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伯特·戈特利布看出版人的专业主义

美国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可以说是出版圈里如雷贯耳的存在。作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传奇出版人，戈特利布的作者既涵盖了至少1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大热畅销书作者，以及比尔·克林顿、凯瑟琳·赫本、鲍勃·迪伦这样的社会名流。

今年9月，罗伯特·戈特利布难得的个人回忆录《我信仰阅读》由中信大方推出简体中文版。本书译者彭伦也是外国文学编辑、国际版权经纪人，刚凭借此书翻译获得深圳读书月2020“年度致敬译者”。

11月8日，他与青年编辑、译者索马里做客上海图书馆，聊起罗伯特·戈特利布的传奇经历，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故事，以及出版人的“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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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版的承上启下者

彭伦此前翻译过两部出版人作品，分别是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以及美国历史上公认最伟大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的传记《天才的编辑》。在他看来，阅读这类作品就是在阅读“另类的文学史”。

《我信仰阅读》英文版书影

《我信仰阅读》里共出现大约几百个人物，呈现出一位资深老编辑亲身经历的出版世界。索马里说，无论是通俗作家，还是纯文学作家，抑或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戈特利布在讲述人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独断力，他基本上能用短短几句描述让人了解他对这个人及其作品的种种印象。

“美国出版业都认为戈特利布是继珀金斯之后美国最重要的文学编辑。珀金斯在1947年去世，戈特利布尚在，这两个人衔接起了美国20世纪的文学出版史，因为他们出版的主要还是文学作品。”彭伦称，美国出版业的格局从20世纪初开始奠定，现如今大部分的美国出版社都是在20世纪初到二战前这二三十年内形成，经过多年的并购、发展，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美国出版业。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著名的美国出版社创始人是犹太人。兰登书屋就是由两个年轻的犹太人贝内特·瑟尔夫与唐纳德·克洛普弗于1927年成立；戈特利布最初工作的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则是由犹太人西蒙和舒斯特在1924年建立；克瑙夫出版社的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克瑙夫也是犹太人。兰登书屋和西蒙-舒斯特现在跻身于美国五大出版社，克瑙夫出版社则于1960年代跟兰登书屋合并，成为兰登书屋集团里面的品牌之一。

彭伦解释，这是因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大量犹太人迫于欧洲严重的“排犹”“反犹”，移民到美国。他们往往擅于经商，从事各行各业，有的就进入了出版业。

今年9月，罗伯特·戈特利布的个人回忆录《我信仰阅读》由中信大方推出简体中文版

与上述大名鼎鼎的前辈有所不同的是，戈特利布是二战以后才开始工作的犹太人，正好处于美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从1946年到1980年代初。为何说那段时期是黄金时代？彭伦称，二战以后，大量年轻的美国军人受益于《退伍军人法案》，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且二战后美国迎来了生育高峰，出现婴儿潮，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图书市场迅速扩张。许多富有个性的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在那个时代非常有影响的先锋文学作品，诸如《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路上》等，它们直至今日还在被广泛阅读。

1955年，戈特利布进入了出版业，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凭借自己的才能发现了约瑟夫·海勒的经典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一跃成为美国炙手可热的年轻编辑。后来由于出版社的高层与戈特利布理念不合，戈特利布选择出走，并由此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阶段：1968年，36岁的戈特利布担任了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出版社克瑙夫出版社的第二任总编辑。在这一阶段，他改变了原来克瑙夫出版社不轻易出版美国作家的陈旧理念，出版了很多美国新的作家，也在类型小说、名人回忆录、实用类图书等各个领域广泛涉足。到1987年，55岁的戈特利布接替威廉·肖恩担任《纽约客》历史上第三任主编。

三段传奇的职业经历和无数佳绩令戈特利布在美国出版界的地位逐步高升，并被认为是继珀金斯之后一位“承上启下”的编辑：他改变了美国出版社和杂志社比较守旧的面貌，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少见的介入型编辑

回顾编辑生涯，戈特利布自认《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出版作品。它既是一部划时代的美国文学经典，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一座里程碑。当年只有20多岁的戈特利布尚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担任小编辑，在主动联系一些经纪人及其作者的过程中遇到了退伍老兵约瑟夫·海勒，也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

作为美国现象级的文学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称得上是一部跨时代巨著。作品讽刺了美国军队中的黑暗，美国社会及其官僚机构的荒诞、疯狂和不可理喻，在那个时代下显得非常惊世骇俗。但是戈特利布看到了这部作品里的黑色幽默，以非常低的代价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并坚持为这部作品等待了多年，一直与约瑟夫·海勒讨论、修改。最终该书于1960年出版，一举成名。

索马里谈到，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过程中，戈特利布做了很多修改和沟通工作，这种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在当下的出版行业中并不常见，“他本人在自传中用了砍、筛、修、剪、削、割、磨这几个动词来概括编辑工作最主要的性质。作为一个比较少见的介入型编辑，他能让约瑟夫·海勒作出大面积的修改，很多作者也能听进他的修改意见。”

正在工作中的戈特利布与约瑟夫·海勒

不过，编辑们往往不愿意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彭伦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约瑟夫·海勒出版新小说《出事了》，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跟记者说“没有戈特利布就写不出这部作品”，戈特利布在采访稿还没有见报前赶紧打电话和海勒说：“你不要说我的事情”。

“在作品成功之后，作者会对编辑表示感激之情，会认为没有编辑就没有这部作品。但当作者把这种合作关系公之于众，他就可能被公众或者是文学界质疑这部作品不完全属于他。因此编辑会竭力地避免作家在公众面前把编辑在作品成型中扮演的角色说出来。”彭伦补充道。

编辑的专业主义

在出版业里，戈特利布可谓“拼命三郎”： 几十个小时看完《战争与和平》，一夜给作者回复7万字的反馈。彭伦说，戈特利布一生看过的稿子在编辑这个行当里可能创了记录。在回忆录的开头，戈特利布这样说：在一生中很多时候，我都是被工作所拯救的。

罗伯特·戈特利布

索马里表示，这恰恰反映了一个美国犹太编辑的核心工作价值观。“从西蒙-舒斯特时期到克瑙夫时期，再到后面的《纽约客》，都是如此。他之后还成为一位非常专业的舞蹈评论家。他是一个兴趣非常广阔的人，做每一件事投入的精力、热情和专业程度都是超乎常人的。”

“戈特利布一生出版了至少1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这样的成就是很罕见的。他的工作状态非常惊人，当天拿到的稿子尽量当天看完，马上就给作者反馈，这其实是他的竞争力，很少有别的编辑能够做到。因为如果他的反馈非常快，就可以很快地‘抓住’好的作者。”彭伦说。

1992年，60多岁的戈特利布离开了《纽约客》，回到克瑙夫出版社继续做编辑。之后克瑙夫出版社花天价签下了比尔·克林顿的回忆录，总编辑桑尼·梅塔邀请戈特利布担任克林顿自传《我的生活》的责任编辑，最后获得数月狂销200万册的佳绩。

有趣的是，戈特利布第一次见到克林顿时，克林顿就对他说，我这边这么多手下，你如果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为我工作是十分容易的。戈特利布却回答：“总统先生，不是我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

彭伦强调，“平等意识”和“专业精神”在编辑的工作中至关重要，不应以仰视的角度去和作家交往。“编辑完全应该以平等的视角去看待作家，也许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年轻编辑要敢于和他说对作品的看法，以一种专业精神去赢得作家的尊重。当你自己以平等的心态去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会比较平等地看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