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始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谋求生计。但是，美国从未真心欢迎这些背井离乡之人，白人认为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工作，官员、法官和警察将他们当做罪犯，将唐人街视为罪恶之渊，政客为捞取政治资本、迎合民粹心理，贬低侮辱华人。最终，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在这种情况下，受排挤、遭歧视的华人即便利益受损，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因此，他们只能转向宗亲会、会馆，乃至堂口（秘密社会）寻求帮助，这些组织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其中强调忠诚、服从，从事诸多不法生意的堂口之间的争斗尤其激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各堂口为争夺赌场、鸦片馆、妓院的控制权而相互厮杀，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血腥程度愈演愈烈，死伤者越来越多。
美国历史作家苏思纲（Scott D. Seligman）结合新闻报道、官方统计数据、庭审记录等一手资料，在著作《堂斗：纽约唐人街的金钱、罪恶与谋杀》（Tong Wars：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中再现了20世纪初纽约四次大规模堂斗的全过程，他生动描述了早期纽约华人移民艰难求生的痛苦经历，客观分析了堂斗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原因，揭示了华人在美国社会遭受的不公、屈辱和歧视。近日该书由后浪出版公司推出中译本。
《堂斗：纽约唐人街的金钱、罪恶与谋杀》，苏思纲著，王佳欣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11月
任何方法都不奏效。不管是威胁、谈判，还是关闭唐人街的赌场、鸦片馆，驱逐这里的未婚白人妇女，逐门逐户搜查武器、逮捕疑犯，将惯犯收押入狱乃至处以死刑，都毫无作用。唐人街，这个脱离管控、令人绝望的地方，让纽约县地方检察官乔布·班顿一筹莫展。
尽管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纽约各堂口间的杀斗仍在继续。这里曾有过和平的希望。就在五个月前的1925年3月，安良堂和协胜堂高层签署协议，承诺维护“全美各地协胜堂与安良堂之间的长久和平”。新的希望被点燃，已数月未曾现身的高层元老纷纷走出藏身之地，无须再担心隐伏于唐人街头的对家枪手。但是，正如过往三十年间无数次和谈一样，彼此仇视的两堂再次背弃了和平的信约。
由于隔阂过深，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使双方的互信瓦解。波士顿安良堂的一名成员因为觉得一个协胜堂人对自己的妻子过于殷勤而举枪，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堂口兄弟随即持枪互射，数十名华人因之惨死。
班顿的前任们尚可使纽约两堂首领坐在一起，晓以利害，让他们适时息战。但现如今，两堂历经多年经营，势力已遍及数十座城市。与此同时，随着开山一代的离世，难孚众望的继任者们在近期突发的堂斗中展现不出平息暴乱的权威。不仅如此，武器的升级更是加重了堂斗的死伤。当斧子、砍刀变成手枪、自动武器，乃至炸弹后，前所未有的危局近在眼前。
9月8日，班顿向交战两堂首领下达“最后通牒”。他警告说，如果杀戮不止，他将呈请联邦政府出面处理。这绝非虚张声势。联邦政府早就严正声明，刑满释放的堂口兄弟将被强制遣返中国；现在，政府官员决心加大惩罚力度。于是，在一名协胜堂门生被枪杀，另一名被击碎颅骨惨死之后，华盛顿中央政府决定采取严厉行动。
美国联邦检察官埃默里·巴克纳声称，四个联邦部门正合作遣返纽约每一个没有合法居留证明的华人。持有合法证明的关键在于持有者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而巴克纳深知很多华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一旦被发现便将被逐出美国。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就是那些在街头挥舞枪支的帮派分子，而且驱逐他们也未必会为唐人街带来和平，但巴克纳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突击搜捕持续了几天。当地警方在唐人街布下法网，联邦警探入内搜查，目之所见的每一名华人均遭围捕。被捕之人大多为合法居民，有的还有美国国籍。警探未获授权便搜查华人的饭店、赌场、洗衣房、剧院、公寓、商店，甚至直接将人从被窝中拖出。于是，消弭动乱的行动变为了对个人权利的践踏，警察也愈发地罔顾法纪、草率行事。
