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疫情迫使人们在家门口打造全球化环境，而2020年秋策划《人类学史》金课系列讲座，则是我从教以来做的一场最大的教学改革，它集合了美、英、韩、中等四国若干人类学家的力量，开拓了研究生相对封闭的学习视野，带来了持续将近两个月的“杂食者盛宴”。自2018年9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举办的“杰出讲座”时邂逅他后，作为台下听众之一，我想提问又没勇气，离开会场后错失良机的懊悔心情还如此真切。2020年9月24日上午十点，我和大卫在“失联”近一个月后隔着腾讯会议的屏幕相见时，这一刻，五味杂陈。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的讲座安排在第四讲，有偶然的因素，不过在整体安排中，却又有命运的必然的意思，它几乎构成课程所指向的当代人类学主题的灵魂。
“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讲座宣传海报。?
2019年8月回国后，我开始在面向本科生的《人类学史》课程中陆陆续续地讲授他的大作《冷战人类学》，通过邮件断断续续地恢复交流，中间经过了外事交流项目申请又未果的挫折，就这样一直到腾讯会议的这次线上会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逢。讲座事宜敲定，我的团队很快设计出海报，海报中，一个美国大兵的灰色身影下，是一个在废墟瓦砾前低头呵护片片枫叶的小女孩剪影，它是如此惊艳，一下子击中我给设计师描述的背景知识的主旨：“冷战是东南亚民族国家四分五裂的直接动因，越南、泰国、老挝、印尼等均是冷战激烈的争夺地。在海外战场的开辟下，人类学家也被输送过来，表面上进行海外人类学的调查，实际上是给军方做情报前哨。这非常复杂，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类学家的选择和做法都不一样”。在为大卫撰写“作者简介”的时候，我在他的个人网站发现他在五彩缤纷的背景前的青年照片，比起这张他给海报设计师提供的近照，年轻的桀骜转化为温和的沧桑，我的五味杂陈又无法言说的心情汇聚在我为他的讲座预告撰写的“广告词”中：
略带忧郁气质，颓然而不多话的性情，一己之力逆向奔跑，David Price，伯克利杰出讲座教授，来至十月的上大讲堂，这场位移，同样因为有回国后细沙成流的闪转腾挪，而终踏浪而来！
David Price青年时期照片与近期照片。
2020年10月14日上午，“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讲座如期开始。大卫巧妙地将对冷战研讨的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即那些挑战FBI和其他机构既得利益的人类学家受到的监控和骚扰，和另一些自愿或不知情地为军事和情报机构做出贡献的人类学家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至后冷战时期，人类学学术机构与军方调查部门交易关系的形成、延续与演绎出全新形式的过程。这相当于将伯克利“杰出讲座”中歌颂勇敢的不屈服于政治迫害的人类学前辈与《冷战人类学》结合起来，既让我重温了2018年9月在伯克利聆听那场讲座的过去场景，又使我聆听了一场高度浓缩的《冷战人类学》作者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奇妙的际遇，第一次，英语交流不再是道阻且长的艰难跋涉，而是被强烈的表达欲和冲动占据的激流勇进，再加上大卫又是一个愿意包容各种奇奇怪怪“外国人”英语发音、具有足够耐心和敏锐识别力的学者，我像是站在不同长短的竹筏上，伴随不稳定的水面浮动，澌澌向前行进。
一、掀开一段“不存在”的历史扉页
讲座开始，大卫提出了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历史如何被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力量形塑？经济基础与知识系统如何发生关系？接着，他向中国听众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围绕档案田野，他在过去二十年间先后完成了“冷战人类学”诸多著作：《人类学的情报工作：人类学知识在二战期间的部署与忽视》、《威胁人类学：麦卡锡主义和FBI对人类学积极分子的监视》、《冷战人类学：CIA、五角大楼和人类学双重用途的滋长》、《武装人类学》等。围绕着硕果累累的作品，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缘起与研究历程：1989-1990年对埃及斐尤姆绿洲的灌溉体系进行田野调查，完成了博士论文《埃及尤姆绿洲的灌溉演进：国家、村落与输水损失》。1985-1990年期间在弗罗里达人类学系担任马文·哈里斯的调查助手时，就听哈里斯时不时谈及冷战时期人类学的“那些事”，这引起了他最初的兴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冷战人类学”的议题。
《人类学的情报工作》、《威胁人类学》、《冷战人类学》、《武装人类学》书封。
而当越来越多地了解冷战时期的人类学的讯息时，他发现“这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没有人写过这些东西，然后它就不存在”。如何收集“不存在的历史”？大卫通过访谈活跃于冷战时期的人类学家，了解当时人类学界与政府的合作模式以及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那些让他们“感觉奇怪”的地方——故事的讲述者无法了解全部的真相，主观个体的叙事逻辑与官方版本不同，但也正是那些“让人感觉奇怪”的地方，才能作为蛛丝马迹暴露出历史背后的部分真相。
