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2月3日，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经国日记正式对外公开，这份前后持续四十余年的日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备受瞩目的新材料。然而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学者前往胡佛档案馆的行程受阻，未能如期看到日记。
2020年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景平教授之邀举行线上讲座，为读者详解“蒋经国日记与近现代史研究”。林孝庭研究员在通读蒋氏日记后，对其中涉及的国民党政治体系、民生经济、人际关系网络等议题做出学术解读，并指出日记能为史学研究提供的新方向，以及日记作为史料的一些局限。
林孝庭研究员的学术兴趣包括1911年以来的国民党政治体系和民主制度、1950-1960年代的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间的政治军事关系、大中华地区的民族政治和少数民族问题等，著有《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九州出版社，2017），与吴景平教授合编有《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1940-1943)》。
澎湃新闻经授权整理刊发林孝庭研究员的报告，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围绕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日记所有权，台北“国史馆”与蒋氏后人长期存有争议，已经对簿公堂。但双方有共识，希望公开蒋经国日记以推动学术研究。2019年9月9日美国联邦法院正式判决，同意胡佛档案馆向全世界公开日记复本。当时该档案馆仍处于闭馆状态，2020年2月3日胡佛档案馆在其恢复开放后的首个工作日就对外公开了蒋经国日记。
2020年6月19日，台北法院判决，蒋氏父子日记在其担任地区领导人任内归“国史馆”管辖，其余部分则归蒋氏家属，具体分配细节未定。蒋经国于1978年5月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这就意味着，蒋经国从1937年至1977年所写大量日记的保存成为一个悬而未定的问题。若非胡佛档案馆此前先行公开日记复本，恐怕公众短期难以得见其貌。
蒋经国日记（图片来自胡佛档案馆）
蒋经国生平及其日记概况
大家对蒋经国的一生并不陌生。他在读中学之前都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1925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当时中国不少有能力的家庭都将子女送到苏联留学，形成了一股潮流。他在苏联的同学有邓小平、叶剑英、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廖承志等中共要人。在当初具有革命情谊的人中，后来有一半成了蒋氏父子的仇敌，另一半则选择追随他们，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分离。
西安事变结束后，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和妻子回国。1937年3月25日，他们乘船回到上海，随后开始踏入政坛。蒋经国大致有江西赣南时期、重庆时期、战后东北接收等经历，到1949年国民党风雨飘摇时，他都陪在父亲身边。1949年底，退到台湾之后，他开始主导安全情报和军队的各项工作，包括防务、两岸关系等，再到1970年代任“行政院”的“副院长”、“院长”，1978年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1988年在任内去世。这是他一生的大致轨迹。
蒋介石与蒋经国
蒋经国在1937年回到中国之后，在他父亲的指示之下，先回到浙江奉化陪伴母亲。随后蒋经国在徐道邻、汪日章、黄寄慈等人的指导下重新熟悉中文、熟读国学典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而且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开始撰写在苏联12年的回忆录。从此，他开始每天写日记，直到1979年12月。
阅读蒋经国日记时需要注意什么？
蒋经国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37年5月4日。日记内容大致如下：早起后习大字九十。早膳后与徐先生（应当是徐道邻）谈论国家政治。读曾国藩家书后意识到“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文中还提到表弟竺培风从杭州到溪口来让他很高兴。下午跟徐先生去了祖母的坟墓。晚饭后又跟徐先生谈论自己12年内的思想变化。由这第一篇日记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自己在苏联接受了十多年教育的儿子并不完全放心，想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思想观察。
