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者聚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1910.11.21-1998.12.19）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这位被誉为“文化昆仑”的学者，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影响力巨大的著作，更有体量庞大的《钱锺书手稿集》尚未得到充分解读。他的许多人生经历，他的学术究竟有没有体系等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

钱锺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长期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的王水照先生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近日出版，以一手史料、亲身见闻及其自身对学术的理解，书写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并就钱氏曾遭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给出了回答。

王水照教授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即跟随钱锺书先生，对钱先生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相识相交三十八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王水照教授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先生启发。

11月21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在会上，王水照教授分享了他写作《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以及研究钱锺书多年的心得体会，并回忆起当年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交往的点滴往事。

纪念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与会者合影

王水照：关于“钱学”的三个愿望和三个遗憾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大致包含钱锺书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关于“其人”，王水照先生自述是“从历史和记忆中记录一些钱先生的风采、个性和趣味”。关于其事，选择了清华“间谍案”、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的经过、《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为重点，有一般文章所不具备的一手材料，以及深入的分析。关于其学，则主要关注宋代文学，以《手稿集》为重点。

王水照教授在发言中提到，近年来在杨绛先生所谓“打扫战场”的努力下，钱锺书未刊手稿集及其他相关文献已经基本出版，为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十多年来“钱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关于钱先生生平事迹的发掘和考证方面收获最多。

对于“钱学”研究，他有三个愿望和三个遗憾。

第一个愿望是对“新生代”“钱学”研究的诚挚希望。“钱先生学术成果的经典性是一个需要不断被阐释、被发现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力量必须保持持续、恒久增长的态势。”王水照先生引用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丁伟志的一段话，“再一次呼唤”学术界、文化界认识钱锺书学术贡献的重大价值，进一步推动新生代学人学习钱锺书学术成就的自觉，希望他们能够担当起重任：“‘钱学’要发扬光大，端赖新生代。”

第二个愿望是“钱学”关注钱锺书的学术。王水照表示，对钱锺书的研究应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钱锺书的主要身份是学者，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层面来看，对他的学习和研究，重中之重的还是学术创造，其学问的丰富内涵，高山仰止的境界以及学术影响力。“把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在钱氏幽默、个人性格，恐非适宜；盼望今后有更多内容扎实、观点创新的钱学研究论著问世。”

第三个愿望是更有效地发挥钱锺书已刊著述的作用，尤其是加强手稿的研究。他认为钱先生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钱氏身后问世的三种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多达七十几卷，其数量是迄今所见个人笔记之冠，内容的广博深刻也可谓并世无第二人。王水照教授表示，《手稿集》的公布，得益于杨绛先生的大胆决定。然而手稿读起来有三难：一是模棱不清，字迹难认；二是如果对钱先生书法不了解则认字不准；第三是学问不够则读不懂。他呼吁《手稿集》应得到尽快的整理和研究，让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同学说，我近年的学术有三个面向，其中一个面向是钱学，钱学是我最牵挂的，此言不虚。但我个人对自己的钱锺书研究有三个遗憾：第一个遗憾，我和同学们合作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已经结项，但未成书；第二个遗憾，原打算写一部《钱锺书学术评传》，但只写了第一章‘清华时代’；第三个遗憾，我奉命整理《容安馆札记》，也因故中断。这三个遗憾化作了我上面说的三个愿望，即寄希望于新生代‘钱学’学人，提倡学术研究的大方向，加强对《手稿集》的整理研究。”王水照教授在发言中说。

在会上，王水照教授借图忆旧，通过一张社科院旧学部大院手绘地图讲述了当年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交往的故事：“这是钱先生《管锥编》、杨先生《堂吉诃德》翻译完成的地方。1974年5月至1977年2月，他们在大院里这间十几平方小屋子里住了两年零九个月。”王水照先生回忆，他当时住在离钱家只有一步之遥的一间房里，一日三餐都要经过钱家去食堂打饭，常见他们埋首书桌。“他们的屋里放了两张行军床，两张桌子，冷冰冰的水泥地，斑驳的墙壁，阴暗的北窗。杨绛先生给我的信中提到我给他们的陋室牵了一根铅丝，有人可能会问铅丝做什么用？是用来挂毛巾和衣服的。我还给他们的台灯换过大灯泡。钱先生家的北窗外面全是树木，遮挡光线。他的眼睛当时也不好。……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钱先生完成了皇皇巨著《管锥编》。”

