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安赫拉·普拉德利（Angela Pradelli）原本受邀参加2020年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并拟3月24日到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进行交流，都在新冠疫情下推迟了。然而，对她2018年出版小说《世界的暴烈呼吸》的阅读和讨论并没有中断，甚至正相反，这个来势汹汹的病毒似乎让我们更多地注意“呼吸”的问题：不再是个人的、日常的、自然舒适的，而是社会的、可以“杀人于无形”的。
安赫拉·普拉德利
这部中译八万字的小说“尝试以节制冷静的笔触抵达最深层的情感，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深入反思‘遗忘’在建构集体记忆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获得2019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中译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主要从小主人公艾米莉亚的视角叙述——一个年仅6岁的小姑娘，如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生活在家人的爱与呵护中，唯一不同的是，她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也必须时刻放低声音，不能到屋外的花园玩，很少见到亲爱的爸爸——艾米莉亚的父母埃内斯托和阿德里安娜是一对年轻的游击队员，在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埃内斯托不得不离开家躲避军政府的追捕，阿德里安娜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租住在外，生活不得不处处小心、时时警惕。小小的艾米莉亚并不能理解这一切，但还是乖乖听从母亲保持着安静。
《世界的暴烈呼吸》
然而残酷的命运终究还是造访了这个不幸的小家庭，一天半夜，军人闯进家中，带走了阿德里安娜，将小小的艾米莉亚留在满屋狼藉之中。随后，艾米莉亚也被带走，在未成年人法院法官桑兹的授意下送往孤儿院。孤儿院的采买员阿莉西亚敏锐地察觉到新来的女孩背景资料可疑，对她百般关怀、甚至提出要收养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然而她的愿望落了空，艾米莉亚迅速被一对夫妇领养走，阿莉西亚也因为引起了“上头”的怀疑而失去了工作。
领养艾米莉亚的西伦特夫妇过着优渥太平的生活，与桑兹法官等人有着亲密的联系；他们给艾米莉亚取了个新名字“弗洛伦西亚”，并尽一切所能强迫她忘却过去的生活、成为他们所喜爱的“乖女儿”。最初，艾米莉亚无法认同新的身份，自我介绍时说不出名字、让老师同学都失去了耐心，不记得生日和年纪的感觉也十分难受，但随着时间流逝、养父母的关爱和信息屏蔽，她开始被动地作为“弗洛伦西亚”生活下去，与6岁前的记忆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艾米莉亚的祖母丽娜在得知儿子儿媳失踪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她在两位同样失去了儿孙的祖母吉卡和艾尔米尼亚的陪伴下，沿着小艾米莉亚的足迹一路追查；过程中她不断受挫，好心的阿莉西亚为她提供了消息，但来自法官桑兹、西伦特夫妇以及社会其他各方的阻力却在坚决地阻碍着这位心碎的老人见到牵挂多年的孙女。最终，丽娜在完成她的愿望前就与世长辞；但与此同时，20岁的艾米莉亚在被噩梦纠缠多年后，终于主动迈出了追寻过去的脚步，一点点找回了蒙尘十数年的记忆。
在这个故事中，读者知道真相却无能为力，只能通过这个6岁小姑娘纯真懵懂的眼睛，相伴行走在这条迷雾笼罩的旅途。作者似乎有意通过这种朦胧在读者和她纪录片般的叙事之间拉开距离，以便更肃穆地凝望和更清晰地反思。我们只是无言的看客，追随作者冷静的叙述，隔着岁月长长的回廊观望别人沉默的剧场。在这场“游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持续的正面冲突，也没有遇见对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视线被禁锢在一个无知无助的弱小个体里，无法参与愤怒和抗争，只能共同承受最真实的身不由己。在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诡秘局促的社会氛围里，在风平浪静的安乐表象之下，我们与她一道模糊而切实地感受着这片死寂的海域、感受着海面下一刻也不曾停息的骚动。
死海
小说中，故事的背景里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声音。经济部长告诉民众，军队出动是为了战胜国家的危机，他们“希望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公正”；将艾米莉亚秘密送入孤儿院、阻碍她与祖母相见、又一手促成她被领养的法官桑兹大谈自己“有保护这些孩子的义务”；电视台的记者义正辞严地表示被绑架的孩子在收养家庭中“都有着光明的未来”……这些冠冕堂皇的声音将一切不和谐的“杂音”镇压在绝对的威权下、掩盖在“稳定”和“发展”的正义口号中，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使它看起来仍然安定、融洽、有序，如同无风时静止的海面。
使这海面安于凝滞的还有另外一群人。收养了艾米莉亚的西伦特夫妇尽管与受迫害者同处平民阶层，却站在了这些受害者的对立面——他们是政府暴行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们对被捕的反抗者及其亲属嗤之以鼻，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杀人犯和暴乱分子”，竭尽所能与他们划清界限、避而远之。稳定的工作、优越的经济水平、极度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使这对夫妇在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中依然能过着悠然惬意的生活。相比于这些处在社会中上层的既得利益者，作者普拉德利在邮件里告诉我们，社会中下层的平民中也同样有人支持军政府的残暴行动——包括对左翼分子的大规模逮捕和对儿童的绑架。“他们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她这样评价道。
