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个社会政治形象相伴：它将政府当局描述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机构，它理解人民所想所需，这来自日本人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独特的同一性概念让富有同情心的官僚统治成为可能，对官僚的形象也非常重要。用来培训官员的教科书中很明确地表达了这点：
我们国家特有的集体主义是可能形成的，因为有这样的组织氛围。这一氛围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来自我们国家由同一个民族组成的事实—而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有这样的氛围也因为我们在各自生活的同时，彼此把握对方的感受、担心出现对抗、“以和为贵”、相互制约，让自己与团体内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保持一致。
这一最重要形象中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在上述引文中已经提到，而且与同质化的、仁慈的信念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和”的概念。它通常被翻译成“和谐”，但其内涵要丰富得多。普遍认为，“和”是外国人很难或是没法理解的概念之一。但是，日本的“和”与诸多普世的美德和品质联系在一起，如调和、温柔、和谐、包容、成熟、缓和、和平、柔顺、和蔼、安抚、顺从、温柔、秩序、一致、妥协等等。
事实上，“和”是日本儿童在历史课上学到的第一个政治概念。他们会学到日本第一位立法者圣德太子在他著名的“宪法”里以这样的训诫作为开篇：“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圣德太子和之后的掌权者一样，他们都理解“和”的必要性，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为了皇位而谋划刺杀和发动战争的时代。也是在这个时代，本土主义力量正在对抗外来宗教（佛教）的入侵，出于政治目的，佛教的仪式才得到推广。
不那么完美的和谐
一个最终由社会紧急状态决定的价值体系意味着缺少为思想斗争的冲动，也意味着排除了通常意义上的革命。在日本历史上，有起义，有因为衰败的经济和无法忍受的奴役而发起的农民造反，但这些都没能持续，也从未演变为重大革命。
直到一百多年前，就算农民的抱怨得到承认，抗议运动的领导人也还是经常被杀害。他们往往在死后得到荣誉；人们为了纪念他们而树立了神庙，领主与平民一起对他们进行祭拜。但就算是大英雄也不可以破坏社会的和谐。1937年，文部省散发了200万份《国体本义》。这是一本阐述“民族本质”这一意识形态的小册子，它还声称和谐精神一直以来就是日本民族发展的源泉。铃木善幸在他担任首相期间（1980—1982年），利用一切机会来解释“和”是他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和”频繁地出现在日本作品中，试图向世界其他国家解释何为日本文化。一些日本人会说，“和”之于日本就如同普世价值之于西方，它是社会运作的中心“原则”，经常与“忠诚”一并提及。我们不用对此感到意外。
铃木善幸
痛处所在
许多公司的会议都提倡为“和”努力，公开演讲时人们也会经常提到“和”。有些事情，比如不要为了纠正错误而诉诸法律行动，这被认为是维持“和”的关键。换句话说，你要努力获得“和”，因为它不会自动地出现。所有对“和”的强调都在无意中透露出一个真正的痛处：“和”不是一个现存的、至高的和谐，而是需要人们表现出心甘情愿为了团体的安宁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才能获得的东西。
日本系统的某些部分可能缺少“和”，这种可能性让人深感尴尬；这表明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系统存在可怕的缺陷，因而将会暴露出其真实的本质。为了掩盖这一点，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日本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都充满了冲突。系统根本就不是静态的，它由一个巨大的内部动力驱动，通过内部竞争得到提升。这种基于精英原则的竞争从学校的考试系统开始，然后是在职场或是官场获得尽可能高的位置，最后上升到为各团队为了市场份额或派系力量而彼此竞争。从19世纪早期，它开始取代世袭权力的分配制度。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大团体的竞争会被控制，但这仍然为调整均势留下很大的空间，并让人为自己利益不能得到合理满足而痛苦。努力维持表面端庄的，需要得到诸多避免和压制公开冲突的精妙手段的支持。
日本的冲突以及对冲突的压制，还有冲突最后无法被压制时会发生什么，这些在黑帮电影中以极端化、艺术化的方式得到了精彩描绘。在这类电影中，一旦出现冲突，匪徒就会“像压力锅那样嘶吼”。这是很常见的。主人公最终挺身而出，为他主人受到的侮辱（或邪恶的敌人犯下的任何罪行）进行报复，他也知道自己最后一定会死，就和德川时期农民起义的领袖那样。在这些浪漫化的电影故事中，死亡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代价，即使是为了最值得尊敬的事业也会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不会真的听到“嘶吼”。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个心烦意乱的日本人，你通常会有这样的印象：他的脸上努力表现出克制，但他内心正在发出嘶吼。如果这样的紧张得以公开释放—但这很少发生—那结果就会具有爆炸性：一个突发的、极为情绪化的爆发，会让其他在场的日本人陷入完全的沉默。通常这样的爆发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谚语里说的晴天霹雳一样。这个心情沮丧的人很快会重拾镇定，微笑着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释放紧张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集体买醉。饮酒会成为安装在日本社会这个压力锅上的若干安全阀中的一个。小型激进工会的残余分子进行吵闹的、仪式化的游行，在一些公司中仍然得以保留，这是另外一个安全阀。