数以百计的华人被塞进警车，送至联邦大楼。他们被赶进一个大房间，在翻译的引导下依次接受移民官员的盘问。有居留证明的人被释放，没有的人被收押并被送至“坟墓”监狱或埃利斯岛。一些平生从未碰过武器的人被判不得保释，只能在悲泣中等待被遣返。
再没有哪一个移民群体遭受过如此苛待。尽管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也曾卷入血腥的帮派之争，但他们并未因此被围捕并被大批遣返。然而这一次，政府认定驱逐华人是为唐人街带来安宁的唯一方法，为此不惜施用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手段。
1906年被捕的华人与逮捕他们的警察在伊丽莎白街警察局门前合影
事情何以至此？本书（《堂斗：纽约唐人街的罪恶金钱与谋杀》）将为读者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关于过往三十多年里，北美东部、中西部华人堂口间四次大规模堂斗、时断时续的对峙、数不胜数的摩擦、大大小小的死伤，连同企望和平的谈判以及由此缔结和约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由文化差异，由误解、无知、偏见引发冲突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群固执的人为有形的金钱、财产，无形的忠诚、面子以命相搏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许多有责任、有决心阻止他们的警察局局长、警探以及普通警察的故事—当然，其中也有人在中饱私囊。
堂口兄弟均来自中国南方，大多在美国西海岸登陆，而后向东寻觅机会，以期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他们中大多数是劳工，但也有一部分人依靠经商积累起可观的财富，扎根美国。“堂口”是他们的秘密兄弟会。虽然在表面上，他们从事着名目不一的社会事务，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时间在干着犯罪的营生。（中文里的“堂”与“堂口”可以指称多种形式的社团，并不一定具有贬义；但为清楚起见，本书中的“堂”与“堂口”仅指秘密会社。）他们的武器由最初的刀具演变为后来的手枪、炸弹。他们在纽约的主要战场是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处面积一英亩（约合四千零四十六平方米）有余的三角形地带，毗邻破败的五点区。该三角形地带以勿街、披露街、且林士果广场和包里街为界，包括了整条蜿蜒的多也街。自那时起，这里一直是纽约华埠的中心。我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岁月里，在学习汉语、研究美国华人早期历史的过程中，曾频繁听闻“堂斗”的故事。它们大多耸人听闻，就像三十多年前美国社会对华人移民的描述一样。那些叙述者热衷于编造东方谜事与骇人情节以满足读者的想象与期待，而根本无意呈现真实的历史。
我也明白很多华裔美国人只想忘记“堂斗”，以图淡化公众对早期华埠居民的不堪记忆。但我欲寻找真相。我有理由相信，“堂斗”不可能仅仅是一伙卑劣贪婪的人因利益而去屠戮另一伙贪婪卑劣之人。美国社会对华人公民权利的剥夺、华人所遭遇的有欠公允的物化与边缘化，以及中美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必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于是我开始从早期华人在美国，特别是坦慕尼时代纽约的经历入手，尝试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呈现“堂斗”的历史及根源，使人们不再被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误导。
本书正是这一尝试的成果。书中所涉人物皆非杜撰，所述事件确实发生在所指时间，所陈对话皆源于当时记录。时人的日记、书信使我得以讲述他们的所思所想；对于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的人，我不会对他们的情感和动机妄加揣测。
