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一生，可以用“反思”来形容，他从革命的营垒中走来，却在不断反思过去的自己，反思时代的潮流。终其一生，就是一个“反思的人生”。关于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在王元化诞辰百年之际，我循着他的生命轨迹，重读他留下的不同时期的文字，想继续探究之前未曾触及的问题：他早年的思想底色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一个16岁的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不断反思的思想炼狱之中，什么是他坚定不变的终极信仰？什么又是他晚年改变了的思想方法论？
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人道主义的思想底色
王元化是20世纪革命阵营中的知识分子，他去世以后，身上覆盖着锤头与镰刀的党旗。要理解他，首先要置身于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大背景。
在中共创党到革命胜利的28年当中，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加入党的队伍当中。其中最典范的，是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五四后期的创党知识分子、大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和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①创党的多是五四运动出身的启蒙知识分子，而大革命前后一代知识分子，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而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有许多则是官二代、富二代和学二代。本来，这些子弟是不太有参与革命的动力的，为什么到了1935年前后，会放弃大好的学业和个人的前途，走出书斋，投身抗日运动呢？显然，他们与大革命一代知识分子不同，不是因为对个人前途的绝望或社会黑暗的不满，而是对亡国危机的深刻忧虑。而王元化，正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之一。
王元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英文的教授，他小的时候就在充满书香气的清华园长大，衣食无忧，家里还每月为他存一笔款子，希望家里唯一的男孩中学毕业以后，可以到国外留学。然而，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打破了平静的书桌。在中学读书的王元化在北平城里目睹过日本军队的耀武扬威，他说：“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他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晚年在回忆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提到曾经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家庭是一个浓郁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桂美鹏是湖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会长，父亲王芳荃（字维周）是基督徒，圣约翰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硕士，在清华等大学任教。但正是这样一位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教授，却有比常人更强烈的爱国情怀。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父亲愤怒地表示：“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他拉了一头毛驴，冒着大雨将在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儿接回家，走了整整一天。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家绝对不用日货。王元化后来说：“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
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但并非所有的爱国青年都会参加革命，革命毕竟有被捕、流血和掉脑袋风险的。除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刺激之外，还需要一些内在的精神气质推动，来成就参与革命的决心，这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英雄主义和对社会底层弱者的同情与怜悯。
王元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具有了这两种气质。先看追求个人自由的英雄主义人格。在1930年代思想环境成长的王元化，可以说属于“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与五四一代人有所不同，但同样受到五四的精神熏陶。1938年他在谈到抗战文艺的新启蒙运动的时候，将之理解为是“民主的爱国主义”和“反独断的自由主义”，爱国与自由代表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价值，青年王元化投身革命的背后，显然有他所理解的这两种五四精神的推动。五四是一个个性自由的时代。五四的自由精神，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分别以知（识）、情（感）、意（志）表现出来，知识上的个人自由以胡适为代表，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情感上的个人自由以周作人最为典型，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而意志上的个人自由非鲁迅的“摩罗战士”莫属，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④对于王元化来说，胡适式的理性思考精神，要到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呈现出来；关于情感上的个人自由，王元化并非周作人式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俄国19世纪具有强烈怜悯精神的人道主义，下面将详细论述。而早年的王元化，继承五四自由精神最多的，正是鲁迅式意志论的“摩罗”英雄人格。