我们不大有机会撞上一个嘶吼着的官员。但是用过晚餐，喝点清酒，再稍微刺激一下后，他们在描述自己省和其他省的关系或部门内部争斗的时候，言论往往谈论一种别具一格的军事战略。为处理某个特定的管理问题而组建起来的专门队伍，永远担负着前进、战略撤退和诱饵的任务。秦野章作为前警方高管，被任命为中曾根首届内阁的法务大臣。他被描述为空降到敌方领土上的人。各省总是试着将别的政府机关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而强势的自民党政客对各省也有同样的打算。官僚斗争是消息灵通的政治圈中主要的交流话题。相对的，借调到海外职位或海外组织的省内官员，他们会谈及与外务省外调官员之间发生斗争的可能性。
日本媒体的“政治分析”，基本上包括了自民党派阀之间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相关的实况报道和猜测。日本的政治危机是这种权力斗争瞬间加剧的结果，这种危机与日本武士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不相上下，其忠诚和背叛的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官僚斗争
和所有其他地方的官僚一样，日本的官僚有其天生的敌人。但是，他们的敌人在敌对省中而不是在政客和商人中。官员，特别是部门的中层官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和别的官员谈判交易。比方说，谈到对某输油管线的控制时，运输省会声明这属于运输范畴，而通产省会坚持应该由它来管理，因为石油是一个商品。几乎在任何国家都能出现这样的争吵，但在日本官员中它往往会发展成大型的冲突，进而引起官方决策的全面瘫痪。日本评论家批评省与省之间冲突是本位主义作祟。省的利益优于国家利益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身处高位的官员自己也承认，由于“领地冲突”（绳張り争い）导致工作不正常，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
外务省和通产省的关系中没有那么多“和”；它们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天敌。它们因领地而产生的冲突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外务省员工集体辞职，抗议设立贸易省的计划，因为贸易省会从他们的部门中夺走相关的权责；而相比现在而言，这样的责任在战前要强大得多。80年代末出现的针对日本商业手段的国际冲突，以及对控制日本外交而引发的冲突表明，这两个省其实一直都在争斗，从而双方对日本的贸易伙伴做出相互矛盾的陈述。
1984年，通产省和邮政省之间爆发了一场壮观的官僚斗争，即所谓的VAN（增值网络，也就是高级数据通信服务）战争。它也是争夺新兴通信工业控制权的更大冲突的一部分。VAN战争是一场让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也受到刺激而加入的战争。在通产省看来，这一新的子业务属于所谓的“信息社会”领域。这是一个工业发展领域，多年来通产省就此写下了无数报告和“未来展望”。但是，邮政省认为这是属于它管辖之下的通信服务的一部分。通产省要求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日本市场上有着完全而不受限的竞争机会，而邮政省坚持建立执照体系，实际上这几乎排除了外国公司的参与。这场战争有一部分是在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中进行的，政客们扮演起重要的调停角色。邮政省表现得特别强硬，因为邮政一族（与自身利益关联的自民党国会成员形成的“部落”）比起其他族来说，会更疯狂地支持自己的部门。
没有行政手段来对省之间的冲突进行裁决，所以“幕后掌控者”（影子权力掮客）就很重要。通过一个外部机构（比如自民党）办公室“处理”省之间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就已经得到解决。对立省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和平，有的只是暂时停战。
另一个鲜为人知但同样重大的冲突发生在警方和检察官之间。虽然在表面上他们互相支持，联合起来镇压受到意识形态激励的左翼分子，但他们之间的相互鄙视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鄙视可以追溯到战前内务省和法务省之间的斗争。战前，检察官在跟踪构造“危险思想”的人物时，警方有时会向检察官隐瞒关键信息。根据战后宪法，警方摆脱了低于检察官的传统等级而带来的自卑感，但《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警方要服从检察官的命令。在与警方的斗争中，检察官得了分，因为有不少警界官僚加入自民党，让警方越来越不敢放手调查腐败丑闻，于是检察官比警方进行了更多的政治腐败调查。
团队凝聚力是通过对周围其他团体的厌恶而得到提升的，这是很常见的情形；基督教会之间的激烈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日本，派系斗争可以采取极端而且极为不合理的形式。强调团结一致，要求个人认同团体，这个观念是如此强势，如果没有别的能调动人的事务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话，团体之间很容易就互相开战。考虑到这种倾向后，政府部门的管辖权就设置得尽可能互不重叠，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权，但一旦发生冲突，他们会变得更加痛苦。
各部分的半自主权破坏了整体一致的模式，这在系统各个层次上都在不断出现。就拿一家报社中不同的部门来说，他们的运作通常让人觉得好像是他们都创建了独立的出版物一样。这样的本位主义也在大多数省中流行；省局之间的冲突有时超过了政府机构之间的冲突，如果某个处认为自己省局准备做出的决定对它的利益构成威胁的话，它可能会破坏大团体的计划。
