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张爱玲寻夫：哀唱《何日君再来》

1946年，张爱玲从上海前往浙江温州寻找丈夫胡兰成。诸多“张学”研究谈及此次寻夫之旅，常是引述胡兰成《今生今世》一书，说她是2月到达温州云云。随着近年来张爱玲遗作及有关资料的陆续出版发表，关于张爱玲这段旅程的详情也渐次清晰。

笔者通过细读张、胡二人有关著作，试图梳理推测出张爱玲寻夫前后的具体时间，并以此为轴，对照关联其他的零散史料，细察张爱玲寻夫归来后内心的曲折变化，藉此还原出一个更加真实可感的张爱玲。

张爱玲与胡兰成

出发时间：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间

《今生今世》中写张爱玲是1946年2月同斯君（斯颂远）夫妇到达温州的，20天后乘船返回上海。张爱玲《小团圆》（第八章）印证了此事：“郁先生年底回家，带她一同走，过了年送她到那小城去。”可知“郁先生”（原型为斯颂远）是过年前带她从上海出发的。据《今生今世》（〈天涯道路·十八相送〉），1945年12月1日至3日，斯君与胡兰成、范秀美从浙江诸暨一路走到金华。12月6日，胡兰成与范秀美从金华前往温州，斯君已不再同行，可推测他此时已动身去上海，与张爱玲会面商议后，再带她去找胡兰成。

张爱玲《异乡记》所写的即是这一段旅程，书中没有写明他们从上海出发的具体日期，但第六章中有句话值得注意：“腊月二十七，他们家第二次杀猪。”前文还有写轿夫买了灯笼准备给小孩子过年玩的细节，以及“快过年了”的叙述，据此可以推测张爱玲于1946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之前就到了诸暨。

综上，张爱玲寻夫的出发时间应是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间。

返回时间：1946年3月9日左右

宋以朗在《异乡记》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异乡记》是未定稿，犹有一些漏洞。他举出了一处“时光倒流”的问题：第十章写“迟到正月底方才上路”，一路前行，到第十二章却赶上“元宵节”。

细读之后，不难发现“元宵节”（公历1946年2月16日）更切实。书中有3次直接写到它：1、“明天就是元宵节”（第十二章）；2、“‘阿玉哥！今天是元宵节呢！’”（第十三章）；3、“今天是元宵节”（第十三章）。此外还有写元宵节前夜的舞狮表演（第十二章）、元宵节当晚“家家门上都挂着一盏灯，多数是龙灯”（第十三章）等详实的细节。而“正月底”上路仅是一句带过。

《今生今世》也写到了“元宵节”——张爱玲到温州后，与胡兰成、范秀美一起走街，“是时正值旧历正月十五前后，店家门上插香”（〈天涯道路·鹊桥相会〉）。据此，几乎可以断定张爱玲到温州时已是“正月十五”之后了，街市上的热闹已经过去，还留着残香。

那么，元宵节当日，张爱玲一行是到了哪里呢？《异乡记》（第十三章）详写了当日旅程：“走上半山里的一带堤岸，下面是冷艳的翠蓝的溪水”，“这是一条婉若游龙的河流。叫‘丽水’”，“在那奇丽的山水之间走了一整天”，“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一个小城”。

对照《今生今世》（〈天涯道路·十八相送〉），胡兰成与范秀美也走过这段路：“从缙云到处州这一段，田畈就仄，一边是山，一边是溪，人家都在溪对岸。这条溪即是丽水上游，通到处州，所以处州又叫丽水”，“将近处州，山回溪转，路在岭半，人如到了高台上，下临丽水，丽水跟我们一路到此，已由溪水变成江水，有旷远之势”。由此可以推断，在元宵节（2月16日）当夜，张爱玲到达的“小城”应是在丽水市（处州）境内。

张爱玲到达温州的时间也可以依此推算出来了。据《今生今世》（〈天涯道路·十八相送〉），胡兰成一行到达丽水后，“船上过得两夜，到上温州”；又写张爱玲对他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如此，张爱玲想必也是从丽水乘了两夜船，2月19日左右到达温州与胡兰成相见的。