鲁迅的个人主义，有中西两个源头，中国传统的脉络，来自西晋的嵇康，西学的源头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关。王元化在1939年写过一篇长文《鲁迅与尼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二者的不同。到他的晚年，他对这篇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不是太满意，“认为文章里的观点是有机械论的”，“现在看来，从阶级论来看两人，并不妥当。鲁迅确实受了尼采的很大影响”。鲁迅是青年王元化最崇拜的反抗黑暗的英雄，但若往上追溯精神源头，的确不是德国的尼采，而是另有其人：法国的罗曼·罗兰。
同样是一二九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在英雄主义情结的背后，其英雄的意象是有微妙差异的。以东北作家萧军为例，他心目中的个人英雄多有杀富济贫、梁山好汉的豪杰气。李欧梵在研究萧军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萧军与郭沫若一样，他们的家族成员都与“土匪”有关系，两人的个性都注入了一种鲁莽大胆的个人英雄主义。①萧军在《我的童年》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他童年生长的环境里浓烈的“豪杰气”和“英雄情结”：家族和村庄里的大人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总企盼自己底孩子‘有出息’，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或如何得来的”。待萧军成年，读了大量鲁迅、巴枯宁、拜伦、列宁等人的著作，早年那种梁山好汉式的江湖英雄情结升华为追求绝对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英雄气概：“由没落的个人反抗的封建主义倾向，转向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倾向，俄国式虚无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列宁、史太林、孙中山”。
相比较而言，书香门第出身的王元化，他心目中的个人英雄，就不会是萧军所羡慕的霸气十足的豪杰，而是具有内在思想力量的精神巨人。罗曼·罗兰正是这样的文学英雄。茨威格在《罗曼·罗兰传》中说：“罗曼·罗兰以其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树起的精神丰碑，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在唇枪舌剑中升华，傲然屹立于世人面前。罗曼·罗兰的思想也已成为世人强大的精神源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中，鼓舞他们精神勇气、让他们如痴如醉入迷、引为人格楷模的，多半不是融入伟大集体事业的无产阶级英雄，而是像罗曼·罗兰那样的具有特立独行性格、孤身奋战的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特别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深刻影响了两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他们最喜欢的励志经典。王元化在1941年上海沦陷区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几年以后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
我一早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我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我跟随克利斯朵夫去经历壮阔的战斗，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我把他当做像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
可以说，不是别人，正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伴随着王元化熬过艰难的沦陷区生活，鼓舞他用笔和文字与敌人斗争。党的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与牺牲的危险，但王元化心中有神明，他也希望自己像克利斯朵夫那样从天上盗来真理的天火，照亮黑暗的人间。1945年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传来，王元化感觉失去了人生的精神导师，但是，克利斯朵夫还在！他深情地说：
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预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
从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到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些思想丰富、反抗社会的个人主义英雄，都是他心向往之的人格楷模，他们与中国的精神巨人鲁迅重合在一起，构成了青年时代王元化的英雄谱。他也期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格高尚、精神强大的英雄。这种英雄主义人格，与他湖北人的“楚蛮”基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倔强高傲、桀骜不驯的性格，后来他的同事兼朋友李子云说青年时期的王元化“很飙”，指的就是这种个性。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人格，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道德性的，心灵的纯洁、道德的崇高，都成为了王元化那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个人境界。他曾经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他后来在从事文学评论的时候，多次引用罗曼·罗兰爱《贝多芬传》序言中的名言：“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对道德人格的强调，超过对制度变革的重视，几乎贯穿于王元化的一生，这既来自欧洲的精神英雄主义，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也有一个“莫姑娘”（道德）的主题，即对新人格、新道德的向往。作为“后五四一代”的王元化，身上也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一直到他晚年，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便是道德节操的坚守。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在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典礼上说：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在他的青年时代，他的英雄主义气概是积极的，想的是如何“有所为”，但到了晚年，转向了消极的“有所不为”，在危险境地之下“不降志、不辱身”，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是“有所不为”的英雄主义。