王水照先生

与会学者谈钱锺书和他的思想体系

当天的学术座谈会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李超研究员、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副总经理贾雪飞女士分别致辞，责任编辑郭时羽介绍了该书出版过程。来自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文汇报》等多家单位的学者就钱锺书研究的相关问题及《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中，除王水照先生外还有五位曾见过钱先生、亲炙教诲，他们也畅谈了记忆中的钱锺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节选部分学者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六位见过钱锺书先生的学者（前排右起：王水照、胡明。后排右起：郑永晓、陆灏、董乃斌、刘永翔）。他们在会议上回忆了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尚君：

首先致敬钱先生。钱先生的成就无需多言。钱先生是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但其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走中国传统路数的——广读群书，从做读书笔记开始，长期积累形成看法。我在看钱锺书手稿时，一方面感受到阅读的困难，另一方面震撼于一个人可以这样广博地读书，很多书是前人很少读到过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钱先生做读书笔记只是记录自己的读书感受，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我们震撼于这种读书方法，他能在平日的读书中达到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

致敬王水照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研究，王先生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这本书是王先生研究钱锺书二十多年工作的延续，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新的研究发表。王先生的论著对后来者而言是典范性的著作。王先生在复旦四十多年，我很钦佩的是他对前沿学术的掌握。最近二十年，王先生带领下对宋代文学研究开拓的疆域和成就也令人瞩目。

致敬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华书局近年来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本书从装帧、用纸、排印无不体现出编辑做书的用心，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目录，标出了每一篇的细目，这是当年周振甫先生责编钱先生著作的做法。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2020年11月出版

原《文学评论》副主编胡明：

对于钱锺书先生的纪念有过好几次高潮，但巍巍昆仑总能迎来朝圣者。王水照先生这本书把钱先生的学术人生说得很通透了。学术之外，钱锺书先生也做了很多非学术性的研究，王水照先生书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评价，也有一些苛论，但我觉得有些批评过于牵强。有人认为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没有理论和系统，王先生通过最近出版的几部大书，包括《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等，谈到了宋诗研究和钱先生研究的体系问题。钱锺书先生大部分的精力和著作都围绕着宋诗，对宋诗的研究，到今天达到了一个“绝学”的位置。这块“高碑”挡住了很多不了解情况的、学术上的“盲动主义者”。钱锺书先生去世之后，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钱锺书，他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而把研究钱锺书的学问，做成像王水照先生这样，应该也说做到底了。如果再有的话，应该也是他们团队的人，他们对他的学术思维和思想逻辑、做学问的方法和人生观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现在纵观全国，能有学识和魄力拿下这个课题，对《宋诗选注》做出新的东西，我看是很难的。在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和王先生说，要为《宋诗选注》写一篇有位置的文章，我觉得当时国内没有人能做到。

批评钱锺书很容易，读书笔记资料错误、笔误之类的小错误是常有的，但是牵强附会的批评，霸王拉弓的重手，反映了整个时代文化的错位。多年前有人问我：五四时期，胡适、鲁迅写的文章放在如今，大学生都可以写，那么他们的文章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呢？我问他，如果你生在五四时期，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胡适、鲁迅、陈独秀还是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现在宋诗研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正是钱先生留给我们丰颐的遗产。

《管锥编》刚出版时，我有个同学用了一个暑假看完了它，并写了一篇读后感寄给了钱先生。然后他来找我，要我跟钱先生谈话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问一句他的读后感写得如何。钱先生在得知这位同学用一个暑假就读完了《管锥编》后，冷笑了一声没有说话。钱先生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曾说：“有这么多我不要看的书。”钱锺书先生反对那些在学问上奋勇前进猛出成果的积极分子，他认为人一生中有很多书是没有必要去看的。现存的出版物中百分之七、八十是他看不上的。他也不鼓励多写文章，只要写出几篇有分量的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当红的书都不值得读，他说鲁迅和《红楼梦》是养活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饭碗”，但是真正能说通《红楼梦》的没有几个人。

本来钱锺书先生对于他的评论与研究，无论是动机和效果都是疑心重重的，但也有认可的。他说陈子谦先生写的东西很好，在陈的书出版后，钱先生在扉页上写了满满的一版字，所以说他对年轻人“过分抬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真的写书给他看，他大概会“泼冷水”。曾经有许多著名画家费大力气画画册寄赠给钱锺书先生，请他哂正批评。钱先生说，我虽然写过中国画，但我不懂中国画，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只能退回去。

