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国共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在这一千多所高校里，人们熟悉的“211”“985”不到十分之一。另一份数据表明，中国在校大学生里90%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一本院校只占全部高校的13%。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年轻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只有少数学生能进入几十所全国重点大学，更多的人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14年之久的黄灯，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黄灯（左）和她的学生们
黄灯是一名“70后”，1995年专科毕业于岳阳大学。岳阳大学随后并入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一所二本院校。大学毕业后的黄灯接受分配，在一家国营工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1997年从机关下到车间成为一名挡车工。1998年工厂接单困难后，她决定考研，并于次年被武汉大学录取，后来又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博士。2005年黄灯博士毕业，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
在这里，黄灯教过2005级“80后”，也教过2015级“90后”。她目睹了高校扩招，见证了大学生如何一步步拥抱市场，更思考了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那些起点像她一样的二本学生所面临的境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她的花名册上有4500多名学生，她从中选出100多名“80后”与“90后”写成了《我的二本学生》。这份记录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写，一直延续到学生们毕业、求职、买房、结婚。文稿完成于2018年下半年，曾在《人民文学》《十月》《天涯》《湖南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并于今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老师，我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黄灯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中国最为多数的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我的二本学生》书影
近日，黄灯就《我的二本学生》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这段时间正好有很多关于“内卷”的讨论，“海淀妈妈”、“鸡血爸爸”、“社畜”等皆是内卷大队的坚定分子。
“‘内卷’的还有这群二本大学生啊，他们在四年大学时光里几乎没有放松过。”黄灯说。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他们失去了什么？
高中老师喜欢和学生说：“等你们考上大学就解放了，到时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黄灯发现这对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根本是一句“假话”。“进入大学校园第一天，我的学生们还来不及排解中学时代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考研的压力、买房的压力。他们很早就知道这份本科学历无论在深造还是求职中，都是劣势。”
对比自己念大学的经历和教学生的过程，黄灯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变化。在她的大学时代，哪怕是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大学教育注重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现在的大学生变成了“找工作的主体”，按经济学家温铁军所言，“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随着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文凭在客观上也被稀释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对于出身底层的年轻人，黄灯还是认为读书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件事。她想补充的是，真正的教育不应该只是让年轻人“兑现”，还应该为了完善一个人。最起码，在综合素质被反复提及、强调的今天，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年轻人的心理素质反而堪忧。他们走在毕业的关卡，“抑郁”“脆弱”“丧”……这些字眼如影随形。
因为身处文学圈，黄灯经常听到大家批评现在的大学生不读书，哪怕是中文系出身也阅读量极小。她对自己学生的阅读情况也很不满意，有一次她问班上多少人看过《红楼梦》，结果举手的五个人都不到。
和很多人一样，她一度认为问题就出在“学生懒惰”，还有“被手机、网络分散了太多注意力”。但在多年的教学生活中，她越来越发现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她的学生们除了要上中文专业的课，还要考高数，上传媒类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学生们上课压力极大，但大部分课程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太多专业含量。就算如此，还有好多学生要为“将来好就业”辅修双学位，疯狂考证，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好好读一本书”？
在具体的课堂中，黄灯会感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果子。孩子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就像是工厂里的标准化构件。
“大学教育的质量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黄灯感慨道，这一段在人生中无比重要的时光若没能沉淀到生命里，而像泡沫一样浮在表面，是很可惜的。
黄灯与学生们合影
大学生就业，和大学教育有多大关系？
黄灯一直在观察学生们的毕业境况，她思考最多的是：孩子们的就业命运究竟和大学教育有怎样的关系？
她对比了自己两次当班主任的经历。一次在062111班，她面对的是2006级的大学生；一次在1516045班，她面对的是2015级的大学生。
