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百年诞辰：“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今年11月30日，是我国思想界的重镇王元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是王元化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针对当时的学术生态提出来的，一经面世，便引发深刻的反响。这其实也是这位思想家一生的写照。

王元化先生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是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理论家、思想家，他离开人世已经 12年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元化先生特别推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原则，他的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问，让人敬重，令人心折。

王元化与王蒙一起参加会议。

友人眼中的王元化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元化先生的朋友很多，他个人的地位与成就也决定了其朋友中不乏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黄炎培、熊十力、韦卓民、郭绍虞、胡风、冯雪峰、巴金、周扬、林淡秋、孙冶方、钱锺书、彭柏山、顾准、钱谷融、黄宗英、张中晓、刘知侠……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对自由、民主、科学的理解和热爱，对人民幸福、民族解放的共同追求，他们走到了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濡以沫、互为引援……这是一个在人格上更有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的一个群体。虽然他们大多渐行渐远，但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政治选择、学术理想和人格风范，馨香永续。

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华东师大教授钱谷融先生是元化先生的多年好友，对这位“时刻在‘思’的人”倍加怀念，他回忆说：“在王元化先生去世半个多月前，我和徐中玉还一起到瑞金医院看望了他，那个时候他身体和精神都看上去可以。早上徐中玉告诉了我王老去世的消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王元化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我连失两位老朋友(另一位贾植芳)，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一次《辞海》会议上认识他的，后来他又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一起共事。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王老家玩，他夫人张可女士烧得一手好菜，夫妇俩都非常可爱。他夫人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戏剧，而我那个时候也研究戏剧，所以和他夫人非常谈得来。

“王元化是一个时刻在‘思’的人，一刻不停地用脑子深入思考问题，他对问题的思考总是那么透彻，从不是浅尝辄止。他是一个从不跟风的知识分子，对于不以为然的东西就沉默不语，不会阿谀，否则在他看来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特质。”

早在王元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钱谷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点像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钱谷融解释道，他的意思是说王元化的眼睛比较专注，比较凝神，眼中常有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是只有当一个人在思想高度集中时，当他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了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当他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时候才会有的。这样的状态，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是都会有可能出现的。但对一般人来说，这种状态是难得出现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在王元化，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尼采、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来说，却是经常出现的，这是他们的常态。他们就是经常生活在这种专注、出神的状态之中的。”钱谷融认为在这非常犀利的眼神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智慧之光，整个人充满理性。“思”对王元化很重要，他很多著作，包括《思辨短解》、《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沉思与反思》等在内，都和“思”有关，特别到了晚年更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反思”。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人生价值，忠实体现在王元化的“思”上，他的大脑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钱谷融的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华东师大为王元化做寿，大约已经读过这篇文章的王元化一进门，看到钱谷融就大笑：“我服了你。”后来王元化也亲口对我说钱谷融的这篇文章写得好。

上世纪60年代，王元化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时，钱谷融应邀去王元化家中吃饭，从此“真的认识了”。他非常欣赏王元化的坚持精神和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钱谷融曾经形容王元化“既英锐而沉潜，既激烈而又雍容”。他说，王元化非常健谈，总是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地高谈阔论。在交谈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就会直率地说出来，有时甚至会十分热烈地与你大声争辩。但一遇到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冷静起来，沉着、仔细地再三斟酌，然后作出判断，这与他在学术著作中体现出的严谨精神一样，也显示了他沉潜的一面。而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爱护扶持，以及他行文时笔致的从容舒徐，则充分体现出了他气度的雍容。

王元化的翰墨作品是非常出名的，在钱谷融的书房里悬挂着王元化送给他的长幅对联，钱谷融在阅读之余，常常会静静地观赏王元化的书法，仿佛又与莫逆之交在侃侃而谈……

已故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同行，两人的友谊深厚。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关心他的工作、关心他的研究，也关心他的健康。

记得有一次我与元化先生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了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章培恒先生，元化先生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起了当年他们率团出访日本的情形，元化先生特意说了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要注意自己身体……