钱先生曾对我说，做学问不是要堆积资料，也不是展示学问。重要的研究讲求的是出思想、出识度 、出眼光，通体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气象，与外部的争斗与碰撞也落在胸襟和格调上。从钱先生的学问中，我们要明白：谈历史心理、谈修辞演化，都应站在历史的肩上看问题；首先要会做人，其次才能做学问。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乃斌：《回忆钱锺书先生》（完整发言稿）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傅杰：《钱锺书先生110周年诞辰的最好纪念》（完整发言稿）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永翔：

今天是钱锺书先生110周年诞辰，水照先生的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也在今天发布。把一生献给学术，以学术贯串一生，这就是水照先生所探索和概括的钱先生的学术人生，对我们晚辈学人有深远的启迪和指引意义。

今天与会的都是钱著的爱好者，其中有许多还是名副其实的“钱迷”。不过，在座见过钱先生的为数无多，在见过之人中，我是次数最少的，仅一面之缘，无法与他人尤其与水照先生相比。水照先生与钱先生相识相知达38年之久，对他老人家有无人企及的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我们开卷便知，其书的精彩和珍贵正在于此。

我兴趣狭隘，平生只作微观研究。在自然科学界，这是和宏观研究并重的两翼之一，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却似乎不受重视，被摒于“不贤识小”之列。但我生性如此，不问毁誉，从吾所好。37年前，没想到我写的一篇小文《“折断”新解》，只探究一个字的意义，竟会受到钱先生的关注和称赏。钱先生的研究领域大弥六合，居然会留意到我的一得之愚，给予表彰，具见其爱才之心，亦可见其研究方法与我有一线之通。水照先生也是如此，24年前，他一看到我的《清波杂志校注》，就马上写信给我，深予赞许，而当初与我并不相识。其爱才之心与钱先生实同，研究方法亦然。值得一提的是，我最近写了一篇小文《“帘幕”与“五湖”》，考证古人帘幕悬于何处，琐碎之极，想不到水照先生竟已寓目，刚才向我提起，又给予了肯定。我探索词义和考证名物，都是为了寻觅古才士之用心，并不是为考证而考证，钱、王二先生也一定知我用心所在。

我是幸运的，平生不喜交际，小文章却能得到大权威的青睐。这回荣幸的是，水照先生在书中提到我两次，指名的一次在第一辑第8页，不指名的一次在第三辑188至189页。得以附骥，何幸如之！第二辑89页还提到家父的意见。家父对水照先生也十分钦佩，曾说他的《苏轼选集》是钱先生《宋诗选注》之后最好的一本选注本。家君性直，其言出自肺腑。

我与水照先生相同的是做文学的本体研究，与时下以研史法研文者大异其趣。不去探讨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文字优劣，却去考证作者的亲朋好友，这与诗文本身何干？怎么竟变成研究的目的了？其实，考出谁是谁来并非难事，我注《清波杂志》时早已试手过了，何况现在又有电子检索！

我也曾写过几篇有关钱先生的回忆以及读钱著的心得，但与水照先生比起来相形见绌。水照先生此书以深挚的感情，用翔实的材料，运严密的逻辑，写出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只有学人兼才子才写得出这样出色的文章，读了欲罢不能，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后当置于案头，时时翻阅，品味水照先生的心声心画，缅怀槐聚先生的至性至情。

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

近日认真读完这部新书《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我觉得内心又有很大的触动。原本以为里面很多论文以前都是在期刊网下载读过的，只需看看新文章就好了。结果全书结构非常连贯，不由使我挨着重读一遍。我最受触动的有两点：

其一，书中对于钱先生札记手稿的释读态度，非常严谨和敬重。有不清楚的字，即以“囗”标识出来，而不轻易猜测。我们很多年轻晚辈，争强好胜，在做释文时贪多求快，这种地方就会靠猜测联想来下定论。现在觉得自己非常惭愧，要反省这种冒失的治学态度。

