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41件共221页周作人散文杂文手稿及他于1963年写就的一卷《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手稿在嘉德拍卖。42件作品中，《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从猥亵的歌谣谈起》两件流拍，《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拍出92万元的价格，是所有作品中价格最高者，其他手稿的价格从十几万到四十余万价格不等，共拍出1286.85万元人民币。
陈子善一直致力于周作人研究，今年，其历经六年搜集、整理与考订的新版《周作人集外文》上卷正式由世纪文景出版，收入周作人于1904年至1945年创作的集外文，包括散文、旧诗、新诗，以及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译文所写的题记、附记、按语等未曾收入自编文集的作品。
就这批现身嘉德的手稿，澎湃新闻采访了陈子善。
周作人这批手稿（嘉德供图）
澎湃新闻：这些手稿都是1960年代周作人寄往香港的文稿，你是否之前见过这些手稿？
陈子善：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在1990年代初就见过了这批手稿。1987年我到北京参加由鲁迅博物馆主办的周氏兄弟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我认识了罗孚先生，也就是这批手稿原来的主人。见面之后，我就想向他请教关于周作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当时在编周作人的集外文，我就跟他谈起集外文的收集整理。他当时就提到说他保存了一些周作人的手稿，在香港的家里。因为他当时人在北京，家在香港，他说将来如果他能够回到香港，那么他是可以向我提供的。
1992年，罗孚先生回到了香港，1993年我正好有机会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学术访问，我就去拜访了罗孚先生。他就说现在我已经找出来了这些手稿，可以提供给你看。所以我当时在1993年的时候就在香港见到了这一批手稿。
澎湃新闻：这些文稿中其中是否有格外有价值的和值得一说者？
陈子善：这些文稿都蛮有意思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周作人自己写的，一部分是翻译的。 他自己写的里面就谈到了日本的饮食风俗，一开始他很多是谈到吃的，谈气候的，谈传说的，比如《现今的龙》，就是谈传说的。有一些文章是非常重量级的，比如《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他这41篇当中还包含了他的作品和他的翻译，在他的作品当中，这个面也是很宽的，也充分体现周作人的写作范围是很广泛的，古今中外全部都有。你要说具体哪一部分特别重要，在我看来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
澎湃新闻：你之前是否收藏和买过周作人的作品？
陈子善：因为我编《周作人集外文》，我也喜欢周作人，包括周作人各种版本的创作或者翻译的各种版本都有收集，但我也没有收全，因为周作人的作品很丰富。他的手稿方面，我手头有两样收藏，一样是周作人一本杂文集《书房一角》的序的一个手稿，可以折叠起来的两页稿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短序，并不是很长，这是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的。
另外，他在香港有一个朋友叫鲍耀明。鲍耀明先生当时要做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周作人就给鲍先生计划翻译的三本书题写了书名，三本书都是日本文学的名著。但是鲍先生后来一本书也没有翻译完成，只留下了周作人题写的这三个书名的题词。鲍先生谈起这些他觉得蛮有意思，我说这蛮好，他说你觉得好玩就送给你，我就是这样得到了这份手稿。
这批手稿中有多篇都是谈吃的
澎湃新闻：比较有趣的是，可以发现周作人是“一鸡多吃”的，他投寄香港的著译作品，有的在内地曾经发表，是他重抄投寄，比如黄乔生先生考证的发表在1964年1月16日《新晚报》上的《古文观止》，就是以前的文章；《四库全书》一文，1949年曾以《漫谈四库全书》为题发表过；与《四库全书》同时发表的《爱啬精气》也是旧作。所以这批手稿是否缺乏一种“首次发现的”那种新奇和重要的感觉？
陈子善：这不奇怪。当时周作人是靠写作生活的，他靠稿费维持生活的。所以在内地发表的文章也可以拿到香港发表，因为香港的读者看不到内地的报纸，内地的读者也看不到香港的报纸。
另外，周作人的手稿，不管文章是否发表过，手稿本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发表过，那么手稿当然看上去好像更珍贵。但是这41篇，其中一部分当时就已经发表过，还有一部分后来也都收在书里面去了。
现在我们讲的，比如经常在拍卖会上出现的作家的手稿，没有发表过的并不是很多，有相当部分都是发表过的。但是发表过的仍然有研究价值，比如说发表的跟手稿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说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编辑把它改动了三节，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他的原稿，它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一方面可以看周作人的书法，他怎么构思的，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修改，我们看他的手稿，基本上是非常清楚的，有几篇文章的个别地方略有修改，补改一个字而已，绝大部分都是好像一气呵成的。不得不承认。他当时作为七八十岁的老人思路还是非常清晰，这很难得的。
另外，如果是已经发表的文章也需要认真地比对，以手稿为准。周作人当年的手稿，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动和变动，这就需要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做这项工作。所以说现在被拍卖的这批手稿，它本身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和鉴赏价值。