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元化对英雄主义的负面性是有所反思的，传统的精神巨人虽则伟大，却有可能自负自大，自以为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正义和良知，全知全能，无所不能。20世纪90年代他在反思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时候，指出其有“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毛病，也未曾不可理解为对自己早年曾经膜拜过的英雄人格的批评。鲁迅在批判中国文化的时候，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传统的阴影，而王元化，也像鲁迅那样，对激进主义的反省，也是从自我的清算开始的。他从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中表现出的手握真理、刚愎自用的独断之中，同样发现了自己早年的影子，最后，他之所以步随顾准的思考，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也与这段对英雄主义的反思不无关系。
促使王元化参加革命的另一种精神气质，乃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他生长于基督教家庭，从小受到作为虔诚教徒外祖父和母亲的精神影响，对周边的穷人和不幸的人充满了同情，那些社会底层弱者们悲伤的故事，在王元化幼小的心灵当中，“曾激起不少感情的波澜”。他喜欢读19世纪俄国文学家的作品，一个是契诃夫，另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前者是因为契诃夫的笔下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但能够将这些小人物的“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在24岁的时候，王元化以函雨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舅爷爷》的小说，以契诃夫的淡雅白描风格，描写了一位淳朴善良的老人，与鲁迅的小说《故乡》中的闰土一样，王元化的笔触充溢着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悯。
别尔嘉耶夫说：“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辱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除了契诃夫之外，王元化最喜欢的俄国作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太理解妥氏神秘的东正教思想，更喜欢《穷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说“这些作品，曾经使我激动，是我喜欢的、爱读的”。“我们从中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在精心制造艺术的作家，而是和我们一样身上没有任何标记的人。他们因为爱，因为痛苦，因为生活的压迫，在倾诉，在呐喊”。他因为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而加入革命，但痛恨的理由不是因为其“非我族类”，而是从普遍的人性出发，不满日本的强者逻辑，他晚年在回忆时说：“当你做孩子时，你就看到了人间存在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不公正。正是这反日的情绪使我走向了共产党。”
王元化毕竟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和五四精神的启蒙，终其一生，他的思想底色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普世的人道主义，相信普遍的人性，尊重人的生活价值与精神的尊严。一二九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因为抗日而走向革命，但在民族主义的背后，有一层更深厚的启蒙思想，这也是其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到了晚年具有反思能力的本色所在。
王元化先生在晚年多次谈到自己是“十九世纪之子”：“我不否认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他承认，1949以后，虽然苏联作家的作品很流行，但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最钟爱的，是19世纪的作家们：“莎士比亚、费尔丁、狄更斯、勃郎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为什么对19世纪情有独钟？他坦言：“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是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所塑造的，读什么样的作品，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将形成他思维的“语法结构”，即使以后学习了其他的“新词汇”，依然会置于青年时代所形成的“语法结构”之中去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新意识形态话语流行天下的时候，王元化依然试图将他所不熟悉的“新词汇”放到自己已经定型的人道主义“语法结构”中去诠释，他在《将人提高》一文的开篇，引用委内瑞拉一位诗人的话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时候，垂死的资本主义却否定人。”在他的内心观念当中，资本主义之所以罪恶，乃是否定人的价值，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憧憬，是因为肯定人、尊重人、提升人的价值。由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到了1983年，王元化会参与起草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与周扬一样，思想底色都有一层受到19世纪俄国文学影响的人道主义，他们所认同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2003年春天，SARS疫情接近尾声，久不涉及时政的王元化，在吴敬琏和汪丁丁的催促下，写下了晚年唯一的一篇议政文章，发表在《财经》杂志上。他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肯定“这次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让人感到较为满意，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他特别指出：“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对人的生命负责，抗击疫情，不仅需要科学与法治，同时人文精神不可遗漏，“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