其二，很多研究钱锺书的学者，往往也会追求在某个方面摹仿钱先生。这没有什么不好，正如“学佛”与“佛学”，从信徒角度看，前者就是更要紧的。但水照先生没有这么做，他没有把“钱学”做成“学钱”。我以往是有些困惑的，惭愧自己外语不好，又不会作诗，口才也差，怎么适合研究钱锺书呢。这次学习这本书，我感受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我自己觉得，从对钱锺书著作和《手稿集》的点滴阅读里大概有两个小小的收获：其一是深切感受到钱锺书读书的乐趣，无时不在的乐趣，这种“不改其乐”的心性就是一种做学问最好的品德；其二是他总是甘于边缘的，包括提出的意见也是一种“在边上”的批注，这里面也有乐趣和意义，我觉得尤其是这或许能够突破我们觉得沉闷的学科界限，使学术界的未来实现一个更有意义的局面。

从前我对钱锺书评说“钱学”发生之时的那些话感到困窘，在人前从不承认自己所追求的学问是“钱学”。今天读到水照先生在这部大著里的表率和示范，我才意识到“钱学”另有新意，另有深意，发愿从此要跟随着师长前辈们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究下去。

《文汇报》资深编辑陆灏：

我是一个钱迷，自大学开始迷上《围城》、《管锥编》，并有幸在1991和1992年两次拜访钱先生。近四十年来不时地翻阅《管锥编》，因为学识浅，记性差，所以时读时新，近年又一直在读《容安馆札记》。王水照先生的这本新书，有些文章是经我手发表的，其他大多拜读过。这次收到书，又兴趣盎然地读了一遍。今天来开会的都是专家学者，而我只能是钱先生所说的“不三不四”之人，所以只能谈谈“不痛不痒”的话题。

水照先生新书《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最后那篇“关于《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对话”，记得是《中文笔记》出版时，《上海书评》委托侯体健先生做的访谈。在商量访谈提纲时，我贡献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书中291—292页）：“您曾说过，钱先生最喜欢《西游记》，但手稿集中《三国》、《水浒》、《红楼》都有笔记，很奇怪，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笔记。”水照先生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原因还真不敢乱说。钱先生读《西游记》多达几十遍，《管锥编》也引及五十多处，《容安馆札记》在最后第八百则，是论《西游记》的，讲猴入马厩，可免马疫，因而孙悟空被封“弼马温”（避马瘟），但《中文笔记》中一时还未发现片言只语。《中文笔记》由残页、大本、硬皮本、小本等组成，残页保存情况不佳，有无《西游记》材料？或者散入他处？”

这个问题，我后来又问了吴学昭先生，是否还有其他秘本没有拿出来印？或者是否有一本上写满批语的《西游记》？前一个问题，吴学昭先生回复我说：“以前也曾问过杨绛先生，杨先生答曰：没有。”

后一个问题，吴先生说：“杨先生去世后，卧室书柜所收藏两位先生经常翻阅的古典书籍（包括钱先生最喜欢的《西游记》和很不喜欢的《浮生六记》），遗物清理小组同志在遵杨先生遗嘱交付清华收藏以前，逐页翻阅过，亦未见有批注。”

水照先生说钱先生“读《西游记》竟至十多遍”（22页），能够纠正毛选中用错的故事（27页），书中还专门有一篇“钱锺书先生的《西游》情结”。《容安馆札记》第八百则只有几行，还不如散见各处的，譬如四百四十四是《堂吉诃德》的札记，记桑丘的情节，钱先生就想到猪八戒，一连举了三回的例子，最后说：“Indeed,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猪八戒 in Sanchou, or Sanchou in 猪八戒。”

难道《西游记》钱先生全部记在脑子里了？

栾贵明先生前年出版了《小说逸话：钱锺书〈围城〉九段》，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凡他读过的书，他都会记住需要的内容，主要是能记在脑子中，剩余的便记在笔记里。钱先生一听此话，会说，‘你说反了。我记笔记在先，一写下来，就不会用脑子记了。’我的回应现在想起来也有趣：‘怪不得您让我核实引书原始出处，有错地方大多出自您的笔记。’大家都认定‘脑袋不如烂笔头’，钱先生不是凡人，但他的笔记确实不如他的记忆。”

栾先生的文字有点夹缠不清，远不如水照先生的文字清通，这一段就不太好理解，却很重要。“钱先生一听此话，会说……”到底说了没有呢？从文意上揣摩，是说了的。钱先生的意思是，他记在笔记里的内容，脑子里就不再记了；而栾贵明后面一句的意思应该是：钱先生著作中引用书本的地方，有错的大多是笔记里记过的，言下之意，笔记里没记的，也就是记在脑子里的，反而没有错。所以，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只是针对一般人而言，而对钱先生这样的非凡之人，却正相反。