作为获取研究资料方式之一，大卫根据FOIA（信息自由法）向政府提出公开与自己研究有关内容的申请。《信息自由法》旨在向所有人提供联邦政府机构的信息，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请从任何政府机构接收联邦记录和文件。申请人不必提供请求的理由，但如果政府机构不公开相关文件，则必须提供相应的理由。实际上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许多政府机构，如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通常会拒绝许多被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信息请求。大卫表达了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政府虽无权拒绝他的申请，但会出于“保护”的目的寻求各种借口，同时设置较长的等待期使研究进程难以推进。高校亦然，为了调查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和军方的覆盖关系，他以FOIA之名给耶鲁大学写了申请书，结果得到这样的答复：“我必须告诉你CIA既不能确认也无法否认任何机密或转变性关系，或者带着任何特殊的个人组织或其他实体，对于发展这种个人关系感兴趣……我们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这种信息存在……”如此冠冕堂皇的信函答复，FOIA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拥有信息共享的自由，相反，会有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讳莫如深：“你的假设是错误的，放弃你的猜想吧，不要再追问了！”不仅如此，即使到手后的资料也存在大量编辑过的痕迹。例如，资料中被认为是需要隐瞒的细节，政府会进行马赛克处理，对于隐去的部分的托词则是“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面对重重困难，大卫表现出了他的乐观主义的一面，“即使有很多关键信息不可见，剩下的碎片依然可以被拼接起来去揭开真相的一角。”
二、默多克的告密信
玛格丽特-米德的FBI档案中的一页。
之后，大卫对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背景下人类学家受到迫害的历史事实，以及冷战时期美国人类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
1947年，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机构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成立而重组。1948年6月12日，NSC特别项目授权中情局进行秘密行动和情报行动。1949年的《中央情报局法》规定，中央情报局有权进行国内和国际活动，负责收集和分析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活动期间，它设想自己是一个精英机构，利用公民的智力收集信息。早期的中情局收集全球知识，作为监测和控制国际事态发展的一部分。该机构设想，即使是通过随机收集所获取的知识，如果有组织并且可检索，最终也可用于提高情报能力。
在同一时期，公开追求唯物主义或者批判地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学者，都受到来自麦卡锡主义的蹂躏。这其中就不得不提默多克写给FBI第一负责人，也是美国秘密警察的头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长达五页纸的告密信中，波及到的12个在他看来有“亲共”嫌疑的人类学积极分子。其中，在俄亥俄州国立博物馆供职的考古学家摩根（Richard Morgan），因为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述非裔美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他的学术生涯几乎被毁。以西北海岸印第安文化研究著称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Melville Jacobs）（1902-1971），1920-193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训于博厄斯，他开办了一个广播电台为种族平等发声。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共产主义团体后，雅各布森卷入了种族平等运动，但他拒绝向政府透露该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情况，这一举动差点儿让他丢失了在华盛顿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受到政治迫害的几年后，雅格布森接到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利用学生秘密收集目标受众对苏联最近发射人造卫星的看法。而更为荒唐的是，奥斯卡（Oscar Lewis）因研究墨西哥贫困农民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提倡政府应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改善“贫困文化”的学术努力，在默多克看来是“共产党”的证据。基恩（Gene Weltfish）是博厄斯不多的女弟子之一，她做了大量的推进种族平等的调查研究，而在与本尼迪克特合写的《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一书中，由于确立了种族差异并非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差异，而是文化差异这一基本观点，导致她被叫到了麦卡锡议员面前，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审查，回来后的第二天，她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解雇了。
