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者是不是有抑郁症？”
“她（作者）有没有设想过理想读者是谁？”
“为什么小说写的是狗不是猫？”
……
12月1日，一堂特别的写作课在上海机遇中心“开讲”。在两个半小时里，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怡微和17位复旦大学2020级戏剧（创意写作）MFA学生对美国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小说《我的朋友阿波罗》展开研读与讨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也作为特邀嘉宾来到现场。
12月1日，一堂特别的写作课在上海机遇中心“开讲”。全文主办方供图
努涅斯本身就在大学里教书，还教写作课；《我的朋友阿波罗》中的叙述者“我”也在大学里教书，也教写作课；张怡微也是，她给创意写作MFA开设的这门写作课，叫《小说写作实践》。
西格丽德·努涅斯
在张怡微看来，《我的朋友阿波罗》想要表达的东西非常多，女性写作、自杀、写作伦理，生活的意义、文学的疗愈功能，对创意写作专业的反讽……“我觉得我们20级MFA的段文昕同学提炼得很好，‘写一只狗，与他所在的世界’，其实还可以更具体，‘写一只狗，与他所在的文学世界’。阿波罗是有名字的一条狗，小说人物反而很多没有具体的名字。许畅提到了这一点，命名与自杀的关系，小说也有提及。与此同时，文本出现了大约50位作家、哲学家的文学观。按我们MFA的进修生魏维统计的，这本书出现了50位名作家，18部文学作品。”
在这堂课开始之前，所有同学都读完了这本书，还提交了评论，最后的评论集共69页。该书责编管舒宁看过以后直言自己打开了一座富矿：“这群‘95后’学生提供了无数珍贵的想法，比很多专业书评人还令人振奋。”
今年10月，《我的朋友阿波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一本有关写作的小说
《我的朋友阿波罗》是努涅斯创作的第七部小说，涉及的主题包括师生关系、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医患关系、自杀、婚外情、贩卖妇女、雏妓等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它曾获得201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并入围同年布克奖短名单。今年10月，这部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努涅斯身上有四分之一的华人血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作为《纽约书评》的助理编辑，成为处于癌症术后恢复期的苏珊·桑塔格的助手，由此进入一代知识偶像的私人生活。三十多年后，她以一部立意独特的小型传记——《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轰动文坛。
1995年，努涅斯出版了小说处女作《上帝吹飘的羽毛》，开始了她的虚构生涯。她的小说对性别、种族歧视，人口贩卖，战争创伤等严肃而沉重的全球社会性话题有着深刻而勇敢的思考与表现。她还执教于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多所高校，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巴黎评论》等媒体专栏作家，目前是波士顿大学驻校作家。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我觉得大概是我们——学创意写作的学生、教创意写作的老师。”张怡微说，故事本身非常简单，说的是女老师在其导师-朋友-情人自杀后，受他第三个太太的请求暂时照顾一条大狗阿波罗。尽管女老师一开始不喜欢这只狗，但在相处过程中也慢慢对阿波罗有了感情。
有意思的是，这故事到了第11章突然又有反转：导师并没有死，自杀未遂；这条狗不是大丹，是腊肠；导师并没有三个太太，而是一个太太。
“很多同学说看到第11章看不下去了，感觉被戏弄了，我估计是一种幻觉被破除了。因为我们习惯了小说制造幻觉。但这种写作手法在后现代文化中也很时髦，叫‘元小说’。”在王宏图看来，《我的朋友阿波罗》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艺术家小说”或“作家小说”，同学们可以因此展开对小说写法的多重探索。
张怡微和王宏图
激烈交锋中的批判性思考
和常见的作品研讨会相比，这一场师生间的研讨明显激烈得多。
一个叫肖雯的男生说，这部小说对他最大的触动就是一处对托妮·莫里森的引用：“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让另一个人用来写小说的。”他说：“看到这里我就想，我们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非虚构，都是把别人的生活拿来作为自己的素材，这经过别人同意了吗？”
“但别人也可以写你。”男同学傅晓接过肖雯的话。
“其实我很理解肖雯说的这种负罪感。尤其当你本人还没有达到共情，却要‘为写而写’的时候，确实会觉得难受。”女同学袁聪慧也加入了讨论。
另一位女生许龚燕则提到，当人人都可以相互书写，阐述的痛苦往往也很相似，于是又出现了写作同质化的问题。
就这样，一来一往地，越来越多同学自发地参与进这个话题。此时的张怡微几乎是“隐身”的，静静听着大家的对话。
“不仅文学写作，社会学写作、人类学写作、新闻写作等同样要面对这样的写作伦理。”等争论告一段落，张怡微说起她的一个女编辑的故事。
这个女编辑原来做中国问题研究，有一次做田野调查，发现一个村里大多数女人不会写字，没有名字，也不认可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但有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很特别，她工工整整地把她的名字写下来，递过来说：“这是我的名字，我和她们不一样。”原来，老太太原是地主家的女儿，一生坎坷，从来没有人坐下来好好听她讲话。难得遇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老太太一时说个不停。
