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生怎样开展自我批评

刘宗周（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说实话，像我这样多少算是读过一点书的人，也完全想不到明末清初的儒生，竟然发起了那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而且做得是那样的认真、严厉和决绝，一时士林风气为之大变。这是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告诉我的（详见书中《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一文）。由此，也终于把躺在书架上多年、由我的同事们标点整理的明末大儒刘宗周的《人谱》（收入《刘宗周全集》，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翻出来浏览一过。刘宗周把自己可能犯的过错分为六大类：微过（在念头未起之前的潜伏过错）、隐过（藏而未露的过错）、显过（表现于形体动作不敬的过错）、大过（违背天地君亲师五伦的过错）、丛过（各种行为过错）、成过（没完全看懂，似乎是说怎样与前五种过错作搏斗的法门六种）。为具体起见，试将“丛过”中的条目抄于下以备一览：

游梦、戏动（打闹）、谩语、嫌疑、造次、乘危（冒险）、由径（抄小路）、好闲、博弈、流连花石、好古玩、好书画、床笫私言、蚤眠晏起、昼处内室、狎使婢女、挟妓、俊仆（带俊美的仆人，此有同性恋之嫌）、畜优人、观戏场、行不避妇女、暑月袒、科跣（光头光脚）、衣冠异制（奇装异服）、怀居（留恋安逸）、舆马、饕餐、憎食、纵饮、深夜饮、市饮、轻赴人席（不拒饭局）、宴会侈靡、轻诺、轻假（随便借给别人钱）、轻施、与人期爽约、多取、滥受、居间为利、献媚当途、躁进（急于仕进）、交易不公、拾遗不还、持筹（理财）、田宅方圆、嫁娶侈靡、诛求亲故、穷追远年债负、违例取息、谋风水、有恩不报、拒人乞贷、遇事不行方便、横逆相报、宿怨、武断乡曲、设誓、骂詈、习市语、称绰号、造歌谣、传流言、称人恶、暴人阴事、面讦（当面攻讦）、讥议前辈、好讼、终讼、主讼、失盗穷治、捐弃故旧、疏九族、薄三党（轻薄父族、母族、妻族）、欺乡里、侮邻佑、慢流寓（看不起外来人口）、虐使仆僮、欺凌寒贱、挤无告（欺压小民）、遇死丧不恤、见骼不掩、特杀（杀牲口）、食耕牛野禽、杀起蛰（宰杀冬眠后刚醒过来的动物）、无故拔一草折一木、暴殄天物、亵渎神社、呵风怨雨（骂老天爷）、弃毁文字、雌黄经传、读书无序、作字潦草、轻刻诗文（急于出书）、近方士、祷赛（祈祷鬼神）、主创庵院、拜僧尼、假道学。

诸位不妨对照一下，在今天大家鼓吹的健康的爱好生活方式中，有多少被刘宗周列入了过错的领域。

这些行为的自我检查并无上级或家中长辈监督，检查者的心中也没有一个如基督教中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更没有一个可以主宰因果报应的如来佛。刘宗周只是燃一炷香，放一盆水，置一蒲团，交趺齐手，屏息正容，于静坐中默想：自己本人，但一朝跌足，便为禽兽。于是开始反思自己近来有无过错，运用条目，一一对照，直到错误显现，邪念去尽，却成人之本来真面目。

刘宗周还创办证人会（亦作“证人社”）。所谓“证人”，非今日法律学之术语，而是人要自己证明是人而非禽兽，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知过能改。这就必须靠时时反省自己的过错而达到。明令约止的戒条共12则50条。证人社第一次“开会”，时于崇祯辛未（1634），聚二百多人，解“格物致知”为自我道德修养。讲间仆役奉茶，寂静的会场哗然片刻。刘宗周当即指出：“只此哗然之顷，有多少知不改、物不格处。”他反复强调，讨论经书之义，不是提升人格境界的好办法。唯有独自一人，“坐下各各自证，清夜猛省，方有下落。”同时最好尽情倾吐自己的心曲，与朋友同志互相印证。“若方有一毫遮掩的心，便不是慎独。”如果觉得事涉私密，不便在大庭广众面前吐露，其实也就是不肯担当。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看来是儒家为人的准则之一。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当然，读《证人社语录》，讨论的具体私事甚少，我自己揣测应该是刻印不便，当然也不能排除事涉具体不宜公诸社外的想法，只有一个赵泰逢曾问：某日参加证人会，因嫁一里中孤女，与同事者有约，所以未终会而去，心中久久不安。刘宗周回答：你那日半途辍会，其实是根据曾子“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之旨，不应羞惭。后来的颜李学派，更要求对过错予以自罚，并组织同志成立省过会、规过会等组织，相互监督、相互规劝，指出别人的过错，更严格地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从明末延续到清初的一股不容小觑的潮流。

开展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功过不可相抵，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就是说道德完满也不一定享有现世间的幸福。现在还在流行的袁了凡功过格，是说一个人只要做了善行，玉皇大帝就会给他打开善运之门，修多少善会得到多少福报。阳明后学的中坚人物王艮为了动员百姓向善，也采用了“造命说”，即命运由自造，只要努力，命运便在自己手中。这种满街皆为圣人的宣教中，使得儒学成为一时大潮，士工农商皆信阳明心学。但是，刘宗周的《人谱》只有记过、改过，而没有记功、记善的格式。他认为人成为完人是应当的，不值奖赏；而犯下恶行，则必须时时惩戒。他心中的天，虽然能够洞察一切却不是一个人格神。这就是儒学的特殊境界。

当然，这种方法一旦实施，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像刘宗周这样完美的圣人，每天也许不必花不多的时间于自我批评上，但像刘宗周这样的读书人毕竟为数不会太多，而更多的平民百姓，在一天劳碌和衣食还可能短缺之余，又有何心力去从事这种决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真能亲身实践此道的，恐怕是儒学中那批抑郁型的、自敛的、严格要求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活了一辈子也难得有笑脸，这种精神状态，与终日坦荡荡的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孔子确实也相去甚远。所以这种实践最终还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提到它，甚至会觉得它完全未曾发生甚至不可能发生。

儒生的这种追求崇高的动力渊源何自？这又是一个极好的问题。早在西周早期，周公等发明了天命与道德紧密联系的观念，教导人们唯有修持道德，事业才能如日中天持于不坠。后来社会动荡分化，贵族中的一部分沦落为士，即纯粹的知识阶层，他们出于传统，出于传统中的道德担当，出于知识垄断阶层的自信与自我要求，创建了儒学学说，明确了严格的中国式道德准则。隋唐以来，以科举取士，这种道德感原则上得到强化。但是社会日渐进化，社会活动日趋复杂，社会主体再不像过去那样将重心系于贵族官僚与读书人身上，百姓的日常行为面临道德难题。

佛学与宋明理学应对这种难题而提倡自身的修为，为了动员大众参与，阳明学采取了直指心性的策略，但这种方法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精粗杂陈的状况，所以明末清初的儒生再次严以从事，以决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重塑士大夫阶层乃至全社会的道德，特别以此指导私人空间的运作。只是这种方法只能行于一时一地一人，即使连当时也无法普及到广大民众。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奇特的道德建设方式仍然令人惊讶，值得敬仰。从此也可以看出，说中国如何缺少道德准则、缺少认真，这种一塌瓜子的概括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以今例古，往往是一种知识上乃至方法上的危险。只是，如果这种道德行为不是出自于自觉，而是持之以强力，而且加以推广，则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