如此看来，钱先生是真喜欢《西游记》，因为如栾贵明先生转述的“一写下来，就不会用脑子记了”，所以他宁可读十几遍，也不在笔记中抄录，而是全部记在脑子里。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培军：

我年轻时就喜欢钱锺书先生，大概可以算半个“钱迷”，在八十年代末就读过王水照先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对王水照先生的文章和他谈话的深度，当时印象就非常深刻。后来又读了王先生的许多文章。就像刚才刘永翔先生说的，我们都认为王先生的文字非常好，在古典文学的学者中，是第一流的文字。平时如果不注意，可能会觉得他的文章没什么特别之处，但静心细读，就会发现它非常之好，可以当得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所标举的四个字：“清、真、雅、正”。王先生的文字间是有清气的，如其为人，这是“清”；他的文字的表达力又强，如苏轼所说的能“辞达”，“能道意所欲言”，“能使了然于口与手”，把他本人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得极为清楚、熨帖，而明白如话；他的文字绝无敷衍处，都是其真实之所思、所欲言，这就是“真”；另外王先生文字也很节制，而不肆于外，字里行间每透出雅意，这是“雅”；而“正”字，则是指他文字的态度好，可谓“中正和平”，不偏激，不使偏锋。钱先生的文字是“英气四射”，“锋芒毕露”的，让人感觉像年轻人，其文字的气质，似乎到了老年也是年轻的，丝毫没有所谓的“暮气”，或“老气横秋”；王先生的文字则似乎更为沉稳，有一种君子之风。我觉得王先生文字的性质是近于胡适的，其清如水，“盈科而后进”，不大动声色，实际上是极见功力，极不易到的一种境界。总之，我觉得王先生的文字在当代学者中是第一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王先生的写钱先生、研究钱先生，比一般学者都要来得深刻，更具有深度，更为可取。这不仅是他亲炙钱先生时间长之故，也因为他本人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权威，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术业专攻”，所以他对于钱先生的著作，就有更为深入的“同道式”的理解。如古人所说，“唯贤知贤”。研究者本人有他自己的专门研究，对钱先生的所论说，体会必然更深。只读钱先生的书，而不读钱先生所读的书，是容易流于“看热闹”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本书，里面涉及不少宋代文学的专门问题，王先生都能举重若轻，作深入的探讨，这不是一般研究者所能的。

对于钱锺书先生本人，我也简单谈两点。钱先生的著作中，我只有《外文笔记》没有读，因为没有买。我看到他的中文笔记时，是非常震撼的。以前对于钱先生的用功，也有所知，但都是一些记载。到他的笔记出来了，那才是“触目惊心”的印象。钱先生笔记一共近六万页，我算过一笔账，钱先生做笔记大约六十年，六十年也就是差不多两万天，按天来除，也就是他平均每天须写三页纸的笔记，此外还要考虑他写书、写信、作诗、工作、杂事等等。在西方世界，像胡塞尔也有五六万页的笔记，但像钱先生这样并不健硕的中国人，能有如此大规模的笔记，实在是可惊的，这也是从古罕觏的。钱先生对于学问之事如此的专注，我认为是可以借用钱先生本人在《中文笔记》第一册第654页摘引过的《续传灯录》中黄龙晦堂禅师所说的来形容：“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求道亦然。”钱先生的读书为学，真正是做到了这样的。这正是钱先生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地方，也是他的真精神之所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现在有学人质疑钱先生没有“体系”的问题，也是王先生书中提到的问题。二十年前，我在读硕士时，记得有一位社科院的老先生来做讲座，当时有年轻的学生也问，说钱先生没体系，那位老先生答说，他认为钱先生其实是有体系的，只是没理出来而已，你们可以为他建构。其实有人著过《钱学论》，也意在理出钱先生的体系，那本书我在1990年代读过。不过，钱先生的著作为何用目前的这种体式，而不用通常的架构，我读他的笔记中的一节，似乎若有所悟。钱先生在《中文笔记》第一册第187页提到世人评吴文英词说的“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钱先生对此加以翻案，他引《酉阳杂俎》说“月乃七宝合成”，一片光明皎洁，要拆，根本无下手处，这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案还可以再翻进一层。钱先生在读书中所摘的古人文句，通常都是取其精粹，而读来非常精彩，极富于意味的，所谓“博观而约取”。钱先生大概就是要用这些“七宝”，勾连穿贯，来造成他的著作，他的“七宝楼台”，自非供人拆取的，但即使被拆碎，它也仍还是“七宝”！我想这应是他平生著述的一个蕲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首席专家郑永晓：