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这第一篇日记似乎也奠定了蒋经国日后42年写日记的风格。很多时候他会在日记开头记录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再记录自己一天的作息。譬如1941年8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明月又圆，人之于世曾见有几次可观月之圆也。最近又感心中烦闷不堪，深夜对天长叹。芳良对我之冷淡刻薄，无可再忍矣。每天辛苦返家，不但不能得到安慰，而且日日受气，受人之苦，固不可免。而又何必去自寻苦吃……唯有命苦二字而安慰之。
整篇日记唯有最后一列写了“上午办公，下午接见民众”。所以日记中较多的篇幅用于描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而未必记载当天做了哪些公务。与其父亲蒋介石的日记内容相比，蒋经国日记中更多体现了私人的、主观性的看法和观点，以及家庭的困难和生活的情况，并非一直都在谈论党国要务。这也使得蒋经国日记的内容免不了出现较多的主观性，是在阅读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一点。
蒋经国不间断地写了42年日记，这些日记连同蒋介石日记，都于2004年底由蒋方智怡暂存胡佛档案馆。但无论是胡佛档案馆，还是蒋家后人，都不知道其中1948年日记的下落，蒋经国官邸台北“七海寓所”的负责人也不知其所踪。1937年至1940年、1945年至1947年和1949年这8年中的日记是抄誊本。如今我们看到蒋经国的第一篇日记也并非他本人字迹，而是他的秘书抄的。这些日记原件也不在胡佛档案馆。除此之外的日记都是写有他本人字迹的原件。蒋经国1948年的日记虽然佚失，但其中下半年有关上海经济管制的部分，曾被整理后以《沪滨日记》之名出版，这说明其确实存在过。此外蒋经国日记中的一些部分，如他在赣南时期的训练工作、1945年末奉派接收东北、1949年国民党风雨飘摇的日子以及1975年蒋介石过世之后的一段时日等内容，都被以不同的名录整理在台湾出版。但是这些出版物是国民党基于宣传目的出版的。林孝庭研究员经过对比后认为，这些出版的日记节录跟原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
台湾地区出版的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书影
林孝庭研究员发现，蒋经国日记1939年的7-12月和1940年7-12月，这两个年份六个月的抄本内容出现了错置。原因可能是其秘书在抄誊原件时发生严重错误。因此未来研究者在检视这段时期的日记时，需多加留意。根据蒋经国本人所言，协助他抄誊者是黄寄慈，这是负责抄录的人员之一。早年蒋经国的日记基本是一天一页，中规中矩进行记录。1970年代开始，他写日记的习惯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再是每天记录，可能某天日记写得很长，超过三四页，跨越数天，多半是他对于某些议题的想法或是对之前一周事件的补录。但还是会在每天页面的空白边缘记录当天的重要行程。比如1975年4月6日他在正文中记录了“监察院通过弹劾案”、“政治官僚打击行政院借公济私”等问题。但这是蒋介石过世的第二天，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蒋经国不可能在当天心平气和写下诸多公务。在该页上方还补记了“父亲于四月五日十一时五十七分病逝于士林官邸，儿痛不欲生。父遗体于今晨二时移荣民医院”。可见他的日记正文内容是之前所写，在当天又将父亲过世的内容补在空白处。这种情况在蒋经国1970年代的日记中屡见不鲜，在未来的研读中需多注意。
林孝庭研究员指出，在研究蒋经国日记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日记中可能存在隐晦、避重就轻甚至撒谎的情况。如在1954年10月，蒋找到了1942年的日记本，并在内封上写道：
翻阅旧日记，发觉民国卅与卅一年之日记中，被人偷撕甚多，实为奇事。可能于卅八年侍父至马公时被偷。因抗战期间之日记六本，当时曾带在身边，置于一箱中，并未加锁，且曾有一次奉命赴厦门公差，离马公寓所有二天之久，想必于此时被偷。虽已不记得其中所记为何事，但绝无愧心事，故于心亦甚安也。
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蒋经国似乎没有说实话。因为1942年那本日记中被撕的部分正好是他的情人章亚若生孩子、以及章亚若突然暴毙的一段时间。林孝庭研究员认为不会有人敢撕蒋经国的日记，这极可能是他自己撕掉的，所以才在1954年补记“无愧心事”。在1954年10月30日蒋经国又写了一段话：
继春为人忠厚，生活朴素，为一最难得之干部，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孪子。当在桂林生产时，余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子为余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现此二孩已十有余岁，为念亡友之情，余仍维持他们之生活，并望他们有如其父一样的忠心，为人群服务。