话虽如此，存世史料远非无可指摘，而且也不足以串联起完整的故事。我对早期华埠的认知，大多源于纽约的主要报纸，上面关于“堂斗”的报道富含惊人的细节，尤其是对于安良堂、协胜堂与龙冈公所间混战的报道更是火力全开。尽管这些报道可为我们提供非常实用的编年纪事，但是它们多出自白人记者之手。这些新闻从业者虽然有时也敏于观察，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报道往往显得肤浅、无知，充斥着各种错误。这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中文，因而他们笔下的很多故事不得不依赖知晓内情的华人线人。但是这些信息提供者所讲述的事情经过往往掺杂着谎言，在堂斗牵涉其所在社团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尽管目前很难觅得早期华人移民对“堂斗”的中英文书写，但现存的其他资源仍使我受益。大批已经数字化的旧报纸可按照关键词检索，这使纽约等地的新闻报道真正成为全面、可用的档案数据库。而索引详细的各州与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旅客名单、征兵信息和人口动态记录（所谓“人口动态”是指人口数量、构成以及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状态），也方便研究者核实个人基本信息。尽管大多数法庭记录还未被数字化，但获取它们并不困难。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排华时期的庭审卷宗即提供了本书所涉人物大量丰富的细节。尽管当年政府收集它们的目的仍被质疑，但正是由于这些资料的存在，这段历史才可被重述，受誉者可被框定，卑劣者可被找出，新的、令人信服的叙述得以流传。它们无可估量的价值时至今日仍然帮助并启发着研究人员。
此外，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两部华人创作的英文书籍也值得特别关注。一本是龚恩英（EngYing“Eddie”Gong）与布鲁斯·格兰特合撰的《堂斗！》（Tong War!），另一本是“两个人”（Leong Gor Yun）所著的《唐人街内幕》（China town Inside Out）。前一本是一名协胜堂大佬的口述回忆录，他目睹了这本书后来提到的那些行动，该书完成于堂斗结束前夕；后一本是一部反映唐人街生活的书，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堂斗，由唐人街的自由派报纸《唐人街日报》（Chinese Journal）的编辑赵夏（Y.K.Chu）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记者共同撰写（因此本书以“两个人”为笔名发表）。尽管这两本书里有不少趣闻轶事，有时情节耸人听闻，但书中的见解与对人物的描述非常有用。
对于一些充斥着误解与偏见的叙述，我通常不会照单全收，偶尔还会加以校正。对于华人习俗和行为举止明显荒谬的解读，我也不会采纳。如1904年《纽约电报》（New York Telegram）上一篇文章对堂口宿怨的解释：
公元前6000年左右，孔子的曾祖父发明了炒面，双方的梁子可能正是在那时结下的。协胜堂想要将炒面定为国菜，而保守派乾胜堂坚持炒杂碎是国肴，于是战起。全副武装的堂口门生将上海和广州化为焦土，连北京都被这一无情的战争撼动。
又或是二十五年后《纽约世界报》（World）上关于同主题的一篇荒谬的专栏文章：
两个华人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中弹，原因竟是他们喝了立顿红茶，而不是台湾乌龙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一个旧金山华人因为穿着橡胶高跟凉鞋而挨了枪子儿……尽管如今事态已渐平息，但你仍会注意到，每个华人总穿着一件黑色丝衣—这可以保证他们被击毙时身着寿衣。
《纽约世界报》呼吁夷平唐人街
不幸的是，这样的胡言乱语常常以新闻报道的面目出现，甚至刊登在一些权威报纸上。我也不得不拒绝一些既未见于任何原始资料，也无法使我信服的故事，即使它们引人入胜而又深受其他作家青睐。例如，赫伯特·阿斯伯瑞在1928年出版的著名小说《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中就有这样一幕：协胜堂的枪手坐在椅子上被从房顶吊起，在这个过程中，他透过四楼房间的窗户射杀了躺在床上的安良堂喜剧演员阿虎（Ah Hoon）。这样的描写固然生动，但我无法找到任何确凿证据，而且现存大部分证据与之矛盾。当时的报道称阿虎死在房外的门廊，也未提及任何起重设备，刺杀他的人甚至很可能不是协胜堂成员。
