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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民国粉丝和他的《左宗棠全传》

这部倾注了作者几乎毕生心血的煌煌大作,被誉为“迟到了70多年的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专著”

左宗棠的民国粉丝和他的《左宗棠全传》

1937年底的一天,因躲避淞沪战乱而辗转来到湖南长沙的上海市公用局秘书科长秦翰才前往位于司马桥(今司马里)的一位朋友家中晚餐,席间得知了朋友的寓所正是左宗棠曾经的官邸。秦翰才感到很意外,他起身四顾,只见“庭院宏畅而已陈旧失修,盖左公后人式微矣”。

秦翰才此时的心情一定会十分感慨。大约在这次访友的17年前,在上海的另一位朋友家中,当时26岁的秦翰才头一回见到左文襄公手札。从那时起,他对这位来自湖南的近代军事领袖产生了超乎常人的浓厚兴趣。但他同时也发现了,世人对这位中兴名臣的态度在无数溢美之词之下,实则是极为陌生的。

“有清同治中兴名臣,以胡林翼公、曾国藩公、左宗棠公与李鸿章公并称。顾在一般社会,对于左公,知之较鲜”。

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早已名扬海内,李鸿章病逝后,亦有梁启超为其做传,朝廷拨款建祠,胡林翼的传记亦不鲜见。唯独左宗棠,人们除了耳闻他进军新疆和与曾李交恶的事迹外,知之甚少。秦翰才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在默默收集有关左宗棠的一切。

到了1936年,秦翰才产生了为左宗棠谱写全传的念头。此时他对左氏家书早已熟悉,一年前在武昌通读左宗棠文集的经历则让他对这位封疆大吏的内心世界有了超出常人的体认。他返回上海家中后,再次重读了家书与年谱,并将自己的一系列心得写进札记。这些札记成为他为左宗棠立传的开始。

秦翰才并无史学教育背景,他出生在上海陈行镇,曾经追随黄炎培在江苏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7年,受聘任上海市公用局。但历史巧合促成了秦翰才的事业,中日两国爆发战争,上海成为交火阵地。秦翰才一路颠沛南下,他趁机于所经之处留意太平天国时代史料,并结识了许多当时重要人物的后代,取得了第一手的口述材料。

在香港,黄伯樵介绍曾国藩后人曾约农与秦翰才结识。曾约农索要了原稿,并畅谈曾左关系,他告诉秦翰才,尽管左宗棠晚年与曾国藩绝交,但仍善待曾家后人。又提到虽然世上传闻左宗棠性格暴戾,实则并不如传言那么可怕。秦翰才趁机向曾约农询问,自己还未见过的几套左宗棠著作不知向何处寻找。曾约农立刻介绍了一位香港大学的教授给他,那位教授正是文学家许地山,他的妻子正是左宗棠夫人的曾侄孙。

此后,秦翰才又相继拜访了家藏丰富的马季明、左宗棠曾孙左景鸿。他从左景鸿处获得的最大收获是获得了左宗棠中举时的礼经文一篇,这篇文章在当时曾驰名文坛,甚至被进呈给清宣宗嘉庆皇帝御览。其余另有左宗棠参加湖南乡试的是十四篇八股作品。

许多年后,左宗棠另一位曾孙左景伊回忆秦翰才在1949年拜访他时的情景:“约五十岁,中小个子,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我们谈了约半个小时,几乎没有见他露出笑容。”

秦翰才通过大量的资料整理,与求助于史家帮助,甄别了不少各处材料中的差异。譬如当秦翰才整理至湘军将领刘锦棠击破金积堡马五寨一事,有的资料记载此事发生在刘锦棠叔父刘松山亡故之后,而另一处资料则称其发生在刘松山未故之前。秦翰才不得不查校来源,才发现这出讹误最早来自《中兴将帅别传》一书,而在左宗棠当年呈递北京的奏折中,明确记载此事发生在刘松山未故之前。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秦翰才发现了若干挽左宗棠之联,他想起当曾国藩、李鸿章病逝后,均有挽联集刊存世。左宗棠却并无这样的待遇,于是将这些挽联辑为一册《挽辞》列入附录。

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的府厅州县结构被打碎。当检阅整理资料时,每逢平定太平军、捻军或西北回军的战争纪闻,秦翰才总是会被复杂陌生的地理名词弄得焦头烂额。这时,邹郑叔出手相助,将叔父、清季地学专家邹代钧所制两部清代疆域图借给秦翰才。秦翰才以申报馆所印中华民国地图为参考对象,邀请制图专家按其绘正,一共成图34幅。

1941年,黄炎培从他处听说了秦翰才试图为左宗棠做全传的计划,他特地在重庆约见秦翰才,并题赠一首诗:“一几林荫度十春,天涯重许话情亲。德门三代兼师友,遗恨君其问海滨。”

同年十月,香港中华书局表示愿意出版此书。结果两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华书局虑及时局难测,将书稿退还读者。付梓成书一事就此延迟。

在抗战大后方的日子遥遥无期,秦翰才有意淹留于湖南广西等地,考察太平军与左宗棠遗迹,不料“竟无所得”。在这期间,他暂存在香港的《全传》底稿被友人设法运回上海,置管于银行保险箱中。

经朋友邀请,秦翰才于1942年底前往西北,遍访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甘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院图书馆等,访读西北方志及西北人士著述不下数十种,在兰州竟待了足足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光。

左宗棠的民国粉丝和他的《左宗棠全传》

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宫廷藏书散出的消息传来,秦翰才即行前往东北。此时恰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罗致伪满各机关藏书,秦翰才从中获益匪浅,他不仅得以刺取左宗棠相关史料,还对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事迹尤有所获。如左宗棠遭到诬陷的樊燮一案,以及潘祖荫对左宗棠的褒奖,抑或左宗棠变通甘肃绿营兵制一事,都在东北得到了解答。

1946年,已经54岁的秦翰才经由海路返回上海。他发现旧日居所已经在战乱中被劫掠一空,自年轻时以来置于家中的藏书荡然无存。但秦翰才仍感到高兴,因为在上海,他重新见到了阔别九年的妻子和儿女。更重要的是,《全传》的稿本还在。

依秦翰才自己回忆,左宗棠全传1939年完成第一稿写作,此后十年间,四易其稿,直到1949年才全部完成,共分为四部分,左宗棠全传约30万字,外纪20万字,轶事汇编约300则,集外文约130篇。全书共计100万字。

秦翰才一生为左宗棠写作了五本书稿,只有《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1946年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秦翰才去世于1968年,他并未看到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付梓问世。直到2016年6月,这部被作者倾注了几乎毕生心血的煌煌大作《左宗棠全传》经中华书局推出,被誉为“迟到了70多年的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专著”。

文艺评论家郑逸梅曾在《艺林散叶》中提到秦翰才称其“早有左癖,后有谱癖。”可见秦翰才为一人立传的名声早已在外。然而《左宗棠全传》出版,却远在其人身故50年后。遥想秦翰才在1936年矢志替左季高写就全传,未尝不是距离左氏谢世50年之际。书人同命,唏嘘之余,也不禁令人暗自揣疑这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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