这段话公开后，曾在台湾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林孝庭认为蒋经国没有说实话。因为据1942-1943年的日记可以看出，章亚若到去世时王继春都还在世，所以并不需要蒋经国做保人。而且日记中也没有提到在王继春去世后蒋经国代他照顾孩子，因此12年后补写的这段话多半是有问题的。
除章亚若之外，蒋经国也曾追求过京剧名伶顾正秋女士。顾正秋生前在回忆中也表示过厌恶蒋经国的追求。但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我拿了五十万美金，促成任显群和顾正秋的婚姻，并说我跟顾有桃色关系。如此无影无踪，毫无事实根据的流言竟然会被人相信采用。人心真是坏，政敌们真是恶毒。”后来任显群入狱，有人怀疑是蒋经国公报私仇。蒋经国自己则说：“如此无影无踪的谣言是有人在制造，亦有人流传相信，社会之可怕……”所以他日记中所记载的未必都是真实情况，这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关于章亚若的问题，林孝庭研究员认为，1949年以后，蒋经国已进入国民党的接班人之列，加上他负责情报与政工，内外政敌甚多，陈诚、吴国桢、孙立人等都痛恨他，这对他的政治生涯非常不利，所以在一些敏感话题上，他并未在日记里全盘吐实。
然而，如果说一个人连续43年天天写日记欺骗自己，这也是不合理的。日记的主观性不可能完全等同历史事实，用蒋经国日记来解说历史，得到的是蒋经国所认为的历史而非客观发生的历史。因此在进行研究时日记只能作为材料之一，必须参照其他各方的档案资料，加以对照和佐证之后，才能拼凑出较为客观的历史原貌。
2019年12月胡佛档案馆曾举行一个发布会，林孝庭研究员当时挑选了几篇蒋经国日记向公众展示。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日记中写的东西并不都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如在1970年1月18日的日记中，蒋经国回忆1948年秋在上海“打老虎”的时候，“……采取的经济管制办法是不合经济原理的。意气重于理智，是无法持久和成功的”。这是他做出的反省。他的日记有部分记录了当天的所作所为，但也有很多他对特定问题的主观感想和看法，而未必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在1976年8月11日的日记中，他提到了日本和俄国对中国危害很深的想法，而在次日的日记中，他则补记了之前一周的工作内容。因此在阅读他的日记时，要关照前后文，判别所记的是哪一天的事件。
1949年前后的关联性与延续性
通读日记之后，林孝庭研究员提出要关注1949年前后的关联性和延续性。蒋经国政治生涯的高峰是在1949年之后，而在台湾地区他处理问题的某些方式与他在苏联的留学以及在大陆的工作经历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1949年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前后的关联性是很大的。这方面有三个例子：
第一是民生经济议题。蒋经国在1970年代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进行了包括“十大建设”、建立“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但是林孝庭研究员认为，如果从较大的历史脉络来观察，蒋经国对很多财政经济和民生问题的看法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即他有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思维”。具体展现为浓厚的“反商”、“仇商”情结，而且他很同情关怀弱势平民，偏好计划经济，主张运用政府力量与财政手段来主导经济发展方向。同时他对外国投资、民营企业与自由经济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的日记中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比如他在1941年赣南时期的日记中表露出了对贫富不均的极度痛恨。他在赣南时期所制定的计划都是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让“富者不再富”，“贫者不再贫”甚至于“贫者日富”。在1969年，当他任职“行政院副院长”时，他在日记中也写到了对私人经济的不信任。他说：“今日的私人经济乃国家经济的一环，私人资金应有计划地纳入生产体系……”他认为，如果所有的钱都在私人手上，就会造成浪费和贫富不均，因此一定要合理分配。至于蒋经国对民生的关怀，1941年赣南发生虫害，他就很担心当地的稻米是否能够丰收；1977年台湾南部下了很大的雨，农作物有很大的损失，随后又遇到旱灾，蒋经国为此非常难过，在前后的日记中写道，自己遇到过很多大的事情，比如在纽约被台独分子开枪行刺，都不担心；但只要想到民生问题，晚上就会失眠。因此，通过前后日记的对比，可以看出他有很多核心思想和个性是始终没有改变的。