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修订本)》,沈迦编撰,新星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350页,168.00元
《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以下简称《笺释》)是一部得天独厚的书,也是可以越读越厚的书。
余生也晚,认识夏公,已是夏公的晚年。至于青年时期,只是偶从其兄长尚(怡)生先生口里漏出几句,还是诸如“只知读书,别无所能”的评语。所以对夏公的印象只定格在“瞿髯”,而从《笺释》中走来的却是朝气勃勃的书生,真是陌生而又亲切。
十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接到书稿不出一月,即签订了出版合同,足见此书的分量。夏公是词学大家,是“名角”,固然不错,但深入分析,是这批手札太特殊了。夏公手札如此集中而又连贯出现,应该还是首次,这是其稀缺性。手札的时间、对象和地域,使其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具有鲜明的独特性。1928年至1935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非常活跃的时期,也是夏公开始专攻词学的关键岁月,这也决定了这批手札的研究意义与探讨价值。谢玉岑与夏公又是旗鼓相当的大家,彼此之间的互动,必将会有亲朋师友的交结与加入,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文学艺术群体。而夏公在浙江,谢玉岑在江苏,不少名宿耆老在上海,当时苏浙沪可是中国南方文人名士荟萃之地,所以手札中除了词学砥砺之外,呈现的社会人物文化世俗也令人接应不暇,回味无穷。随着夏公与谢玉岑出现,牵引出梁启超、陈三立、朱祖谋、钱名山、马一浮、张大千、叶恭绰、顾颉刚、龙榆生、唐圭璋与沙孟海,等等;著名乡贤就有梅冷生、金嵘轩、刘节、郑曼青、马孟容、张光、苏渊雷与方介堪,等等。这批在近现代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在手札中时隐时现,极大地赢得了人气,盘活了一般文字难以抵达的人文景观。
1982年,笔者赴京探望夏公。当时夫人吴无闻正在乐此不疲地整理夏公旧稿,新书一本又一本出版,大家额首相庆。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时候,在南方江苏常州,竟曝出钱家在一小皮箱存有一束夏公致谢玉岑的信札与手稿。没有毁于战乱与浩劫,这只能说是老天对夏公的特别眷顾,也是谢玉岑对老友情谊的毕生坚守。遗憾的是,一丝风声也没传到北京,否则会发生些什么呢?钱谢后人也没有辜负世代的文化滋养,对这批手札视同拱璧,不离不弃。《笺释》编者沈迦闻讯,更是为其奔走鼓呼,广而告之。多年之前,曾拜读沈迦的《千岛湖夏墓寻访记》,还有幸观摩过其编导的话剧《见信如晤》,明白沈迦始终如一的精神渊源。沈迦对艺术的珍视与推崇,对先贤的敬重与追慕,都化在了不懈的努力编撰之中,这正是偶然中的必然。谢玉岑1935年4月20日去世,八天之后,夏公在日记中写道:“理玉岑遗札,共百余通。”谢玉岑没有夏承焘幸运,这百余通谢玉岑遗札,是自焚消灾,还是在飘零之中?尚有悬念。严格地讲,《笺释》已经不是广义的名家信札汇编,而是研究夏承焘一定历史时期生平、思想与学术的难得专著。较之于国图版《笺释》,现在推出的修订本
有着显著的充实与提升,编撰者的用心用力,随处可见。笔者对各种名家信札的不同版本比较关注,但像《笺释》这样体例完备,深入挖掘,一目了然的版本实不多见,称《笺释》为此类书籍的范本,一点也不为过。
画面感强是手札书籍的特点,如博物馆的藏品尽收眼底,但时间考证、用笺款式、释文、夏记、今按与注释,交代得一清二楚,可是深不可测的软实力。单就手札的时间认定,广引博征,投入的心血就难以想象。夏记、今按与注释,每一环节都必须翻阅大量的参考资料,从不避重就轻,而是每每发力,往往出彩。