此外，一种长期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说法也令我觉得可笑。美国媒体经常报道华人暴徒胡乱开火，他们在枪战中蹲在地上，紧闭双眼，朝着四面八方随意射击，直到打光所有子弹。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即使在枪取代斧头成为堂斗的主要武器之后，也极少有路人被误伤。我也不相信一篇关于“素鸭”的报道，据说他的妻子在盛怒之下拽着丈夫的长辫子，把他拖出情妇的公寓。这样的逸闻吸引了一批渴望向当时的唐人街妇女灌输女性参政权思想的作家，他们将“素鸭”描述为惧内的江湖大佬。然而我并不认为1908年的美国华人女性胆敢如此行事。而“素鸭”的妻子，这个几乎是丈夫所有物的女人，似乎更不可能；相反，她倒是不止一次被逼卖身。
对于我来说，确定每个人的准确身份同样是一大挑战。这一时期华人姓名的拼写并无一定之规，甚至在同一文献中，它们的拼法也杂乱无章，因时而易。1897年的安良堂司库Joe Gong与1904年庭审中的目击证人Chu Gong是同一个人吗？1905年在勿街被袭击的Ji Gong也是他吗？我判断他们是同一个人，并且在本书中统一了拼写。另一个令我颇为满意的地方是，我认出了1880年在包里街袭击李希龄的Lee Sing与1904年枪击“素鸭”的Lee Sing并非同一个人，因为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后者在前一起事件发生时只有9岁。
如果能知道他们的中文姓名，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混淆了。但除非他们用汉字签署过文件，或在仅存的中文文献中被提及，否则一个世纪的风尘足以掩藏他们的真实姓名。另外，很多华人用过不止一个名字，有时人们用绰号称呼他们，有时只称名而不称姓，有时甚至用其商铺的名字作为称呼。记者们通常不能区分他们名字中的姓和名，而一些华人也在自己的英文名字中将原有中文姓名顺序加以颠倒，以循美例。所以解析他们的拼写很容易引发一些无意的错漏。为帮助读者，作者已经将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单独整理成页。
在着手写作本书之初，我曾担心它会加深已存在一个多世纪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因为一直以来，对唐人街的报道与花边新闻无异。它被描述为危险之地，由神秘而无所不能的恶棍统治，街道上流淌着遭邪恶堂口屠戮的受难者的鲜血。这一刻板印象显然与事实不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大多数华人餐馆老板、洗衣工、厨师、杂货商、卷烟工、街头小贩都是体面守法的人。他们努力在一个可能为他们提供生计，但同时又歧视、虐待他们的社会站稳脚跟。当时纽约腐败盛行，警察和其他官员行使着不受约束的权力，华人在这样的文化中不可能指望得到公平待遇或公正审判。
唐人街是危险社区的不公评价或多或少延续至今。但我们需要知道，即使在堂斗最激烈的时期，“门生”（旧时对华人暴徒的普遍称谓）的数量也很少，并且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仅仅是交战双方的成员，华人平民很少被殃及，也几乎不会牵涉其他族裔的游客。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堂斗遍及全美众多城市，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西海岸，那里的华人和堂口门生的数量更多。我仅仅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关注的是纽约，它是美国东部与中西部华人的中心。虽然我也提到了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但仅当它们和纽约发生的事有关系时才会被提及。我希望有人能为我们讲述发生在西海岸的堂斗。
威廉·菲尔斯（他担任过纽约众多华人社团的律师）于1902年出版了刻画当地华人居民形象的《破碎中国》（Bits of Broken China）。他在书中谴责了西方作家将华人描述为“恶棍与阴谋诡计的大师”。对此我深以为然，因而竭力呈现笔下人物的多面性，防止自己也持此般倾向。华人，在我笔下，是优点与缺点并存的人类。他们挣扎求存于异国，而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常与华人原有的价值观相冲突。他们之中，既有正直之士，也有卑劣之人，但大多与你我一样，介于两者之间。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