后来，我把元化先生说的事情，告诉了章先生，章先生很感动，同时又表示，元化先生去世，他很难过，想写文章怀念他，但由于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知名艺术家黄宗英老人与王元化先生，是相知相交60多年的老朋友。提起元化先生，她说话有些哽咽。宗英老人介绍说：“早在1941年，只有16岁的我，应长兄黄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学着演戏。不久我就在《浮生六记》中出演芸娘，张可是当年我们剧团里最美、最有才学的女演员，她扮演‘我’的婆婆，大家有商有量，合作很愉快。那时，就遇见了王元化先生。他俊朗潇洒，经常到剧团来看张可，我们都叫他大哥，他与张可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问：“元化先生与张可是在谈恋爱吗？”“看不出来。”宗英老人答。

其实，元化先生这时已经爱上了张可，只不过他把深深的情愫藏在心头，后来在真正确定以后，张可说过：“王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喜欢王元化。”

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助产士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王元化先生受命组建了新文艺出版社，并出任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又任华东文化局局长，所以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元化先生负责，他为文艺社初创时期的发展殚精竭虑，贡献殊多。

我因为写作传记，需要积累素材，丰富史料，得便时就来到元化先生跟前，陪他聊聊天，听他讲讲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如今想起当年元化先生健在时，在庆余别墅亲受謦欬的情形，仿佛历历在目……

有一次，与元化先生交谈中，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当下十分热门的所谓“红色经典”的话题上面来了，这下又打开了先生的话匣子。当然，先生对“红色经典”是持保留意见的，不过这天他却谈笑风生地说起自己与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渊源。

电影《铁道游击队》剧照

《铁道游击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而它的问世，元化先生功不可没。《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是工人出生的作家，1941年夏天，在山东滨海根据地召开了山东战斗英模大会，铁道游击队的那些传奇式的英雄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给刘知侠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心以此写一本书。以后经过多年的实地采访，他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文联请了一年长假，集中精力赶写《铁道游击队》。

然而作品完成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不是文艺作品，只是堆积了一些战争素材。但是，另一种观点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应该立即出版。

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元化先生对充满时代气息的《铁道游击队》，青眼有加，促成了作品的出版。

在元化先生看来，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作者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铁道游击队，他们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破铁路、撞火车、搞机枪、夺物资，在火车上打歼灭战、闹得天翻地覆，震撼敌伪……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

正因为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太了解和太熟悉了，所以在表现他们的斗争事迹，就有面临着一个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的问题。有着敏锐艺术感觉的元化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多次与作者刘知侠同志交流，循循善诱，探讨作品的修改。在谈到写作的表现能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也就成功了。

元化先生还给《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同志（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当然有的也有所加强。

就这样，《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出版了，立刻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

《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作品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为此，刘知侠对作品的“护产师”元化先生一直存有敬意，他曾深有感慨地说过，一部好作品要过两关，第一关是责任编辑，碰到一位好编辑，有思想、懂作品，才能得以发表。否则一部好作品就会被扼杀在襁褓中，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会就此消沉，永无天日，再也没有信心去写东西了。第二关是读者关，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读者有自己对作品的见解，出版社再吹，评论家再捧，读者就是不买账，那么你的书就要在柜台里落满灰尘。

元化先生说，知侠这位老同志有意思，只要有机会出差到上海，总要来看自己，顺便带了许多当地的土特产，推也推不掉……

元化先生教我做学问

我认识王元化先生较迟，但也有好多年了。每每想起元化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总不能自已。

我因为顾准研究工作的因缘，通过知名学者、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的介绍，认识了顾准同志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如骆耕漠、徐雪寒、李慎之、雍文涛、林里夫、周静、陈易、顾行言、李云、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张纯音、张卓元、董辅礽、李文杰、李鸿寿等先生，元化先生也在其中。在与这些老同志的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了许多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在上海“孤岛”时期，元化先生在中共地下文委工作，当时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元化先生请教。与他相处，听他一番话，真是如沐春风，受益非浅。我的关于顾准的系列作品，如《顾准传》、《顾准画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等，送给元化先生过目，都谬承元化先生夸奖，这是他对我的鼓励。

王元化先生墨迹。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元化先生拿到拙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书时，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眼睛闪着光亮。他对我说，你编的顾准这本书很好。当时拙编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丛书》当中，在此之前，元化先生已经看过为同一丛书中的胡风等人的著作。元化先生认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通过顾准小传、顾准文论、顾准日记三个部分概括了顾准这个当代著名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尊重事实却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一生，他超前的忧患意识、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以及最具冲破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的内心力量，集中代表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华。所以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对普及顾准思想很有裨益。