“今按”中更是编撰者的精耕细作,令人点赞:现被列为温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夏承焘旧居”位于登选坊。叫它为旧居,而不是故居,可能此地亦仅是先生的借居之地。夏承焘自己的房子位于谢池巷,已毁于旧城改造中。谢池巷在温州老城中心,比邻东山,有飞霞洞、春草池等胜迹。春草池相传是南朝诗人谢灵运当永嘉太守时梦中得“池塘生春草”句遗址。先生1936年买屋谢池,原拟为此屋取名“谢池小筑”(曾写信请陈石遗题写横额),后觉得还是称“谢邻”更恰当。夏承焘此后亦别号“谢邻”,以志这段与诗人时空交错的缘分。类似条目,俯仰皆是,内涵外延,怎不兴味盎然,越读越厚。
同样,“注释”中下的功夫,读来更为感佩。特别是为乡贤存档树碑,最是功德无量。其中陈纯白,几乎是已被遗忘的尘封者,却是父辈眼中的风云人物。注释中不但一一罗列曾任官职,点出是慎社社友,更有意趣的是勾沉探微,坐实陈纯白还是夏承焘之妹畹兰未婚夫。“夏畹兰婚期前一月去世,谢玉岑有挽联:呕心直同李长吉,未嫁还怜叶小鸾。”人物有血有肉,再也不是只有一个名字的一块牌位。百余年的社会震荡,民国人士名存实亡者居多,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更被斩断抽空,重新连接沟通,是十分复杂的手术,要求心细手巧,如履薄冰,而编撰者去做了,并且成功在案。
夏公书法的书卷气已世有公论。郑重先生的“满纸清气”,也是一语中的。就笔者的所见所闻,还有与“公论”“中的”并存,可与《笺释》共读参照的弦外之音。
老一辈人最为欣赏的是夏公的酒杯字。指的是字的大小如旧时的小酒杯,写的都是夏公自己的诗词,常见的有横披、立轴与斗方,馈赠亲朋好友最多。夏公大字写得极少。笔者舍弟宗挥1975年随夏公学词,老授少学,其乐融融。宗挥曾为仰慕夏公词学造诣的叶曼济先生向夏公求索一幅对联。夏公了解叶先生的绘画艺术与戏剧编导上超众才华与成就之后,欣然答应。不日就将写好的对联放在客厅小八仙桌上,内容是早年游学陕西的豪放诗句:足下千群浮白雁,马头一线挂黄河。诗字俱佳,人人见了皆为叫绝,只是忘了拍照留影。后曾多方探听对联下落,均无回音。待《夏承焘墨迹选》(方韶毅编)出版,也没露面,不免有点黯然伤感。
回到《笺释》主体信札,近十年的日常书写,原汁原味,一路读来,犹如同夏公一起穿过这段时光隧道。十分明显的是夏公字的结体,从松散走向紧凑,笔致则是圆润转往劲挺,并且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夏公个性鲜明的书写风格。如果说第一封信还略显柔弱的话,那么第七十二封信就已是堂堂正正的夏承焘面目。
笔者认为,夏公一直心追神往马一浮的书法,受其影响显著,特别是气韵结体,时有步其后尘之感。当时学界,马粉不少,大有众星捧月之景象。与夏公结为金兰的吴鹭山,也属马粉之一。再读夏公的“此间马一浮字极佳,弟嫌其人有习气,不去求”,比较客观的理解可能还是:极为推崇马一浮的书法,但介于马老的习惯脾气(可能是孤冷怪僻),不便启齿索书,并无意以“习气”而贬低马老的人品与书品。由于夏公与谢玉岑是挚友相交,直言不讳,用了“嫌”字,给后人带来了一些猜疑,也可理解。为此,笔者还特意向春田老兄求教。郭春田,六十年初从中央美院毕业分配杭州工作,时常出入蒋庄,是以小字辈与马老熟稔的极少数几位之一。老兄讲了几则亲历轶闻,从中对马老的高远情操与个人习气,有了进一步比较清晰的解读。夏公的“嫌”字或许就是“不去求”的托辞,言重了点,但谁无失言或谁无性情呢?
手札中还有三封钢笔书写格外引人注目。夏公的钢笔字写得纯熟流畅,疏密有致,得心应手,这跟沙孟海先生的钢笔字与毛笔字云泥有别,大不相同。1929年10月2日的这封信,可能也不会是首次运用钢笔。夏公几乎是钢笔与毛笔在同时并用,是新潮流行,还是与时俱进?取出家藏的夏公1977年钢笔字信札,仔细对照,脉络可循。有趣的是,吴无闻夫人的钢笔字信札与夏公早期的钢笔字信札,更像如出一人之手。还有更怪异的是,夏公不避“丹书不祥”的民间忌讳,写出了两页满地红的西湖风景牋手札,岂不有点令人惊悚?这可不可印证夏公骨子里的不拘小节,或是应验了“千年流派我然疑”?有待考证。
在夏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里,读罢《笺释》,再阅《夏承焘墨迹选》,怀念格外深切。其中不但有“一代词宗”的先行足迹,字里行间还凝聚着静气与禅意。掩卷沉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瓯大地,先人可敬,后生可畏,千秋文脉,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