062111班上有一个叫杨胜轩的学生，1987年生于广州芳村，个人能力非常不错。毕业后他去过淘宝网店，争取过街道办的民政专职。他每年都在工作之余准备公务员考试，还始终保持着“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拿下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等。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杨胜轩不是在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尽管杨胜轩的公务员考试名次逐年提高，但因为报考人数涨幅更大，结果总是不尽人意。杨胜轩越来越认为“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破”，但依然会在年满35岁之前把它看成一项“必须坚持的事业”。
杨胜轩在班上不是个例。黄灯发现，062111的学生已将考公务员看作比考大学更重要的事。而且毕业多年后，这批“80后”同班同学的财富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分化，分化的关键在于是否曾在某些时间点拿得出一笔房产首付。让黄灯印象深刻的是，杨胜轩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大家更愿意关注乡村的问题，而城市里家境一般的孩子没人关心。
另一方面，相比062111的学生中还有三分之一留在深圳、广州，1516045班上没有一个“90后”学生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我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学生相信能凭借自己在大城市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
比如1516045班上来自广东湛江的秀珊，她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考上大学后，她被村里人问到毕业后分配哪里，秀珊说没有分配，村里人一下觉得这所大学“有问题”。秀珊在大一时还充满热情，后来越来越消极，“我们很年轻，不想回家，但要留在广州的话，可能一个月的工资付完房租都没钱买衣服了。”
在毕业前夕，秀珊和同学们会用“咸鱼”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用“上岸”来形容找到工作。这让黄灯对当下年轻人的生存处境充满担忧。她说，对她那时的普通大学生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拥有一个共同的大学文凭，同窗的就业质量就相差无几。但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学生们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普通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
“我的学生90%来自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我任教的学校一直以就业优势著称，生源也非常出色。尽管是一所二本学校，但70%的学生只有上了一本线才有机会招进来，他们的境况尚且如此，而全国还有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
黄灯想追问的是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个人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黄灯
记录的局限，记录的力量
在新书出版后，黄灯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反馈”。
比如一位来自二本院校的工科生说，书里的那些二本学生之所以难找工作，是因为读了中文系，他们理工科生还是好找工作的。
“这个孩子说得有道理。但是我写这份文本，从来就没想过要代表所有的二本学生。书名叫《我的二本学生》，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份田野调查的场域，我的观察对象是我的学生，甚至还有‘在场’的我自己。我是中文系出身，几届学生也都是。在对话之外，他们课上课下的发言、论文作业、邮件微信都是一手的鲜活的资料，通过这些‘抓手’，我想看见并记录一部分被遮蔽的年轻人的生存境况，并通过间隔十年的对比了解他们命运的变迁。”
上个月，她和贾樟柯在新世相有一场关于二本学生的对谈，说到了记录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流失，它的场景、它的建筑、它的人物、它的声音，都会在变化中流失掉。1998年贾樟柯拍了《小武》，他那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试图用影像记录下这个时代真实的一面。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非虚构的精神’。”
而她写自己的二本学生，也是有意识地想为这个群体留下点什么，毕竟比起媒体争相报道的“北大才子”“复旦新生”，占中国高校学子大多数的二本学生一直是“沉默”的。也有读者留言说，那三本学生怎么办，专科生怎么办，一本学生群里的边缘人又怎么办。黄灯回：“那应该由你们的老师来写。”
可以看到，这本《我的二本学生》和《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在今年的非虚构讨论中常被提及，并由此展开非虚构写作伦理、“社会学热”等引申话题。在《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已有非虚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地上的亲人》。
“我在写作时并没想到‘社会学热’ ‘非虚构热’，我只坚信我所关注的问题非常重要。它是一份纪实性文本，除了对校名和人名做了处理，作者的能动性非常之少。”
纪实性文本的“静止性”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位被写进书里的女学生就告诉黄灯，自己这两年日渐安稳，回头再看2018年之前的记录竟有些难以置信。“当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改变了，再回头审视以前的生活，他/她会觉得‘这是我吗’。生命总是开放的，动态的，它和相对静止的文本会有碰撞，但这也是记录有意思的地方。”
最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一些来自“211”“985”毕业生的反馈。往往在一次分享活动结束后，她会留下来和在场的主持人、媒体人多聊一会。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名校，也是‘80后’、‘90后’。有一个说，以前她看不到二本学生这一群体，以为一本学生已经到处都是了，她突然发现同龄人还有另外的生活图景。还有一个说，她总觉得上名校全靠自己努力，但现在感慨拥有经济稳定的家庭和开明的父母是多大的幸运，她不再将一些人的失败简单粗暴地归咎于‘不努力’。”
这些声音是黄灯在写《我的二本学生》时完全没想到的。她惊喜的是，这些年轻人依然会自发地思考问题，依然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他们眼里是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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