王元化终其一生的思想底色就是19世纪的人道主义，为了这层底色，他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吃过不少苦头。晚年他回忆过一件事，他刚刚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由于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工作，缺乏整风审干的经历。第一次碰到“三反五反”运动，平时随便说笑的同志，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全部绷紧了脸，让他很不习惯。有一次开会轮到王元化发言去批评一位他并不认为有问题的同事，他实在说不出，又不能不表态，既紧张又惶恐，憋了半天，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位同志批评他受到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界限。19世纪的人道主义的最基本底线是尊重人，将人当作人，相信人性中有向善的一面。王元化对此深信不疑。他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认为“倘使人性中没有潜在的善的基因，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恶为善是不能的”。他对韩非利用人性之恶借助君主的绝对专制控制社会的理论深恶痛绝，很有感慨地说：
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觉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
从理论深度而言，人道主义是近代哲学当中最单薄的，但它却是现代价值的核心。任何深奥的哲学和理论，倘若失去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基础，很有可能失去现代性的面向，堕入危险的深渊。越是单薄的价值，越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底线。王元化一生所坚守的，正是这条价值底线，从来没有变过。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服膺黑格尔哲学，相信人的理性理论，依然相信人不仅是知性的，而且也应该是有情感的，他说，王船山在《船山遗书》中批评王阳明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没有情感和意志的参与，这样的格物致知只是“孤明”，不论这一批评是否中肯，“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是十分重要的见解”。晚年的王元化之所以能够走出黑格尔思想的迷雾，在理性观上从欧陆的唯理主义转向英美的经验主义，最重要的心理动力就来自早年就奠定的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理解王元化的思想，这恐怕是重中之重。
从唯理主义到经验主义
1955年，王元化遭遇厄运，在反胡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王元化后来回忆说：“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中，我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精神危机，那年，王元化才35岁。过去，他是靠19世纪俄国和法国文学中的人道信念和英雄人格鼓舞自己，但在泰山压顶面前，人道主义的情感与英雄主义的意志只是一种心灵的力量，但他的大脑是空洞的，无力理解为何历史会如此吊诡，也不知道个人将如何撑过命运的无常。在一年多与世隔绝的隔离生活中，王元化感到在文学之外，他还需要哲学，一种更强大的理性力量，充实自己的思考，度过精神的危机。于是，他开始细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
如果说人道主义是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信念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了中年王元化的理性观。他说：“自从读了黑格尔哲学以后，我成为黑格尔的景仰者。我觉得他的哲学具有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在这之前，受到鲁迅和19世纪文学影响的青年王元化，一直坚信人是世界的中心，但那个时候他所理解的人，是情感的人，也是意志的人，如今黑格尔的名言“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让他发现了人的另一种更强悍的本质：理性人，那就是精神的理性力量。理性的力量，在王元化看来，拥有人所独有的两种能力：一是精神的尊严，二是反思的精神。每个人所拥有的人之尊严，来自人之理性，是任何外在的暴力都摧毁不了的：“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王元化一生留下不少类似的人生警句，这些想法不是书房里面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来自活生生的、带着苦难的人生经历。当风暴一切平息之后，他如此写道：
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
黑格尔思想给王元化留下的第二个重要的思想遗产乃是批判的反思精神。他说：“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王元化很喜欢“思”，晚年的多本论集以《思辨录》《反思录》《近思录》命名，思是他的生命本在，而且不是一般的“思”，而是自我批判性的反思。他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对哲学名著中苦涩难懂的概念一个个死抠思考，试图找出它们的确切含义与内在脉络，更重要的，是将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反思它们与现实关系的互动，辨析它们的正负影响，评估其复杂的价值所在。王元化一生当中几次重要的反思，在方法论上都采取的是这个方法，反思，成了他接受黑格尔思想之后的精神的存在方式。
最彻底的反思，乃是对自我的反思。晚年的王元化对黑格尔哲学有了相当彻底的清算，但清算的方式，在精神层面（而非方法论层面，下面将详细论述）依然是黑格尔的反思精神，他承认：
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