首先，感谢母校的培养。我1980年进入复旦，至1984年本科毕业，在这里度过了难以忘怀的青春时光。今天到会的王水照老师、骆玉明老师、陈尚君老师都是我的老师。尤其是王水照老师，是我在本科阶段听课最多的老师之一。毕业临走去北京之前，特意去王老师府上拜访，王老师向我详细介绍了文学所的情况，给予我很多的鼓励，使我当时忐忑不安的心情有所缓解。工作以后，又经常参加王老师为会长的宋代文学学会主办的会议，继续有机会聆听王老师精妙的学术演讲和报告，深受教益。所以我在此首先真诚地表达我对母校的感谢之情，表达我对王水照老师的谢意和敬佩之情。

其次，我谈两点对王水照老师这部大著的感想，很粗浅的感想。

一是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与回归文学本位。王老师在在序言中详细阐述了钱锺书先生关于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的区别。王老师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在今天，我以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古代文学研究队伍越来越趋于庞大，学术研究的选题范围也不断向外拓展，这当然有其必要性，但也要记得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不能以历史学、文化学、生态学、园林学替代文学。刚才有位老师谈到，钱锺书先生的学问主要是集部之学，他对经部、史部之类的著作阅读得很少。对此我的看法稍稍有一点点不同。钱先生的学术主要集中在集部，这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不表明他对其他部类的文献不感兴趣。《管锥编》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等十部古籍进行阐述，《周易》《毛诗》《左传》属于经部，《史记》属于史部，《老子》《列子》《易林》属于子部。钱先生并非对经、史文献不感兴趣，阅读得也并不少，问题的焦点在于，钱先生立足于文学本位而不是经学、史学本位，他打通四部，努力发掘经、史、子文献中具有文学价值的文献，他曾举例论证经部文献影响于小说院本，或者视史部文献类同于小说，或者将子部文献等同于诗文。以文学为本位而融会贯通，而不是将史部文献、集部文献，视作历史考订的依据，这与陈寅恪先生以诗文作为考订历史史实的以诗证史有重要区别。我个人认为这是钱锺书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王水照先生在本书长篇序言中，关于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之区别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是电脑检索不能代替人对艺术创作奥秘的深刻把握。一方面，钱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敏锐地把握到电脑介入人文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推动栾贵明先生成立社科院计算机室，这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电脑只能是一种工具，电脑再聪明，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钱先生曾言：“实践证明，能帮助人的电脑需要人的更多帮助。”这在我的《钱锺书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典籍数字化工程》一文中曾有论述。在这篇拙文中，关于钱锺书先生曾将《宋诗选注》寄赠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并亲笔改动九十余处，及此书选录王安石名作《泊船瓜洲》，并对“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进行了精彩分析两处文献，我都引用了王水照老师的相关论述作为佐证。王先生指出：“在电脑检索大为盛行的今天，我们可能找到比钱先生更多的唐诗用例（包括前唐之诗），但恐很难达到他对艺术创作奥秘的深刻把握。”所言诚为不刊之论。我本人也是一名数字人文的鼓吹者与践行者，曾有十余年时间从事数据库开发等工作，但我并不认为计算机可以无所不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出现以后，就不需要钱锺书了，或者计算机所能完成的，远远比钱锺书更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既不懂计算机，也不懂钱锺书。如果电脑可以代替钱锺书，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出现了N种《管锥编》《谈艺录》？在数字人文深度介入人文学术的今天，我们一方面不能固步自封，无视先进技术对人文学科的必然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深刻理解人文学术的本质特性，认识到只有人而不是机器才能对艺术创作奥秘进行深刻的把握。在这方面，王水照老师的这部大著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在今天尤具振聋发聩、廓清迷雾的效果。

会议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吴光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朱曦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范铸，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骆玉明、侯体健等学者亦在会上就钱锺书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成就以及《钱锺书的学生人生》一书做了发言。学者们认为，书中提供的一手材料和王水照教授对钱锺书的深入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期待新一辈学人担起重任，将钱锺书及其学术的研究推进拓展，发扬光大。

（祁鸿儒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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