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川：陈垣先生的史学及其成就

11月16日，应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邀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少川教授，做了题为“陈垣先生的史学及其成就”的线上演讲。此次讲座是历史所“国故新知”第四十一期，旨在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雷家宏教授主持讲座，历史所师生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科研院所的220多位师生，一起云端相会，在线聆听了本次讲座。

周少川首先简述了陈垣先生的早年经历。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号“励耘主人”，广东新会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他出身药农家庭，早年进入私塾，接受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12岁以后阅读张之洞《书目答问》、清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目录书，见识愈广。陈垣21岁考中秀才，后在乡试中受挫，遂弃科举。陈垣又在广东新会的新式小学担任老师，“讲国文、算学、博物、舆地外，还兼教体操”，可见其深受新思想的影响。25岁，他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与外国列强的侵略。27岁，为洗刷“东亚病夫”的污名，陈垣考入美国教士创办的博济医学院。因医学院内部歧视中国教员和学生，陈垣和部分同学愤而退学，与同仁集资创办光华医学院，并进入学习。1911年，陈垣于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并创办《震旦日报》。辛亥革命后，陈垣因创办进步报刊，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3年，他赴北京参加国会会议，自此定居北京。由于历睹议会的腐败状况，陈垣对政治的热情日减。与此同时，因与基督教学者英敛之、马相伯交往，陈垣的兴趣逐渐转向学术。1917年，他撰写并发表第一篇正式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1922年，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政府职务，全身心投入史学研究与教育。

在讲述陈垣由学医到从政、最后归于史学的早年经历之后，周少川将陈垣学术生涯分为三阶段。1917-1937为第一阶段，此时陈垣的学术研究以考证为主，其“史学服膺钱大昕”。中外交通史是当时汉学界的研究重点，陈垣欲与海外学者争锋并赶超之，因之撰作“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享誉国际。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称赞其研究方法之科学，“裨益吾人者甚多”；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陈垣、王国维可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胡适、陈寅恪等国内著名学者与陈垣之间亦有频繁的学术交流。由此可见当时陈垣学术声名在世界范围的广播和影响。

1933年2月7日，杨钟羲、尹炎武宴请伯希和、柯劭忞，席间特邀陈垣、陈寅恪等作陪。第二排右起第一人为陈垣。

第二阶段为1937-1945年。陈垣先生结合抗日的现实，表彰民族气节，以史学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而其学术旨趣也从考据转向强调“有意义之史学”。他撰写“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都重视阐发气节，正如陈垣后来所谓“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以史鉴今。与此同时，陈垣在北平沦陷后，坚守担任辅仁大学的教育阵地，在教学中，通过讲论《日知录》《鲒埼亭集》等明末清初遗民事迹来昭示后学，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支持抗战。

1947年12月27日陈垣（左二）与启功、刘乃和、柴德赓等岁末东游什刹海。

第三阶段为1949-1971年。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先生开始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大力提倡史学为大众服务。他参与了《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新旧《五代史》的点校，并出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学部委员，指导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的展览规划，审定教材和历史著作等，为新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1952年，陈垣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致力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深入教学一线，指导讲课。1971年6月，陈垣先生病逝，享年91岁。

1955年12月1日，陈垣听教改公开课的录音。

1959年7月3日，陈垣在历史所二所参加学术讨论。

1961年4月9日，陈垣与刘乃和讨论点校新旧《五代史》的问题。

1970年11月8日，陈垣和启功。

接下来，周少川从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三方面细致论说陈氏的史学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创之功，称“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之著述始”。陈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不仅涉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还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为中国宗教史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概言之，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注重扩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铭、政书、地方志无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宗教盛衰与政治的关系（如对摩尼教、也里可温教兴衰的考证）；三是探索宗教文化传播的过程，考察宗教传播与相应文化扩散的情形；四是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褒贬是非，结合现实，考证史实，得出相应的历史认识。

“宗教三书”书影

在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将古人零散的考据手段，以科学方法归纳出义例和理论，使其成为可供传授和发展的各门专学。如其目录学代表作《四库书目考异》《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年代学经典著作《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避讳学杰作《史讳举例》、校勘学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以及史源学代表性研究《陈垣史源学杂文》等书，尤其是他系统总结避讳学和史源学的理论，提出校勘四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学，为后人指明了治学门径。

《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书影

在元史方面，《元西域人华化考》共引书210种，考证人物168人，分别从儒学、宗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论述中华文化对西域少数民族乃至中亚、西亚国家的影响。陈寅恪赞许此书“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称“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大昕）以来未有之有也”。此外，陈垣的另一部名著《通鉴胡注表微》，研究元代学者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解，并评议对胡注的意见，从中体现陈垣本人的史学思想。全书20篇，前10篇谈史法，后10篇讲史事，论及史学的社会功能，广涉民族、宗教、边疆等问题，并结合当时国家与民族危难的事实，集中体现其忧国、爱国之情。

《元西域人华化考》《通鉴胡注表微》书影

周少川将陈垣的史学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多民族统一发展的民族观念。陈垣曾打算作《汉以来新氏族略》一书，正为指斥当时专讲汉族之风，他认为我国历史上没有纯粹的汉族，而是混合民族，中华民族也包含多民族在内，强调多民族共建中华历史的事实。二是，立本兼容的民族文化史观。在宗教史的研究中，陈垣立足于中华文化，以观外来宗教，特别注重这些宗教受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的影响，其中佛教的本土化以及明末天主教利玛窦的说汉话、着儒服等即为表征。三是，历史主义的宗教史观。陈垣先生强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和同情理解的态度看待宗教，坚持宗教之平等，信仰之自由，并注重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背景下的民族、边疆等问题。四是，收集和考辨史料的史料学思想。陈垣先生提出应用50%的时间搜集史料，30%的时间考辨史料，20%的时间撰写文章。他提倡史源学研究法，注意判断史料的源流，审查材料的运用。五是，考证方法论。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提出如下考证方法：考证贵能疑、考证当于细微处入手、考证应注意数字、考史要观其语之所出、读史须考首尾、考地理要亲历其地。陈垣主张怀疑精神，不轻信已有结论；利用排除法，排除不可信者，保留接近客观事实者；以目录、校勘、年代、避讳学为史学考证的“四把钥匙”。

讲座的最后，周少川以“陈垣先生的优良学风”为结束语，勉励后进以前辈学者为榜样。第一为励志耕耘、刻苦治学的精神。周少川举陈垣“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的治学“秘诀”，并以陈垣先生少年辛苦借阅《二十四史》，中年费十年之功读《四库全书》、忍蚊虫叮咬读《嘉兴藏》，晚年耐酷暑作《佛牙故事》等生动事例，说明陈先生的刻苦励学精神。第二为言必有据、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史料的搜求上，陈垣先生是“竭泽而渔”、穷尽史料的典范，其撰著能做到言必有据。第三为简明扼要、力求创新的旨趣。第四为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做法。陈垣先生曾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文章“要多置时日”，其每一文章成，便出示师友以求建议，经过反复修改、沉淀，终成典范。

周少川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精彩讲授，令在场师生深受震撼，收获颇丰。雷家宏所长总结到，周少川教授的深刻诠释，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启发，经典常读常新，而经典的诠释，常听常新。通过周教授的详实解说，我们深刻感受到陈垣先生的一生，正是一位爱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精神映照。通过理解前辈学者的生平志趣，启发着学术后浪对当下历史研究、人生选择乃至为人处世的诸多反思，这就是学术薪火相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