财经领域并不是蒋经国所擅长的，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失败经历在政府迁台之后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很多人只看到台湾变成“亚洲四小龙”，却忽略了蒋经国本人对于经济问题的思维。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这是1949年前后的关联性中可供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二是人际关系的网络。1949年以前蒋经国在中国大陆以及苏联结交的一些人物，在往后半个世纪里，对于其个人政治生涯乃至台湾政治发展，有很深远影响。
他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就是留俄同学。这些同学一半成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政治上的敌人，而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多半成了他在情报与国安系统里的重要助手，包括张师、卜道明、王崇五、严灵峰等。即便对研究台湾史的学者而言，这些名字也不算熟悉。因为他们都被蒋经国派去做一些秘密的情报工作，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950年11月蒋经国还在台北成立了留俄同学会，他每年都会跟这些老同学聚餐，并没有因为蒋介石亲美而排斥与当年留苏同学的交往。他还在日记中提到，每次跟这些同学相处，谈到往事就感到非常愉快。
第二大关系网络是赣南系。1938-1944年蒋经国在赣南期间培养出来的追随者也是跟随他最久的人。这些人迁台之后虽然人数并非最多，但是势力最庞大。其中包括王昇、江国栋、李德廉、萧昌乐等人。这些人也不是“台面上的人物”，在1950年以后的台湾政坛上都被划归为“太子派”的核心，主要负责政工。其中王昇主掌台湾政治作战势力达三十余年。他还在1980年代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是蒋经国的接班人。但由于位高权重以至于“功高盖主”，晚年被蒋经国“流放”到了南美洲的巴拉圭当“大使”，从此远离政治核心。章亚若也曾是赣南系成员，她曾是蒋经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班的学生，在她去世后，其子蒋孝严、蒋孝慈兄弟还由王昇照顾了数十年。
第三大关系网络是“中央干校”系。1944年初，蒋介石命蒋经国兼任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职务。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蒋经国培养了一批学生。包括罗才荣、江海东、楚崧秋、李焕、包遵彭等。这批学生成了1949年后蒋经国派系的另一个核心，在党务系统、救国团、宣传、新闻等领域极具影响力。
有趣的是，赣南系与“中央干校”系在1970年代后，一个被归为保守派，另一个是开明派，在政治光谱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系统。
其中也有由爱生恨的人。比如，曹聚仁早年在上海担任中学教职，抗战后任中央社记者，于1938年4月率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同年底他在南昌采访蒋经国，两人结识。1940年春，曹聚仁前去对蒋经国进行专访，两人开始有往来，后来又将家眷接至赣南。蒋经国当时非常器重他，常向他口中的“曹老师”请益，并力邀他担任专员公署参议，但都被后者婉谢了。1941年秋天蒋经国改组《新赣南报》为《正气日报》，曹聚仁积极协助并担任该报总主笔。1943年报社遭日军炸毁后，曹聚仁一肩扛起艰难的复原工作。同年春天，蒋经国自从赣南经过桂林前去见父亲蒋介石时，带上了曹聚仁同行，并将他引介给了当时的国府要员。蒋经国的日记中也记载，每年过年他都会和蒋方良带上肉干等礼物去曹聚仁家中拜年。蒋经国对曹聚仁十分尊敬，甚至有一次提到他对后者有愧于心，后者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30年代至40年代的日记中。或许中共知道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曹聚仁1949年去往香港之后，要求他向国民党传话。于是蒋经国在日记中痛骂曹聚仁“流氓”，说“香港人听曹某之遭遇，竟相信曹为我之亲信。像这类人士不知道有多少，可不小心谨慎乎？”这是非常强烈的对比。林孝庭研究员认为，以曹聚仁与蒋经国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深交，日后成为国共间传话的人物并不意外。
曹聚仁