警方也被若干严重的派系斗争搞分裂了。一种是刑警和治安警察之间，从警察学校到警察岗亭的冲突，另一个是东京都警视厅和警察厅之间的冲突。
虽然官员会认同他们的部门，但我和几位高官的私人谈话表明，终极的冲突是某位野心勃勃的官员与他同事发生的斗争。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大藏省官员以整体团结为代价来拥护的部门，不一定就是他特别关心的部门；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官员是否忠诚的品质，将由他部门成功与否来衡量。他未来的职业生涯有赖于此，而且最终他作为“空降官员”能落地到哪个部门也有赖于此。
制度性的瘫痪
日本特有的冲突，会对公众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这一点从1985年8月一次飞机失事的后续处理中可以得到证实。此次飞机失事有520人遇难，这是前所未有的。面对此次灾难，各方权威机构并没有联合起来试着为所有相关方缓和悲剧，反而是加强了各方之间的敌意。
1985年8月12日，日本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在失去一部分尾翼之后坠毁在山间，造成520人死亡，成为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坠机事件。
从一开始，行政管辖权不清大大地耽误了拯救行动，很可能就是以若干条人命为代价的。直到14小时后，首批军方营救队伍才出发前往位于山腰的失事地点。空难有4位幸存者，他们报告说在最初的冲击后，其实有更多的乘客存活下来，他们听到孩童们随着时间流逝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弱，直至死亡。
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他们自己的设备上目睹了此次事故发生，他们派出两架幽灵战斗机前往调查。飞行员在4分钟内就找到了客机的坠落地点，然后回到基地，却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直到2个半小时后，负有第一责任的运输省民航局才向地面部队提交了开始搜索的要求。
日本有配备直升机的空难紧急救援队伍，但却从未被召唤加入行动。飞机坠毁在群马县内，但县警方没有直升机。美国驻日的两个空军基地提出，可以帮助提供设备和具有夜间山区复杂搜索经验的人员，但没有任何日本机构对此做出反应。这些专家无所事事地傻站了差不多13个小时。即使位置已经确定，首批派出的地面部队还是跑错了山头。
在空难发生10个小时后，日本军方营救队伍的直升机找到了残骸，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采取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给了另外一个军事单位。当战士们根据运输省的命令出发，最终到达失事地点时，当地村民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到了现场。
对于造成灾难的拖沓、跨部门之间明显缺失有效沟通的质疑，随后被一系列针对日本航空的指控淹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运输省和半政府性质的航空公司之间多年冲突的结果。运输大臣山下德夫在接受报社采访时表明，虽然他并不了解技术细节，但他相信日本航空应该受到谴责。结果就是，日本媒体开展了一场精心的运动，将日本航空描绘成一个大坏蛋。报纸每天都能找出这家民航公司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错。
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联合会觉得有理由发表一份声明提醒相关各方，对飞机失事始末进行调查，这么做主要不是为了分担责任，而是为了找到原因从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它要求官方不要再向媒体泄露引起混乱、自相矛盾的信息，并恳求官方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加上制造商方面的专家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到那时为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专家已经在东京待了两个星期等待召唤，但他们却只被带去现场一次，这还只是因为日方要表示礼貌。
日本军事单位和运输省的行为看似古怪，但如果在缺乏中央领导力的背景下分析，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战士们苦心尽力地坚守“民事责任”原则，为的是不要被和1945年那时的军人相比。日本不存在一个能起作用的中央军事官方机构。紧急情况下能发出指令并进行协调的民事机构也不存在。具有第一责任的部门里的官员没有必要的能力来有效地处理日本航空空难。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僚和大臣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代表，要为包括民航人员在内的大众负责。他们把自己看成各自团体的党派成员，兴趣是在一切情况（包括发生空难的情况）下捍卫自己而抵御系统中其他的部分。中曾根首相当时在度假，度假地到坠机现场需要不过20分钟的直升机飞行时间，而他也以主张领导要有决断力而闻名，但他显然是克制了自己，没有去现场帮助慰问死难者的至亲，鼓励搜救人员。他要是这么做了，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印象，即政府为此次事件承担了象征性的责任。
（本文摘自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任颂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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