元化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评传》和拙编《顾准再思录》、《顾准文集（增订本）》的出版，亲笔题写了书名。他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王元化先生的题辞，用力遒劲，内容深邃，堪称瑰宝。这无疑既是对顾准精神的崇高评价，也是对自己工作的莫大支持。现在这几本都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也是值得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元化先生特别推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原则，他的博大精深的学问，让人敬重，令人心折。

王元化先生与本文作者交谈。

就我记忆所及，元化先生通常总能就某个话题，发表独特的见解，他是个“通人”，读书多、勤思考、交际广、信息灵……所有这些，促使先生成为能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处瞻望未来的思想家。每次到他家里，我总会看到先生不是在与人谈话，就是伏案读书。即使在晚年视力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元化先生还是手不释卷，在阅读陈寅恪的书，《吴宓日记》的续编一经出版，马上就出现在先生的书房……

每次，坐在元化先生身旁，听他纵论天下、臧否人物、探究学问，那是一种何等惬意之事！他神采飞扬、舌灿莲花、妙语连珠，无不令人叹服。有时先生也关心我的学习与工作，并且善意地提醒我做学问的诀窍和学会观察社会、如何待人处事等等。有的时候他还留我一起用餐，现在回想起来，感到特别温馨。

有一次，元化先生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所在的学院要我为学校创始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作传。我向他提了一个现在想来是很傻的问题：“你是否知道潘序伦？”以元化先生的经历和学识，他怎么会不了解潘序伦呢？谈话当中，我就开口请他为拙著题写书名，元化先生让我先在字条上写好备用。隔了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当时帮他打理的助手蓝云阿姨寄来的元化先生手书的“潘序伦传”。我把这题字看作是元化先生作为老一辈学人，对年轻学者支持与厚爱的象征。正如黄宗英女士所说：“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王元化题写的。元化是不轻易题签的。”(黄宗英：《<潘序伦传>读后》，2008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

王元化先生题写书名的《潘序伦传》书影。

2006年10月19日，是伟大的思想家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各种媒体的相关报道很多。《书屋》杂志的资深编辑刘文华先生特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得便时在上海请对鲁迅素有研究的元化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在以往我与元化先生的交谈中，每每可以听到老人家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无拘束的聊天过程中，元化先生告诉我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驻城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他家也要走了。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中。元化先生一直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并撰写不少鲁迅研究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曾想写一部《鲁迅评传》……

年龄不饶人，在元化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体弱多病，读写俱难。经与元化先生商量，由我将先生过去所写有关鲁迅诸篇，摘其精要，汇编在一起，以便读者阅读。这篇《王元化谈鲁迅》，经过先生审定，刊登在《书屋》2006年第9期上。能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下做这项工作，是非常愉悦的，我觉得很有收益。

在此之前，我在研读了元化先生的著作之后，撰写了《反思·理性·进步——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一文。先生起先很谦虚，不愿我写，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对拙文做了润饰修改，发表在《书屋》杂志2006年第6期上。文章开明宗义：“在我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一面旗帜。”我认为，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

我在文中着重介绍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对“五四”的再认识。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指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像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姑且不论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执着追求。这种反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我在文章的结尾说：“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若以此作为参照，也许可以衡量出当下文化界某些人藏在骨子里的“小”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友人的鼓动和撮合下，为元化先生做回忆录，由他口述，我来整理。我认为兹事体大，当从长计议。在景琳的安排下，元化先生为我们作了数次访谈。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元化先生的太太张可女士溘然长逝，对先生的精神打击很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口述的事情便停顿了下来。这是我终身抱憾的。

现在回想起来，每每在求教中，元化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清晰的思维令我难忘。我惊叹元化先生的超凡记忆而问其缘故，元化先生说，他的记忆力这么好可能得益于母亲，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对一些元曲却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他小时候经常听母亲给他讲述历史故事，所以即使在先生晚年，他对经历的人和事仍然记忆犹新……

元化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一生著述宏富。二十多年来，元化先生的著作只要一出版，我便马上购读，加上元化先生的馈赠，我所收藏的几十本书，都承元化先生题签。元化先生对书法也很有研究，他曾书写条幅赠我，条幅写得笔法温厚、文质彬彬、形美义真：“不降志，不辱身，不趋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右录胡适语 书赠罗银胜同志。”洵为墨宝。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