第三是涉外事务问题。蒋经国在1945年曾与宋子文前往莫斯科，进行中苏友好同盟的谈判。当时国民党内很多人认为，蒋经国曾在苏联12年，是“知俄派”人物，应当可以在中国对苏的外交政策上扮演角色，这也是他本人和父亲的期望。所以蒋经国虽然当时很年轻，但已开始从事对苏谈判的交涉和接收东北。但是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非常不顺利。1945年12月30日，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私人协商。他于当晚以及次年的1月3日与斯大林两次会谈。斯大林基本同意双方在东北合作，但反对东北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更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他希望国民政府不要一面倒向美国，并邀请蒋介石访苏以平衡外交。在蒋经国的日记中，他“详忆与史大林谈话内容与其用意，竟夜未得眠”，第二次谈话后他又是一夜未阖眼，深感“我国家之强弱，实操之于我国人之手，努力之时至矣”。关于与斯大林的谈话，日记中只有短短数语，并无其他内容记录。虽然苏联之行双方达成若干谅解，然而蒋经国回国要求对方履行承诺时，苏联仍是百般推脱。国内舆论开始批评蒋经国，“毫无建树”、“屈从俄人”、“有失国格”，认为不懂经济的蒋经国，只想用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问题，岂有不败之理。后来蒋经国无奈辞去特派员职务，他本想在关外闯荡一番，结果非但没有立功，还被视为“亲苏派”责难。于是在日记中提到自己的修养与能力都“不足以担大事任艰钜”，并为此十分懊恼。在美国的外交文书中显示，蒋经国与斯大林两人用流利的俄语交谈，而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并将经过告知美国驻苏联大使。
到了1960年代，蒋经国竟然还要奉父之命，处理台湾地区与苏联之间一段不可能的任务。1949年之前处理中苏外交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之后被蒋经国带往台湾，继续在其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并影响他对俄国人的观感与研判。1960年代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分歧，让台北有了打“苏联牌”的空间，蒋介石也希望通过此举试探美国的底线。他认识到，必须暂时放下意识形态的对立，以更务实的态度与苏联交往。1964年初，苏联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突然正式发柬邀请台北“驻日武官”，出席苏联大使馆酒会，这令蒋氏父子惊讶。后来1965年双方又通过墨西哥的管道进行秘密接触。甚至在1967年双方计划进行军事合作，苏联同意将远东的军事基地租给蒋介石，并向其派出军事顾问，提供军火等。相关问题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有过提及。在苏联特务“路易斯”赴台期间，蒋经国也与之用俄语交涉，并自称“一个来自苏联农场的老工人”，提及自己当年在苏联的经历。
维克多·路易斯（Витал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уи）
从日记内容中可以看出，此时蒋氏父子的观点已有差距。此时美国已经有意与北京改善关系，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也不愿卷入台海地区的战事。而年老的蒋介石，为了早日实现其目标，不愿放弃任何可以实现梦想的机会，宁愿接受意识形态上的宿敌苏联的军事援助，故有将此接触视为“战略目标”的倾向。但是蒋经国由于早年不愉快的经历，始终无法对俄国人信任，倾向于将“苏联派”视为一种战术，用以试探美国的底线。所以1970年代当他主政，中美关系已接近正常化时，为了拖住美国他拒绝继续与苏联人接触。即便对苏外交的惨痛经历让蒋经国对俄国人不信任，美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蒋介石与苏联人进行秘密交涉是受到蒋经国的蛊惑，因为后者在苏联生活了12年并娶了俄国妻子。这可谓历史的反讽。蒋经国在日记中也展露了他对俄国人的不信任，在1967年5月3日提到“我可用人，不可为人用”。而同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则在幻想如何与苏联“复交”，如何交涉“外蒙古问题”，如何让国民党与苏共合作，让苏共党员加入他“反攻大陆”实现后建立的“联合政府”。1970年代的蒋经国日记中也反映其对苏联的看法。在1973年5月的日记中，他写道：“有俄战舰三艘以慢速度于本月十一、十二两天，以慢速度通过台湾海峡……亦为大局将变之征象。”对此蒋经国研判这是“俄方企图向我接触被拒而试加压力”。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蒋经国这些对苏行为主要受到其早年经历影响，也可能与当时国际环境有关。
林孝庭著，《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九州出版社，2017
蒋经国日记中的新研究题材