从左到右依次为Richard Morgan、Meville Jacobs、Oscar Lewis、Gene Weltfish。
麦卡锡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相当数量的人类学家逃出美国，流亡到英国、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损失了优秀的学术人才，最瞩目的恐怕是语言学界数一数二的乔姆斯基。政治审查教会了人们在迫害面前保持沉默，这可能是麦卡锡主义产生的自我审查最可怕的一面，无异于一场悲剧。
另外一结果是麦卡锡主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它放慢了批判人类学的发展脚步，学术研究被打上了“政治正确”的烙印。“如果你看到某些研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就不去触碰这些议题，转而做其他研究。”大卫总结道，“它确实发生了，这才是1950年代的可怕所在。很多人类学家聚焦其他国家，而不去触碰国内问题。他们并不会为了种族平等而投身于平权运动，这一转变持续发生在冷战时期，它改变了1950年代，它变得可怕至极。到了1960-1970年代，很多人类学家变得非常激进，例如沃尔夫对人类学家参与的泰国调查项目的批判。”戏剧性的是，当批判性的声音汇聚为潮水，当年“向右转”的人类学者又一边倒地“向左转”，纷纷指责冷战时期人类学的政治“污点”。大卫在任何一种集体潮流中都尽可能保持个人的清醒，他一边走近历史，一边又拉开距离，这种自我脱离（detachment）的客位立场，与他提倡的文本分析与它所嵌入的政治经济语境联系起来的主位分析视角，可谓相得益彰。
三、被挟裹的人类学与主动卷入的人类学：“咬一块”
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类学进步分子，与人类学家其研究调查知情或不知情地被情报机构利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卫使用了知情（witting）或不知情（unwitting）词汇来形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与军事、情报机构的复杂关联。“这是非常困难的调查，耗费我20年时光，我花了16年才得到足够的资料开始写书，但是我又时常从研究中感受到快乐。”
1950-1960年代，许多出版社、会议披露了CIA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如“宣传由CIA构建”，“战后学生在日本斗争”等。许多研究中心公开从中情局获得资金，中情局被描绘成一个普通、温和、为学术工作提供基金的组织，但事实真正如此吗？1967年3月，标题为“亚洲基金会得到了CIA资助”的报纸文章披露了这一事实：由普通学者组成的亚洲基金会，从1951-1967年持续接受CIA资助以维持运转。没有人知道亚洲基金会和CIA的关系，他们资助调查者到亚洲做调查，课题立项招募研究人员。而这些对亚洲感兴趣的普通学者，他们的办公室遍布除中国外的整个亚洲区域。
1951年，中情局启动了“大学联谊计划”，秘密地将中情局与来自美国50个校区的大学教授建立关系。被选定的教授会获得象征性报酬，成为“顾问联系人”，他们发掘有前途的学生，指导他们参与机构内部的研究和活动，并最终成为中情局的一份子。战时服役于美国战略服务局（OSS）中的一部分学者，在战后重返大学岗位，例如，OSS的特工和人类学家库恩（Coon Carelton）共同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苏联人民的课程。战后美国大学开展的区域研究项目就是由OSS的毕业生负责、指导或推进实施的。许多在战争期间曾在陆军情报所（OWI）和OSS服役的人类学家加入了区域研究项目，包括杜波伊斯（Cora du Bois，OSS印度尼西亚区主任[1903-1991]，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关键人物，闻名遐迩的心理人类学家）、艾立森（Alison Frantz）、菲利克斯（Felix Keesing）、马克（Mark May）和乔治（George Hanfman）都为区域研究项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揭露CIA介入学术研究与公众宣传的报道。
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类学家资金紧缺的问题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目的。从一开始，中情局就与人类学界建立了联系。战前时期，人类学研究的资金来源非常稀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随着美国开始调整其冷战姿态，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些新的私人和政府的研究资金来源。
中情局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学家可能会收集到一些“不相关”的知识，中情局的分析员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完成尚未确定的任务。哈佛大学系主任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Bundy McGeorge）公开宣称，“区域研究的传统源自情报界的要求。”而后来，承认的资金来源往往是不那么直接与国家安全国家有联系的机构：如富布赖特，美国信息服务局（USIS），美国国家信息局（USIA），SSRC，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后三者号称基金会中的“三巨头”。