澎湃新闻：这些手稿此次拍卖可能和罗孚的后人关系比较大，因为这些手稿都是罗孚所收藏的，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周作人和罗孚的交谊吗？如黄乔生也考证，罗孚对于周作人的经济上的帮助很大。
陈子善：首先，罗孚当时是我们内地派在香港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负责人。他是中共党员，是有使命的。他在香港编《新晚报》，宣传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其次，罗孚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自己也搞创作，当时在香港他也写了很多散文杂文随笔，写得非常漂亮的。像罗孚那一代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比如鲁迅的作品、周作人的作品，所以他知道周作人。他通过曹聚仁知道周作人在北京，还在继续写作，继续搞翻译，他最初是通过曹聚仁获得周作人的稿件的，罗孚发表了周作人的文章，当然也付给周作人的稿费。这个对罗孚来讲是一个职务行为。
我后来跟罗孚先生当面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我说你对周作人生活上面的帮助很大，他说，“我这是一个职务行为，并不是我想帮助周作人就可以帮助周作人。”他付的稿费对周作人的帮助确实很大，他感到遗憾的是有一部分文章没有能够发表，不然可以支付更多的稿费来支持周作人的生活。虽然是职务行为，如果罗先生不喜欢周作人作品，就不会向周约稿和刊登周的作品，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批作品了。应该感谢罗先生。
罗孚
澎湃新闻：止庵也谈及“周作人某些方面的风格，主要体现于集外文中”，而且你研究张爱玲和周作人，都注意到了他们刊登在报刊上文章别有一种新意。你怎样看待周作人给《新晚报》投稿的这些文章？周作人是否也给很多别的报纸投稿？
陈子善：这些文章是周作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是60年代初写的，这些文章表现出了周作人的博学，他是什么题目都可以拿来写的，而且写得很有趣。这些随笔谈古说今，涉及古今中外各个方面，介绍一本书也好，谈一个民俗也好，谈一个饮食也好，都能够谈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说明他的学问很广博，也说明他到了那个年龄思维还是非常活跃的。
而且他这些文章有的还蛮长的，不是很短，1950年代初他给上海的小报写的那些文章都很短，当然当时有篇幅的限制。但给《新晚报》写的这一批文章有长有短，有的很长的，非常有意思。有的回忆录很有分量的，比如刚才讲的《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是个全稿，体现了他晚年在艺术上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准。
他当时只给跟我们内地有关系的香港报纸投稿，他不给香港其他的报纸投稿。周作人脑子很清楚的，他不随便跟你讲，如果这个杂志的背景是国民党的，他就比较小心不投稿了。 他很谨慎，而且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万一出什么事情是很严重的，所以他就是给罗孚投稿，他知道罗孚是我们这里派出去在香港的，他信任罗孚先生。
澎湃新闻：作为《周作人集外文》的编者，在编《周作人集外文》时，你用的更多的材料来自于哪里？是一些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吗？
陈子善：当然主要是利用图书馆，也利用了比如像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这样专门的收藏机构，主要还是依靠上海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如果有手稿也要充分利用手稿，所以这一次这41篇手稿出来以后，我们已经排成铅字的就可以进行校对了。没有找到手稿的就没办法校对。经过手稿校对的文章可能更符合周作人的本意，他原来是这么写的。
澎湃新闻：你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何看这种在拍卖会上偶然出现的名家手稿？
陈子善：首先我们要掌握信息，哪里在拍卖，拍卖的是什么手稿，这些手稿对哪些研究者有用。 因为对收藏者来讲，作家是个名家，他当然会考虑去收藏。但是收藏者跟研究者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收藏者只要是名家，就一定要去收藏，只要他自己判断认为这个值得收藏，他就会收藏。
而对于研究者来讲，他总有一个方向，比如周作人手稿我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们在编《周作人集外文》，我们这个工作还在进行。我和赵国忠先生，我们还在继续编，止庵先生也参与了策划。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作家的手稿出现，但不属于我所研究的范围，我就不一定去关注了。
所以说研究者关心的角度跟收藏者关心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这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手稿的出现一定会引起关注。前一阵茅盾手稿的出现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些作家手稿的出现会给我们研究者带来新的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发表过，那更有研究的价值，即便发表过了，你也可以进行比对，也有新的课题可能会产生。所以手稿为什么最近这些年广受关注，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会对研究工作提出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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