蒋经国的日记跨越42年，其中材料相当丰富，可以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相关素材。去年有访问学者到胡佛档案馆查阅日记后，利用已经出版的演讲、回忆录，加上日记，将赣南时期蒋经国的地方治理，特别是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经济、社会与保甲制度等与同一时期中共在延安推行的制度，或更早的江西苏维埃时期制度进行比较。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的学者也可以利用蒋经国日记开展研究。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还可以透过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日记探讨蒋经国对干部的训练，及其在地方组织、社会动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方面的作为。日记中还生动描写了很多抗战时期江西社会基层的面貌。在1945年以后东北接收、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以及国共战争最后一年的蒋氏父子关系，即从蒋经国的角度来看他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供发挥的题目。
林孝庭研究员认为，1949年之后是蒋经国政治生涯的攀升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方面，蒋经国日记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材料。比如，蒋经国如何逐步接掌台湾地区情报特务与军队政工，他如何在大陆尝试“敌后工作”，他与美国人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以及他一辈子从事特务情报工作自身有怎样的思想和作为。林孝庭认为1949年后蒋经国逐步掌控国民党军事情报和“敌后工作”的经过，可以反映出他在国民党内权力的消长起伏，他虽然身为“太子”，但在权力之路上并非所有工作都一帆风顺。许多已出版的作品都将这一过程过于简化，认为1949年以后蒋介石认定蒋经国就是日后的接班人。而且蒋介石想要栽培其子，并不意味着蒋经国就不会遇到内外政敌的阻挠。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势力根本不信任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接班路程比想象中更复杂。
另一个新的研究题材就是“白色恐怖”。现在台湾地区有很多人做相关研究，以追究国民党在威权时期对“白色恐怖”的责任。那时蒋经国对执行“白色恐怖”造成的一些冤案的责任归属有何看法，从其日记中也可以反映出来。林孝庭研究员认为，一方面蒋经国在经手“孙立人案”、“吴国桢案”等事件时，为了确保其父在台湾的地位稳固，必须要“雷厉风行”，“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个”，以防可能发生的政变。但是蒋经国又无法独自掌控情治系统，军统、中统等到台湾之后不听命于他，因此在他的日记中不时可以看到挫折、无奈与焦虑。蒋经国的父亲命其掌控，但是他又无法真正全盘控制整个情报系统，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这样的复杂情形在日记中有所呈现。比如在“孙立人案”中，孙氏的部属郭廷亮在国民党罗织的所谓“自白书”中被称作中共的“谍报人员”，导致孙立人被监禁33年。在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内心其实非常矛盾，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高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必须倚赖这些人员提供的政治情报来监控政敌们的行动，并在必要时出手“防范于未然”。这日记有助于理解蒋经国如何看待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问题。
蒋氏父子的日记现已全部公开，林孝庭研究员认为我们能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议题，即“两蒋”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进入1960年代晚期乃至1970年代后，国民党的处境愈加困难，其权力正当性愈发弱化。蒋经国从其父亲“反攻大陆”最高决策的坚决拥护者转身以“建设台湾”为优先考量。换言之，他无法实现蒋介石定下的“最高目标”，而是务实看待国民党的生存问题。他迫于现实无奈，开始将台湾地区内部革新与经济、社会、教育的发展视为当务之急。不过蒋介石晚年未必了解蒋经国的思想转变。或许蒋经国也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以国民党自己的力量想要回到中国大陆可能性已不高。
