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疾病都各不相同，不能被千篇一律地对待

这在人类的诸多特征中，使我们成为“人类”，并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回头观望，反思过去。很难想象其他动物会在深夜时分为离去的人或未能得到的工作而忧思难眠。我们也会如学者一般，从自身抽离出来，从钻木取火到微芯片，钻研历史，绘制人类进步的里程碑的图谱，仿佛自己是造物主，然后不断地审视自身，反思人类这一物种。继而，我们会再试图理解这一切。

克尔凯郭尔曾提出“生活在前，理解在后”的观点。这大概是说，我们之所以能记得过去，充其量是因为我们有记录，尽管它们可能并不准确。在此，我要向克尔凯郭尔提出挑战，我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快速浏览新闻就可以知道，了解历史并不能使人类避免重蹈覆辙。简而言之，即使将历史作为一份避免犯错的指南，也是不靠谱的。能够确定的只有未来，因为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于是，未来主义者出现了，本书作者埃里克·托普就是其中一员。这些未来主义者一听到莱特兄弟飞上了天空，就可以预见廉价航班、航空枢纽，甚至还会想到人类漫步月球。这些立足当下的“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不是如何通过历史规避风险，而是如何最大化地利用好未来。他们手握纸笔探索科技前沿，同包括失败者在内的先锋人物对话；他们追寻创新者、科学家、颠覆者和梦想家的足迹，聆听，观察，筛选，最终跨越不同学科，整合新知，以帮助他人更好地理解。就像本书将向大家展示的一样，未来主义者是一群极具智慧与创造力的人。阅读本书，需要左右脑并用，因为书中的内容发人深省，会带给我们无数灵感。

《深度医疗》是埃里克·托普写的关于医疗未来的第三本书。他在前两本书中很好地审视了当下，展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在本书中，埃里克指出，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4.0时代”，它带来的巨大变革可能会超越蒸汽机、铁路、电力、大规模生产乃至计算机的发明。工业4.0时代主要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大数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来展开。如今这场革命已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初露端倪，将来甚至可能会影响人类的自我认知。它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帮助，但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这场革命将影响每一项人类活动，医疗也不例外。事实上医疗本身正面临一场危机。在过去的40多年里，医疗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作为医生，我们却常常令患者感到失望。我们往往没能遵循有效的指导方案，而是沉迷于技术，忽视了眼前的一个个独特个体。我们了解患者的基因组，却不聆听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失望置之不理。全身皮肤因神经纤维瘤而诱发的肿块与突发性高血压密切相关，这一症状只需要医生在检查时脱下患者的外套就能发现。然而，我们经常未将注意力放在患者身上，而是盯着计算机屏幕；我们总是忽略老年患者嵌顿疝导致的呕吐症状，反而等着昂贵的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CAT）的结果，等着放射科医生告诉我们有关患者的情况。事实上，对于一些基础指标排名，如婴儿死亡率，在医疗健康领域花费巨大的国家通常落后于花费甚少的国家。埃里克在本书中非常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意义深远、充满真情的故事：他亲历了一次悲痛的医疗事件，当时他未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而这导致他的异常症状未被发现。

毋庸置疑，我们依靠技术的确能够绘制人体影像，测量和监控身体的分子结构。然而，就像人类会犯错一样，技术也会出现重大失误。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在美国大多数医院已被广泛应用的电子健康档案（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它的设计初衷是方便收费，却并未考虑医护人员的操作便利性，因此其带来的工作量常令医护人员筋疲力尽。更糟糕的是，由于电子健康档案的“入侵”，很多医生无法把精力专注在患者身上：注意力被计算机屏幕吸引，从而忽视了眼前的患者。在《患者狂想曲》（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一书中，前列腺癌晚期患者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Anatole Broyard）说了一段心酸的话：“我希望我的泌尿科医生可以换位思考，哪怕只有5分钟，全身心地关注我，哪怕只有一次，与我近距离相处，感同身受地了解我的病。毕竟，每个人的病都有所不同。”这段心酸的话写于电子健康档案全面普及之前，它表达了一位患者最基本的诉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诉求，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值得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疾病都各不相同，不能被千篇一律地对待。

话说回来，我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期待人类充分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凭借庞大数据集的处理能力和随时随地的学习能力，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将极大地提高疾病诊断和预测的准确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取代人类。这些技术将提供一些可能比以往更加精确的医疗建议，但这些建议仍需要由懂行、富有共情能力、细心的医疗团队综合考量，然后转达给前来就诊的患者。2000多年前，希波克拉底曾说过：“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那个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1981年，罗伯特·卡利夫（Robert Califf）与罗伯特·罗萨蒂（Robert Rosati）发表了一篇关于运用计算机解释运动负荷试验后风险的社论，文章中写道：“对电子化数据的正确解读与运用，还是要靠有经验的医生，其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历史数据来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讨论的是人类，而非流水线上的零件，这便是一个永恒的原则。

作为人类，我们是一个个具体的存在，我们复杂的思想孕育自同样复杂的躯体。人类的思想与躯体间的相互影响仍是不解之谜，而并不神秘的是：生病时，我们需要得到关爱与呵护。疾病，尤其是病入膏肓之时，导致我们回到婴儿状态。虽然我们想要最先进的技术、最精确的诊断和最好的治疗方案，并希望主治医生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同于希波克拉底时代，这里的“一切”包括基因组、代谢组、转录组、人工智能预测等），但我们最渴望的还是一个充满关爱、认真负责的医疗团队。我们希望医生是富有共情能力的人，而非机器；我们希望医生能花时间与我们沟通，为了确认我们身体的病灶进行细心的检查，而不是为了检查而检查；我们希望医生能了解我们的为人，倾听我们的主述，触诊我们感到疼痛的部位。正如传奇医生弗朗西斯·皮博迪（Francis Peabody）数年前所说，照护好患者的秘诀就在照护患者的过程之中。

我们希望那些照护我们的人，能听到我们的心声，理解我们的恐惧，了解我们为何而活、因何而死。

这就是我们最深切的渴望，且永远不变。

亚伯拉罕·维基斯（Abraham Verghese）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本文为美国知名心脏病学家、基因组学教授埃里克·托普的新作《深度医疗》（郑杰、朱烨琳、曾莉娟/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湛庐文化，2020年11月版）的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