由于各种原因，女编辑的那篇调查论文没有发出来，整理的几十万字口述资料也只能放在硬盘里。直到有一天，女编辑听说了老太太过世的消息，才又想起自己曾经以“听故事”这样的方式介入过他人的生命。
“老太太和她们不太一样，但即使如此，她也没有在这个世界里留下只字片语。关于写作伦理，很多同学的看法真让人感到沉痛，负疚。但我想，写作者也是普通人，不能主宰一切。”张怡微说，而且真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有了素材也不一定能写出来，写了也不一定能发出来，发了也不一定有多少人读，今天文学或信息的有效传播其实也是可疑的。
“尽管如此，文学还是可以吸引大家来报考我们专业，让大家抽时间去阅读，让大家经由一次次阅读展开批判性思考，可见它还是有魅力的。”
从校内到校外的写作课堂
这堂课结束后，张怡微也会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觉得同学们读得非常仔细，也有自己相对成熟的文学观，不会人云亦云，且对自己从事‘作家’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种心理准备不仅包括‘收获’，也包括‘丧失’的体会和道德感的拷问。”她提及，这群孩子是1998年前后出生的，物质生活比前几届学生更富足，所以会对精神性的思考更有兴趣。
至于激烈讨论时老师的“隐身”，她说MFA就是提供这样的环境：所有人在文学交际中互相滋养。“当然同学们也会困惑、吐槽、怀疑，甚至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不喜欢某本书、某个作家、某个作业……这都是常有的事。他们需要我的反应的时候，好像也会抛给我问题。不需要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场氛围的局部。”
而且，像这样“从校内到校外”的课堂已不是第一次了。今年格致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讲述西班牙内战的口述史《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在上海书展期间，张怡微组织同学们做了同题作文（“藏着”），回应之前也曾写过的杨牧的作品集《搜索者》，扣了疫情的主题，其实也是一个练习视角转换的写作训练。
“从校内到校外”的课堂
“我们一起照着西班牙地图看了作品叙事者的逃亡路线，也讨论了自己写作时的困难。对同学们来说，拿着话筒，对着来来往往的观众发表自己的写作观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张怡微还记得，当时发言的同学都很紧张，尽管他们已经是班里非常勇敢、开朗的学生了。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我们把课堂放在机遇中心，我想这是一种综合的文学表达的训练方式。”她说，“我不希望写作课很沉闷、很肃穆，我希望这是一个更开放的环境。我也很感谢格致出版社、译文出版社有这样好的胸襟。现场不卖书，不做商业营销。我们就是来聊聊这个选题、这个作者，就像出版社最初想要出版这本书时的讨论会那样。我想我的学生未来也会从事各种各样的文学工作，这也是一种‘实践’，同题写作是另一种文学‘实践’。”
“创意写作”很火，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写作？
作家詹姆斯?帕特森鼓励其他作家写作时说过这类的话：来上我的写作课，现在就动笔，打败空白页，你就能和我一样成为畅销书作家。努涅斯也在《我的朋友阿波罗》第11章和12章之间整整一页写下这一句：打败空白页！
“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叫陈国森的同学直言，这类做法会让人们有一种错觉——通过这样的小技巧可以给作品加分，“但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取巧的捷径，并不能真正加分。除了形式练习以外，它也不会提供文学上的启示，不会带来新的感悟。”
陈国森甚至觉得，如今关于创意写作学科本身的探讨太多了，还有人研究创意写作本体论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不要太把这个学科当回事，最后搞出来一个‘四不像’的东西。还是不要太看重‘创意写作’这四个字本身。”
听到这样的发言，张怡微是欣慰的。事实上，《我的朋友阿波罗》这本书对创意写作专业同样有所批判。去年适逢中国高校创意写作学科正式开展十周年。2009年，复旦大学获批成立国内创意写作专业硕士MFA学位，同年国内第一家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这是“创意写作”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均开设创意写作类课程，“创意写作”专业实现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三个学位层次的招生。除了高校，社会上的创意写作培训机构如“疯狂写作”班、“创意作文”班等也可谓遍地开花。
“我做这次工作坊的初衷是想让我们的新同学了解到，‘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美国已经非常成熟，成熟到它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令相关从业者感到荒诞，并受此伦理折磨。艺术工作不是一个浪漫的行业，尤其是当它和名利相关。我们学习写作，不是学习做一个不道德的、伤害他人的人，也不是要通过写作当一个道德楷模，更不是走进一种以文学为外观的商业经济模式。而是通过我们的母语，建构一个审美世界，从破碎的、让人失望的现实生活中，照亮一些高尚的瞬间。”
张怡微说，批判是永恒的，它会让我们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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