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这些新的、激进的、进步的观念曾经主宰了青年和中年时代的王元化，但到他70岁以后，他以最彻底的反思精神，与这些伴随了他大半生的、习以为常的观念断然告别，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关于晚年王元化的思想反思，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笔者在他逝世之时有专文论述，这里我将循着上述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着重讨论他的理性观是如何从唯理主义转向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哲学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是一条唯理主义的思想脉络。特别是黑格尔，不仅是唯理的，而且是唯逻辑的，虽然黑格尔与康德不同，不排斥历史与经验，但他所追求的，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人类与民族历史的发展应该、也必然符合世界精神的自身逻辑。关于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早年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中年以后苦苦研读过黑格尔的王元化，也曾经对此深信不疑。
对唯理主义的怀疑，对于王元化来说，是从阅读他的老领导顾准的著作开始的。思想敏锐的顾准是中共党内最早具有反思能力的先知性人物，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读书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王元化早先读到，推荐给出版社，几经辗转，1992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顾准与王元化一样，怀着浓烈的理想主义参加革命，他一生命运多舛，在“文革”后期对自己走过的思想之路有深刻的反思，最终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王元化对此深有共鸣，他在序言中承认：“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的《顾准文集》，王元化非常高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所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美丽的迷雾中，以为好的全都是好的，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丝毫需要我们警惕加以防范或克服的缺陷。”他所批评的乌托邦情结，既指的是他年轻时代迷恋过的乌托邦，也指的是20世纪末所流行的现代化乌托邦。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之中，无论是抽象的哲学，还是政治思想，都存在着英美和欧陆两种截然分明的传统。整个20世纪，从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欧陆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相比英美思想，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相信人的理性全知全能、各种理性主义或浪漫主义乌托邦、寻求整体性、独断性的终极真理、致力于实现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意等等，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形态。王元化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从小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自己的科学信仰和政治信仰，形成了欧陆式的启蒙心态，“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王元化对欧陆的哲学与政治思想有了全面的反思，其中包括对唯理主义、意图伦理（亦作信念伦理）、卢梭的公意说、乌托邦式的高调民主观等，都作了很认真的学术分析和思想批判。本文限于篇幅，接下来将着重研究王元化的理性观是如何从黑格尔的唯理主义转向中国化了的英美经验主义的。
王元化对黑格尔唯理主义的反思，最早是从批判教条主义的知性分析方法开始的。他通过精读从康德到黑格尔，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某个特殊事物的感性认识，第二阶段是对某类事物抽象的共同性的知性认识，而第三阶段是从抽象回到具体，对各种特殊事物达到了具体与抽象统一的理性认识。以往中国的认识论只讲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但教条主义的危害，恰恰是停留在抽象的知性认识上，以为了解了某类事物某一方面的共相，便可以对各种事物分门别类，对其做出判断。这是一种用知性认识冒充理性认识的认识论盲区，“这一知性分析方法经过任意搬用已经成为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即所谓的“抓要害”，看问题只是抓主要矛盾或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顾及其他的方面。王元化指出：“由于知性具有上述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当我们用知性的分析方法去分析对象时，就往往陷入错觉：我们自以为让对象呈现其本来面目，并没有增减改变任何成分，但是却将对象的具体内容转变为抽象的、孤立的、僵死的了。”学贯中西的王元化，还注意到知性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当中有其本土的对应资源，那就是陆王心学：陆象山在鹅湖之会上与朱熹辩论时，嘲笑朱的学问是“支离破碎”，自称心学是“易简功夫”，这一“易简”的思想模式“尽量力求简洁，虽然使思想变得清晰明快，但往往不免将生动的、具体的、复杂的、丰富的内容，化约为稀薄抽象”。对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发掘，让周扬非常欣赏，邀请王元化参与起草他代表中央作的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并将对知性认识的批判写入了报告。王元化的这一反思成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不过，王元化在这个阶段的反思，依然是以黑格尔的哲学批评教条主义，他所追求的依然是黑格尔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到抽象与具体统一、逻辑与历史同一的理性认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步随顾准的思考，开始反思黑格尔哲学中的整体主义。在最高的理性阶段，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与知性阶段的“抽象的普遍性”一样，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幻想：“黑格尔幻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于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中。不承认独立存在于普遍性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他的“九十年代反思”，从理性的方法论来说，归根结底就是从以往的唯理主义的迷恋之中摆脱出来，走向彻底的经验主义。他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对立的，“普遍性愈大，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则愈少”。在他的晚年，只要一听说有谁在研究普遍的大历史、讨论宏大的历史叙事，就会皱眉头，认为是一种对黑格尔式的历史与逻辑同一性的虚幻追求。