再者是蒋经国对所谓“民主政治”的看法。他早年很“霸道”，掌控台湾地区的军情特务，处理“白色恐怖”事件。但是在1980年代他终结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他性格方面的转变由来令人不解。林孝庭研究员认为，可以以1959年蒋经国所写日记为例，他在当年5月9日记录自己在政工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时提到：“应该认识时代，随潮流之进步而进步，所谓独占独霸、非我不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亦不会再来了，记后只有讲明、说服、采取共同的行动、决定一致的态度，方能使群众诚服而来为共同之目的而奋斗，目前如欲不顾舆论而一意孤行，则致最后来一定失败。”在同年9月16日的“反省录”中他又写道：“吾人处于今日之时代环境，再不可有独占、独霸之心理，亦不可稍存非我不可的优越感……任何的特权都将被消除，个人决定一切的作法亦应被淘汰。”此时蒋介石两届“总统”任期已结束，即将开始第三任，胡适、王世杰等人支持陈诚竞选“总统”，让蒋介石不再担任此职务，以免“违宪”，进而倡导“民主化”。林孝庭研究员认为，那时蒋经国如此记录是有感而发，因为有很多声音要求蒋介石不能“违宪”连任。但就在同年1月2日，蒋经国还曾写：“反动力量……以胡适为首的行动，已内应外合，企图依赖美国，假借反共口号，结成集团，对抗我父亲所领导的反共革命政府，以达成彼等之卑鄙政治欲望，相信我们必能战败此类下流的反动力量。”4月1日他又写：“雷贼震又在其杂志上对救国团加以攻击……疯狗总有被打死的一天，绝无疑问之处。”此处他将《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成为“雷贼震”。9月8日他又说王叔铭（时任国府“参谋总长”）“其中制造无中生有之谣言，又加罪于我身，总之政敌们无时不在暗算我，非将我置之于死地不可，自信一定能在敌人的面前挺起来，而且要作还击之准备。”蒋经国在同一年写的东西截然不同、两极分化，由此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于民主政治十分纠结，看法起伏落差非常大。
到了1970年代后，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统治的正当性已受到挑战。蒋经国对各种选举活动痛恨甚至辱骂。在其1977的日记中写道：“各种选举……事实上则为名利而争也，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难道只有选举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会中，或许选举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为先的社会中，选举反而成了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又不得不办。”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蒋经国心中其实非常纠结，他知道举办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要做给国际社会看的“样板”，以示国民党在台湾的权力具有正当性；但是他在骨子里是非常反感的，如果他有选择余地的话，或许他希望国民党能够继续一党独大，带领一批最优秀的干部，带领台湾地区渐进发展，推行改革，而非一味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林孝庭研究员认为，到了1980年代以后，蒋经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全面开放“党禁”。因为当时不仅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台湾的南方和北方也都有内部问题。可惜的是1980年代以后蒋经国没有再写日记，所以无法得知当时他心中所想。但是从蒋经国之前的日记以及他过去的成长背景推测，他对于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无疑地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
林孝庭研究员认为，既然蒋经国日记已经公开，1949年之后的资料也越来越多地开放，那么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需要更加深入思考的是：1949年后两岸关系史的拓展与强化该如何展开？有关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历史未来该如何研究？或许可以思考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进行细部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探究。众所周知，蒋氏父子1949年以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逃到台湾的，为了生存，他们与对岸对抗，接受美国援助，但是两蒋在生命的最后都未放弃“一个中国”，甚至希望能回到中国大陆去。林孝庭研究员认为，这好比兄弟之间争得你死我活，但是两兄弟始终未曾想过改掉自己的姓氏，去认其他祖宗。这是一个大的格局框架问题。所以未来随着两蒋日记的公开，或许可以研究1949年之后的一些细部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林孝庭研究员展示了一些蒋经国日记的影像。