拥有12000名会员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AA）是美国最大的专业协会，有时也会秘密或无意中与中情局合作。一些人类学研究基金接受了“三巨头”和五角大楼的混合资金，大量不知情的人类学家接受了由中间组织出面的、中情局暗中资助的项目。通过查询资料和档案，大卫发现，1952年的AAA有大量的课题经费注入，而会员“目录”（directory）也在编撰中，它被称为花名册（Roster）。这个“花名册”的作用是CIA可以联系在世界各地做调查的人类学家以及获得他们需要的人类学家在海外搜集的调查信息，主管委员会只有主席、秘书等五到六个人知道实情。其中一个主管成员说道：“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它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发放到会员手中，填写个人研究履历、会何种语言、研究方向以及田野调查领域等非常细致的学术信息，参与花名册编撰的成员会得到CIA的资助。反讽的是，大卫获得“花名册”档案是从FBI那里得到的影印本。当CIA做这些事情时，FBI同样也在监视CIA。另一个案例是来自上千页教会委员会听证会（Church Committee Hearing）的报告，其中一个议会记录是该议会委员会明确了1960年代CIA广泛渗透入基金会的事实。除了“三巨头”，CIA基金在该阶段也被卷入到近半数的以国际活动为名的授予机构。
一篇名为“外国秘密协作的国内影响：CIA和学术机构、媒体和宗教机构”的报道这样写道：“虽然合作性领域在海外，CIA秘密运作利用作为个体的美国市民或者通过在美国机构内秘密活动，以各种形式接触美国机构和个体，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影响大众：学者和记者搜集情报；新闻记者设计和安插宣传；美国出版届为CIA海外机构提供封面……因为美国人和私人机构的独立性相关联的重要性，这些秘密关系吸引了大众关注和该委员会的注意，美国人意识到迄今为止，当大学、报纸和宗教群体帮助塑造大众和政策制订者的信念时，它们的多样性和合法性的来源和目的一定是受严格保护的。但也必须要揭露它们，一个社会才能知悉并批评它自身，从而教育它的年轻人，解释它的历史，安排新的目标。”
教会委员会的听证报告。
这些项目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明确的研究预期，但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合同接踵而至。默多克的战时军事情报智囊团，即人际关系研究所，在加入了军事和情报情报的基础上，被转变成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1949年，卡内基公司提供了最初62500美元所需的资金，以将这一情报工具表面上转变为“纯粹研究”的工具，与新生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无关。但几年之后，人力资源部得到了政府每年2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海军、陆军、空军和中央情报局每年各出资5万美元，主要支持对四个领域的研究：东南亚、欧洲、近东和中东。
四、没有天真的“不知情”
1960年总统委员会关于国外信息活动的报告中指出，学术交流是冷战时期的重要武器，所以需要资金支持。正如劳拉（Laura Nader）所观察到的那样，“人类学被认为在构建重大世界事件中是有用的。否则，批评家们会问，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会为这些知识买单？”冷战期间受到资助的大多数人类学家收集、分析了从社区研究到符号分析等各种主题的实地数据。文化概念的力量和人类学知识的潜在用途也没有在中情局身上消失，人类学家对特定文化差异的发现和人类学家自己，同样会被中情局和其他军事组织利用。大卫向参与讲座的中国听众分享了以下几个事例：
爱德华（Edward Lansdale）上校在伊利皮尼的恐怖活动中运用了人类学：他用一架装有扩音器的小型飞机，在怀疑是胡克人的村民上空飞过，使用人类学家对当地禁忌和神话研究成果——用加禄语对当地人进行诅咒。
唐纳德（Donald Wilber）是普林斯顿大学考古学教授，他参与了1952-1953年CIA幕后主使推翻伊朗民主选举的首相的政变。当这位伊朗候选人被选举为首相时，他在1953年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英国人从石油垄断踢出，夺回石油主权，宣称石油是人人共享的，应当将其国际化。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是长年盘踞伊拉克最大最有实力的公司，这一“反殖民”举动不仅得罪了英国，也惹恼了那些在中东、南美、中美洲开采石油大发横财的其他美国公司。CIA横跨太平洋，发动政变，走私武器，帮助伊朗的傀儡国王复辟，并持续统治到1970年。在伊朗从事考古发掘几十年，作为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的唐纳德，因其广泛的人脉和资源接到来自CIA的许多合同。他利用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便，进进出出运输包括武器在内的很多物资，通过与当地人和政客的私人关系，他帮助CIA组织这场推翻民主选举领袖的政变，以重新巩固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CIA也持续“保护”唐纳德——直到《纽约时报》在长达40-50页的报道中详尽披露了唐纳德借考古发掘的掩护与CIA、美国石油公司共谋的行径。
Donald Wilber与起义成功后的伊朗群众。