残稿《异乡记》就中断在元宵节（2月16日）那天——她见到胡兰成的两天前，二人相见后的故事可以参考《今生今世》、《小团圆》，胡兰成说是这“鹊桥相会”，张爱玲见到的局面则是“糟哚哚，一锅粥”。3月9日左右（张爱玲到温州的20天后），张爱玲乘船离开温州，在雨中“伫立涕泣久之”。

张爱玲画的插图

其他证据

1968年，张爱玲接受台湾媒体人殷允芃的访问，谈及“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诚如祝淳翔《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一文所指出的，这段冬天的农村经历，应指1946年张爱玲寻夫一事。对照笔者推测的寻夫时间：12月或1月—3月，正是冬天的三、四个月。

除了张、胡两位当事人或间接或直接地披露这趟寻夫之旅，其实当年的上海小报也报道过此事。1946年3月14日，上海《海晶》第4期发表署名“呵呵”的报道《胡兰成生死未卜 张爱玲行踪之谜》，其中有段话很值得注意：

最近常常有人慕名到张的公馆去寻她[注：指张爱玲]，终是被一位苏州娘姨，挡驾，上个月说：“妮小姐勤拉医院里响生病。”这个月说：“妮小姐到乡下去哉！”张爱玲行踪也像胡兰成那样神秘起来了。

这篇报道3月份发表，其时张爱玲应已回到上海了。但报道中所写的“这个月”、“上个月”倒也不像是确指，像只是在区分发生在上下两个月间的事。

据《异乡记》（第一章），“我”出发前的确是病得不轻：“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而“我”出发那天，“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由此可见，这篇报道说张爱玲到乡下前曾在“医院里响生病”，确实不假，苏州娘姨是个实诚人！

寻夫归来后的张爱玲

今年6月，陈子善教授发掘出张爱玲以“世民”为笔名，于1946年6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今报》发表散文《不变的腿》。张爱玲在文中写到新看的电影：“最近在沪献映的《平步青云》中，黛德丽出场第一幕，先从屏风后面慢慢的伸出一只银色的腿来。”据陈子善考证，电影《平地青云》于1946年2月27日至3月20日在上海大华大戏院（原名夏令配克影戏院）连映三周。大华大戏院离常德公寓相距不过一两站有轨电车路程，张爱玲就近观影很方便。而笔者推测张爱玲3月9日左右乘船离开温州回上海，正好是能赶上这部电影的。

除了观影，张爱玲还会友。1946年4月1日，上海《香海画报》发表署名“风闻”的报道《张爱玲欣赏名胜解决小便》，报道记录了苏青的谈话：

苏青提到她的同行张爱玲的小便问题。……张爱玲对苏青说：“我最不喜欢出门旅行，除非万不得已，我总不出远门的。假如出门的话，到了某一个地方，别人在那里赶着欣赏名胜，我却忙着先找可以解决小便的处所，因此别人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哪里有心去看风景呢，假若找不着地方小便……”

关于旅行，张爱玲在《异乡记》（第十三章）中确有表白：“我自己对于游山玩水这些事是毫无兴趣的。”关于在外上厕所的不方便，《异乡记》更是涉笔不少，一次是在做年糕的“半村半郭的人家”，在那个带柄尿桶上坐不直，撒尿时回声又大（第四章）。更痛苦的一次是在路边的茅亭里解手：“我又窘，又累，在那茅亭里挣扎了半天，面无人色地走了下来”（第十一章）。由此可见，这篇报道可信度不小，从温州回来后的张爱玲，对于在乡下上厕所的经历想必仍是心有余悸，忍不住向苏青吐槽了。