每逢过年，蒋经国便会想起他的故乡。在1950年2月16日他写道：“今天是除夕，回忆去年在家乡过年时候的热闹情形，发生无限的感伤。今日寄居岛上，对于过年过节不发生任何兴趣……”他在之后也有感慨“才短短一年，今天尽已在异乡过年”之类的话。在13年后的1963年1月25日，他记录：“……除夕夜，困处孤悬海上之台岛，遥念故乡山水墓庐、父老兄弟。一年复一年，仍旧还是万里未归人。”每逢过年，蒋经国都很感叹。1978年1月4日，在他快要成为地区领导人，元旦巡视澎湖马公之时，写道：“……风雨中坐观海景，此心悲痛至深。茫茫大海对面是故乡。望海念家为之泪下。”次日他又书：“屋后的白色茶花已将谢尽……杜鹃花即将开放，过了一年又一年。客居异乡已有二十九年。想念乡土之情与日俱深，不知何时还故乡。”这些内容令人感动，林孝庭研究员认为，或许1986年蒋经国能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与此也有直接关系。蒋经国常在日记中提到，1949年他们带了很多国民党部队到台湾，这些人已经老去，数十年过去都无法回到故乡，他觉得愧对这些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从日记也可以看出，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岸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终究无法抹去蒋经国本人对大陆故乡的深厚情感。这也是日后研究蒋经国思维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吴景平教授与林孝庭研究员联合主编的《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书影
精彩的讲座之后是互动提问环节，林孝庭研究员回答了读者的如下提问：
Q：请问蒋经国日记中对李登辉是否有记载？
A：蒋经国日记写到1979年12月31日就没有继续了，他也没有交代停笔的原因，所以我们无法透过他的日记去了解1980年代他如何思考“接班人”的问题。不过，他在1970年代确实对李登辉评价非常高。我们从蒋经国日记的不同阶段可以看得出，他在日记中常常骂一些党政要员，包括一些自认为是蒋经国所栽培的“亲信”的人，唯独没有骂过李登辉。不但没有骂，他还评价李登辉是一个“肯用科学头脑做事的人”、“值得栽培的人物”。所以李登辉踏入政坛确实是由于蒋经国的栽培和赏识。他一路上有用心培养李登辉作为一个重要的技术官僚。但是，蒋经国对李登辉的赏识未必意味着要让后者成为接班人。我个人认为，蒋经国基本上还是希望有一个“外省籍”的人物作为国民党未来的接班人。国民党是“以党领政”，所谓“总统”、“副总统”是没有权力的，最大的权力归国民党党主席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觉蒋经国其实有意培养“行政院院长”孙运璿而非李登辉。但是出于省籍平衡，如果蒋经国继续担任领导人，那么副职一定要是台湾省籍人物，在这种思考后他提名了李登辉。但是我认为，本来孙运璿比较可能作为蒋经国的接班人，只是蒋经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没能撑过1984年开始的第二个六年任期。我认为他本打算在1990年代交棒，如果孙运璿做得好就会接任，可惜1988年他就去世了，造成李登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局面。虽然从过去日记观察，蒋经国确实赏识李登辉，但他也赏识过其他人，不能单独将蒋经国在日记中对李登辉的赞美等同于他未来会让后者继任领导人，只能说他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栽培的人才。
林孝庭研究员的分享结束后，吴景平教授进行了点评。吴景平教授认为，国民党去台以后，从文化、心理、过往的历史上都无法割舍对大陆的关切。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蒋经国是如何看待所谓“蒋宋家族”成员的关系和恩怨，以及其对于台湾地区方方面面影响的。另外，蒋经国日记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除了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信息，蒋经国日记中也透露了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相关问题。吴景平教授认为蒋经国日记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研究时仍需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这方面胡佛研究所就有很多得天独厚的藏档，另外台湾地区如国民党的研究机构也有相关档案。总体而言，蒋经国日记的公开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新线索，相信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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