第三个人是肯尼迪（Raymond Kennedy），他20岁的时候离开了大学，旅居印度尼西亚数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通过在当地卖摩托车，为福特汽车公司驻印尼经销商工作，他在印尼获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对当地知识有较为完整的掌握。二战期间他回到美国进修拿到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表面工作于政策服务办公厅，实际上是为CIA做情报工作。战后他回到耶鲁大学做一名人类学教授，每个月一趟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去华盛顿汇报工作。1949年他对于回到印尼从事田野调查重燃兴趣。印尼是荷兰殖民地、后被日本占领直到战后独立。当时印尼处在一个极其焦灼的意识形态两难之中：印尼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这是一个强迫性的冷战问题，渗透到各种各样的对外政策，驱使美国在东南亚“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开辟它的冷战战场。于是带着这样的使命，1950年春，肯尼迪拿到了维京基金（viking fund）的资助，来到印尼观察当地政治的动向。直到被暗杀前，他都在为情报机构工作，开展密集的田野调查，每隔几个月给美国寄回他的田野笔记并发表。他工作利落而准确，田野笔记内容是任何人类学家都想要了解的当地情况，读来妙趣横生：他记录了当地人的饮食起居，村民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他对亲属关系（kinship）颇为感兴趣，田野笔记充斥着大量的“民族志”的内容。但是晚上他又会坐在帐篷周围和当地人喝酒，将谈话转到他关心的冷战问题：“你是怎么看这个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并非如此的？”一方面这些问询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它似乎也带点强迫的意思，强迫对方进入他设定的问题框架。他可能在一个村子花五天或十天的时间从事田野调查，然后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他的田野笔记确实有80%-90%可以被称为很优秀且常见的人类学资料，但是恰恰是剩余的10%——对当地人冷战看法的刺探性提问——这样的隐蔽内容构成人类学双重用途（dual use）的所在。
Raymond Kennedy与他对暗杀后的墓碑题词。
还有一些更加具有干涉主义的手段，政府诱使有头脑和不知情的人类学家协助调查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具体问题。大卫利用各种档案资料复原了生态学调查应用于恐怖研究的蛛丝马迹。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人脑控制项目（MKUltra），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统筹用于控制人类思想的计划。CIA对于微调控制（fine control）非常感兴趣，例如催眠是否可以运用在审讯中。中情局的人类生态调查协会基金会（Human Ecology Fund）成立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由神经科学家、脑科学家、疼痛专家组成。资助在康奈尔州和美国周边地区的人类学家，是为了调查与MKUltra项目有关的问题，延伸出审讯技术研究。值得一提的是，HEF资助的人类学项目包括三个主题，分别是性、压力和难民问题。为此，HEF资助了各种不知情的人类学家，他们研究了压力和性行为在不同文化中的作用和潜在用途。
1960年代末，很多美国人类学家开始反对“反暴动运动”（counterinsurgency），其中包含了村庄安置计划，为了预防共产主义的渗透，强制当地村民从自己的家园搬到指定村庄，生活在军方的监视下。法国人类学家乔治（George Condominas）在越南高地上进行田野调查。他写了一部非常优美的人类学著作，讲述他与之生活的苗人：《我们吃了森林》。几年后，他得知美国特殊军事暗杀机构将该书翻译为英文，他们在策划暗杀行动的过程中使用该书当中的信息，将该书当中描写的头人列为暗杀对象。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一切都发生了。
美国人类学家抗议“反暴动运动”。
1970年11月9号，约瑟夫（Joseph G. Jorgensen）与沃尔夫在《纽约评论》联合发表了“一个特殊补充：人类学在泰国的敌对情绪”，该文可谓“重磅炸弹”，在人类学届掀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米德作为听证会大法官接受了来自两边的批评和辩护。沃尔夫他们在文中写道：“我们捍卫人类学家的完整性，他们的具体知识和经验是建立在第三世界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很明显他们从事反暴动相关形式的秘密调查，给政府留下了好印象”。尽管沃尔夫等人的举动非常勇敢，但是也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经过米德漫长的调查，该报告被拒绝，米德宣判，指摘人类学家卷入泰国“反暴动运动”是不成立的。
《一个特殊补充：人类学在泰国的敌对情绪》。
有限的资金会限制研究，而在冷战时期，资金可获得性的提高突出了诱人的前景，但在实际上也限制了一些研究项目的范围和用途。“911事件”给美国敲响了警钟，在过去的19年，冷战发生了很大形式的转变，它指向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给他们提供课题资助，资助他们的海外田野调查，实现与国家安全部合作的新形式。这笔钱对于这些有助学贷款的、想上大学的需要钱的学生而言有着极大的吸引力，“40年前CIA从来不会在高校招募”，因此，冷战又在以新的形式延续到当下。这些课题项目投资巨大，大卫将其称为“后冷战时期”，而新的反暴动运动又在形成之中。对大卫和与他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类学家自身而言，他们组织起来公开反对、抵制这些正在发展中的新冷战计划，其中之一是诸多人类学者参与的“人类地形系统计划”（human terrain system program）。因为他们的抵制，这项阿富汗和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占领期间招徕人类学者加入其中的计划终止。“我们大声抗议这是在滥用人类学”，值得慰藉的是，这种滥用人类学的批评成为主流观念，“AAA在很大程度上谴责这项研究是因为我们的抗议。”