张爱玲画的插图

张爱玲唱《何日君再来》

以上的两例都算是“夹缝”资料，只能隐隐读出返沪后的张爱玲来。有没有资料直接记叙了张爱玲寻夫归来后的具体情状？居然有。

韦泱《“我见过张爱玲的”》一文访问到老报人邵琼，这题目便是最鲜明的指示：邵琼见过张爱玲。原来，在抗战胜利后，邵琼自重庆到上海加盟《世界晨报》，到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去接近张爱玲，了解她的政治倾向。“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一天下午，阿芬和张太太带着邵琼去南京东路上的‘新雅’喝下午茶，在幽雅的小包房内，她们和张爱玲寒暄后，喝着茶，聊着天，无外乎家长里短，吃喝玩乐之类。”邵琼还听过张爱玲唱歌：“有一次，张爱玲在闲聊中，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小调来。这是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的插曲《何日君再来》，张爱玲唱得凄楚而无奈。”经观察，“张爱玲从不谈政治，也不涉及他人”，这个任务就此作罢，邵琼便又回到报社做采访工作了。

那么，邵琼具体是哪年哪月见到张爱玲的呢？没有记载。邵琼回忆自己加盟《世界晨报》时，“同时请来的还有袁鹰”。袁鹰在《忆姚苏凤先生》中回忆：“1945年12月初，好友顾家熙告诉我，他进了刚创办的一张小型报《世界晨报》，并且怂恿我也进那家报馆。”冯亦代在《她就是她——悼亡妻郑安娜》中提到了自己主持《世界晨报》一事：“我任事后即先后请进了戴文葆、袁鹰（田钟洛）、邵琼……”按冯亦代所列次序，可知袁鹰先于邵琼加盟报社。假定袁鹰在1945年12月听到好友消息后立即入社，而邵琼紧随其后，那她最早见到张爱玲的时间也只能是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间，与张爱玲寻夫的出发时间相重叠。但张爱玲在出发前就已经病了，脚有冻疮，人也咳嗽，还得上医院，会不会如邵琼所见的多次与她们喝茶聊天又唱歌呢？不大可能。况且邵琼为了接近张爱玲，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她先是通过小报记者严阿芬介绍认识了张爱玲的一位同姓闺蜜张太太，再住到了张太太家里。“张太太乐得有人作伴，待邵琼如亲妹妹样亲热。”可见邵琼还得先把张太太讨好了，才有机会被带去见张爱玲。

另据谢美霞《旧上海女记者的花边新闻》：“抗战胜利后，邵琼比她丈夫先离开重庆回到上海，进入《世界晨报》当记者。”笔者猜测：邵琼应是与丈夫一起在重庆过了年后，再独赴上海入职；接受首个任务后，找关系伺机接近张爱玲；终于，她在三四月间见到了寻夫归来后的张爱玲（据袁鹰《忆姚苏凤先生》，邵琼六月间已在主写重要报道，可知她早已回报社做采访工作）。这比较符合情理。

可为什么寻夫归来的张爱玲，出入于电影院、茶室，既闲聊也唱曲，还吐槽“小便”问题？貌似很有闲情逸致？《小团圆》中有线索可作解释：“她竟会不知道他已经答覆了她。直到回去了两三星期后才回过味来。”这是说在温州时，邵之雍不愿对感情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其实是舍不得放弃其他的女人，希望有天能“三美团圆”，而盛九莉在“回去了两三星期后”才想明白。由此可见，刚返沪不久的张爱玲尚能掩抑自己的思念与哀伤，只在《何日君再来》的歌声中流露一二。

而在“回过味来”后，她才品尝到痛苦。“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她变得时不时落泪、寝食难安，有两个月就靠吃西柚汁，吃得整个人瘦而苍老，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据《小团圆》）。

《小团圆》里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大半年的工夫”）是“失落的一年”，那么1946年呢？似乎更惨——这位久居大都市的贵族小姐，为了见到深爱之人，抱病“深入内地”（起码她自己的感受是如此，见《异乡记》第十二章），一路“大惊小怪”，饱受煎熬困顿，得到的却只是失望与痛苦……但她说这使她“灵魂坚强起来了”，“无论出了什么事，她只要一个人过一阵子就好了”（《小团圆》语）。直到1946年11月，张爱玲将旧作修订为《传奇 增订本》出版，才稍有转机；次年，张爱玲转战影坛编写剧本，实现了她年少时曾有过的电影梦。

如此坚强的张爱玲，常常被我们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