然而，晚年的王元化似乎也陷入一种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吊诡之中：他所真正关怀的问题都是宏大的，比如古今中西之争、中国文化的过去与将来、人类文明的前途等等，但他在理性观上似乎又拒绝一切普遍主义，无论是知性分析的抽象普遍性，还是“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具体的普遍性。这又将如何理解呢？事实上，转而服膺经验主义传统的王元化，反对的是从抽象的普遍性用逻辑的方法推演出具体的特殊性，活生生的历史不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最后要服从思维的逻辑法则，历史与逻辑永远是不一致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解的紧张与矛盾。在历史研究领域，他再三批评“以论带史”的先验论方法，而赞成“论从史出”的经验论传统。显然，他所真正反对的，不是一般的普遍性，而是从先验的逻辑推论出来的普遍性，但他并不排斥另一种普遍性，即通过个别的经验观察，通过具体的实证考据，以归纳的方法而获得普遍性的结论。
不过，晚年王元化从先验论到经验论的转变，主要不是来自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而是与他所赞赏的清学传统有关。他对宋明理学的评价一直不高，特别是对阳明心学的“空谈义理”、“游谈无根”，更是有所警惕。他很有感触地谈道：“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他关心中国与人类文化的义理，但他所阐发的义理，并非从空疏的理论出发，而是来自观念的细致梳理和历史的经验考证。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固然对他有影响，他也有考据的功夫，但他与考据学派的支离破碎不同，背后有大的义理追求，是将义理与考据结合之大家。王元化可以说是当代学界的戴震。余英时在研究清代思想史的时候说过：戴震治学，贵精而不务博，以闻道为归宿。他由故训以明义理，义理背后又有功力。清学之中有博约之争，乾嘉考据，有博无约，陷入支离；宋明遗风，先立其大，又流于空疏。戴震之所以卓越于时代，乃是因为他是一只狐狸时代的刺猬，有狐狸的本领（考据之博）而以刺猬（义理之约）著称。以此来理解王元化，也甚为恰当。
历史是偶然的，但在黑格尔看来，偶然的、个别的历史，必须也必然服从逻辑的必然性。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王元化曾经非常迷恋于此，追求历史与逻辑的同一的最高境界，但20世纪90年代的深刻反思，让他明白了自己“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他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也同样适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什么不可变易的必然规律，以此为方法来论证研究，将陷入简单化、教条化的化约主义。因此，他非常赞赏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史华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又一方面”，总是从多个复杂的面相来把握研究的对象，他说，史华慈的研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因此，这种隐奥的文笔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是经历了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历程的”。
王元化对以普遍性为名的整体主义的警惕，来自他自身的人生经验和文学经验，也来自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卢梭公意说的反思，是他在哲学上对整体主义的批判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延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卢梭的公意，“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为代价”。王元化反对一切以普遍性之名对特殊性的压抑，不管是哲学上的“具体的普遍性”，还是政治上的“公意说”。俄国19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精神领袖别林斯基一度也迷恋黑格尔哲学，面对最高的理性，“浑身颤动着神秘的喜悦”。当他后来从整体主义的迷雾中清醒过来之后，对自己的思想有了深切的反思。别林斯基很有感慨地说：“只要个人还受苦，普遍的东西对我有何意义？”以赛亚·伯林评论说：“他从来不曾须臾或忘的，不是历史的过程、不是宇宙的条件，也不是黑格尔的上帝在世界上的庄严迈进，而是芸芸众生的个体生活，自由与希望——他们所受的苦难，没有任何崇高的宇宙和谐能够解释或补救。”如前所述，别林斯基是王元化曾经非常喜欢的俄国作家，他自己也走过了一段与别林斯基相似的心路历程，之所以最终能够从黑格尔的整体主义乌托邦中迷途知返，除了理性的反思力量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层像别林斯基那样的人道主义情感底色。
对王元化的一生思想，可以如此归纳：早年的人道主义是他贯穿始终、终身不变的思想底色，是他的信念、他的情感核心所在；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观和研究方法论，经历了一场从唯理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这场转变惊心动魄，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自我清算，而且也成了中国启蒙思想史当中一个标志性的精神现象。促成这场理性大转变的，除了外在的历史因素之外，正是他终身信奉的人道主义信念：人，只有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生命和精神尊严，才是高于任何整体的最高价值。
《王元化传》，吴琦幸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