认为，对军事制度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治理、技术和身份的相互作用的理解，将同样挑战过去的假设，并开辟令人兴奋的新的研究途径。
参考文献：
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rship in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19.
Seeking Order in A Tumultuous Age: The Writings of Ch?ng Toj?n （鄭道傳）, A Korean Neo-Confucian. Korean Classics Lib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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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Chinese transl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ito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Rebellion and the Economy of Violence in Mid-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英文原文刊于《中国历史学刊》第1卷，2017年第2期，第235-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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