结束语：走在工具价值的前面
讲座的最后，大卫阐述了政治经济组织对美国人类学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影响——接受资金以开展人类学在不同区域的各个研究项目，以及将成果用于情报工作的道德失语。
大卫在结论中说道：“我从事的这项研究好像是编写驾驶说明书，我的想法是，在你驾驶的时候你可以真的看到确实存在盲点（blind spots）。我想，在我们生活的时间里，我们并不总是思考政治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塑造我们寻找问题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放弃了对麦卡锡主义下背景的追问——冷战期间，我想很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军事经济在震动他们所做的学术工作这一认识并不以为然。但它对人类学家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改变田野工作的方向，抑制田野工作的其他议题和面向。另一点是人类学的双重用途（dual use）。很多CIA资助的学术调查，项目参与者和研究者并不知道幕后的资助方是CIA，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他们感兴趣的‘纯学术’。”大卫表示，在考察冷战时期资助机会对美国人类学的一些“诱人”的影响时，我们很容易低估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学者接受国家机构资助的程度，这种忽视使得资金来源与人类学家的政治倾向之间无法确定具体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力量和广泛分布引发了一个问题：谁从冷战对人类学的介入中获益？当然，国家安全机构和人类学学科本身都从这些关系中获益。国家获得了基本的知识，人类学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即使他们不经常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和研究的应用。冷战显然开创了大额资金指导下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问题往往是由有特定议程的机构，而不是由独立的人类学家选择的。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资助机构将“决定哪些问题领域值得他们支持，并奖励那些研究符合认可类别的学者”。以前来自通过学院讨论确定研究方向的动力，现在直接从各机构发布的指令或者命令到达学者。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基金会持明确的立场反对所谓的左翼偏见和社会研究的用途，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资助机构采取了具体政策，以“避免认同社会改革运动和福利活动，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的不幸关系”。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完全可以自由地研究这些问题，相应的费用也由他们自己承担。虽然进步的社会研究通常站不住脚，但是社会研究应该为国家安全国家在冷战中提供服务的观念很少受到道德上的质疑。因此，为了便于获得研究资金，学者在问题取向上的偏好显现了出来——支持发展和现代化制度比质疑这些制度的要多，研究社会主义消极因素比研究积极因素的多——也许最重要的冷战偏见是总体上对唯物主义人类学观点的反对，这一趋势驱使许多唯物主义者潜入地下，或使他们用晦涩难懂的参考文献和繁琐的逻辑来掩盖自己的著作。
“盲点”与人类学的双重用途。
最后，大卫对于人类学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反思是需要一直存在的，而人类学的历史和研究的背景则永远不能从反思的对象中忽略：“他们并不真正思考‘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它可以被使用吗？’等问题。我对于思考‘可获得的基金是如何塑造我们从事的某种工作’、‘全球政治、国家计划等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我们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人类学家这个群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只是揭开了人类学黑暗、古怪的表面。在这些关系之外，人类学仍旧生产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知识。但是它从很多渠道被污染，它和这些外部力量签约越多，所有这些伦理议题都会提出伦理相关的重要议题——是战争让人类学的伦理问题变得异常尖锐。AAA发表第一部《伦理法典》绝非偶然。它让人类学家思考不要做对当地人有害的研究、当地人自愿参与并拥有知情权、不写秘密报告、警惕他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研究等潜在危险。最后我认为思考这段历史极为重要，不仅仅是我在进行美国人类学史演说，所有国家都有他们自身的政治契约关系，以诸多不同的方式和用途在征用人类学。这当然超出了我的演讲范围，但是对于我而言，看待这段历史非常重要。”
“其原因是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当下还在应用。走在正在进行的政府前端是有可能的，我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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