这些人受到军政府的庇护、享受相熟的官员提供的便利，也自然而然充当着政治家们的唇舌耳目，与其同声谴责着反抗的“暴行”、宣扬着“大局”和“稳定”，为他们监视和举报身边的“可疑分子”、阻碍着失踪者亲属的申诉和找寻；又或者，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不过是在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冲突中保持冷眼和沉默，逃避着还未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厄运，对不幸者关上可以求助的最后一扇门。所有这些人共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以军政府的强力为依托，使整个国家沉入心照不宣的缄默，将一切微弱的呼喊和正在发生的恐怖淹没在滞重沉凝的海面之下。
波澜
然而，海面下还有一股不甘被压抑的力量在持续涌动，偶尔得以在死水般的海域搅动起微小的波澜；它被极力压制，但始终躁动不安，要抓住一切可能打破这片死寂。这些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重压下奋起反抗的游击队员，军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绝不屈服的理想主义者，是人民内部最顽强的声音，是回荡在死寂中的呐喊。
艾米莉亚的父母就是他们中的成员，也代表了其中不同的两类。父亲埃内斯托是一名饱含热情、无所畏惧的战士，他坚持留在危机重重的祖国，为之战斗到最后一刻；“祖国或是死亡”，他说。而阿德里安娜则有着更多的顾虑，作为一名母亲，儿女的安危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她最大的关切。也因此，她犹豫、不舍，并在最后一刻决定逃开危局、带女儿和腹中的孩子同丽娜奶奶远走他乡——然而为时已晚，就在她终于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当夜，搜查埃内斯托的军官闯入了她们小小的避难所，将阿德里安娜从她最放不下的小女儿身边永远地掳走了。
“他们不配为人父母”，统治者们充满鄙夷地评论着。“为家还是为国”的矛盾命题似乎是个永远逃不脱的心灵拷问，不断折磨着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意志与精神。如果说无畏的信念是他们坚不可摧的铠甲，那这些柔软和温情却似乎在这些冷酷的敌人面前成为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然而这些人性中的爱与善也有着自己特有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它们在海底深处引起了无数细小的回响——一些沉寂着的、本不曾参与抗争的力量也悄然汇入了涌动的热流。
暗涌
受到最直接牵连的，是受害者的亲人。故事的背景中那个徘徊在广场上、失去家人的“疯女人”大概会在每一位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像个幽灵在雨中独自游荡、寻找，在一片寂静中大声叫喊，呼唤着再也回不来的亲人，也让每一颗死气沉沉的心脏为之战栗。同样进行着“无望的寻找”的，还有那些牵挂着孙儿的祖父祖母们。丽娜、吉卡、艾尔米尼亚三位老妇人彼此搀扶、相互打气，就结成了最坚定可靠的联盟；她们屡屡碰壁，又屡屡继续尝试，直到死亡把其中一位带走，剩下的二人又毫不迟疑地背负起过世战友的心愿继续向前。
“左翼分子”堂贝多的房子被军队炸毁后，他的园丁不顾西伦特的劝阻独自为“一个好人”的不公遭遇大声悲叹；酒保“哑巴”不动声色地掩护在酒吧里接头的游击队员，也默许站立一天的广场祖母们多占一把椅子缓解静脉曲张；学校校长为维护被捕的老师而失去了工作；孤儿院除了采买员阿莉西亚为失踪者的孩子争取真相、权利和更好的待遇，院长费尔米娜也在保守的听命中默默守护着孩子和职员。他们的这些行为或是出于与抗争者相似的正义感与勇气，或只是出于同情、感动和怜悯，也许并不如冲锋在前的游击队员们那样英勇无畏，但反对暴政、向往正义、热爱自由的种子酝酿着生机和变革。
正是从所有这些人中间，诞生了两个坚定反抗的公益组织，“五月广场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和“五月广场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主要由失去孩子的妇女构成，但成员中也有许多自愿参与进来的志愿者。这些组织走上街头，举着反抗的标语和受害者的照片抗议独裁军政府的暴行，要求公开被隐瞒的真相；她们也投身于寻找失踪者的行动中，为如丽娜一样的受害者家属找到孙辈被“收养”的下落。“母亲”和“祖母”们拒绝原谅、拒绝忘却，拒绝“让过去的伤口愈合”；她们带着蒙受苦难的人民的愤怒和对真相与正义的渴求，冲破沉寂的海面，掀起狂风巨浪要洗刷掉所有虚假和隐瞒、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真实记忆。
记忆，正是贯穿《世界的暴烈呼吸》全文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是作者想要交给我们的一把钥匙，用来对抗时间的行进、对抗冷漠和遗忘。在小说中，普拉德利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在小主人公艾米莉亚的身上，记忆如何在岁月的消磨和刻意的隐瞒中模糊、丢失，又如何被重新找回、点亮，迸发出新的力量。
时至今日，“五月广场祖母”已经为130多人找回了真正的身份，而它的成员们仍旧在四处奔走、期望能为更多肮脏战争中年幼的受害者找回丢失的记忆。“记忆不会固化，也不会停滞。记忆流动，寻找，带来，带去。记忆是一种孜孜不倦的建设，永不停息”，普拉德利这样告诉我们。
出于这样的共识，2006年3月24日，“肮脏战争”（1976-19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使9千到3万人失踪）发动三十周年之际，持续17年的“原谅法案”被废除，调查独裁时期军政府暴行的人权法庭重新开启，这个国家终于将自己经年腐坏的旧伤口揭开、血淋淋地暴露在阳光下等待愈合。
不止阿根廷。2016年，奥巴马对古巴的访问令世人瞩目，其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举动却被许多人忽略了：他参观了受难者纪念公园，公开表示将解密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肮脏战争”系列档案，尽全力公布附加文件。他是第一位正式承认本国秘密参与这些暴行的美国总统，而基辛格一直否认档案中显示的曾对阿根廷军政府外交官说“我们想让你们成功”。
2016年，人权组织成员在纪念阿根廷1976年政变现场悬吊的“头巾”
不仅仅是阿根廷需要“真相与正义纪念日”（Día de la Memoria por la Verdad y la Justicia）。人类存续，历史不死，若不思考纯粹的自由，是真正有组织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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