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君评《神武军容耀天威》：另一种大明

《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美]鲁大维著，杨柳青、康海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440页，79.00元

宫崎市定强调元朝和明朝之间的连续性，并且永乐帝的理想并非只想做明太祖的忠实后继者，他的榜样是元世祖忽必烈（《宮崎市定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359页）。檀上宽补充说，朱棣的父亲朱元璋其实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永乐帝》中译本，王晓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209页）。冈田英弘则完全以清朝作为大元帝国的遗产继承者，相当无视大明帝国（岡田英弘《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国へ》，藤原書店2010年版；中译本《从蒙古到大清》，陈心慧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明清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直接后继者，则是杉山正明接续前人多次重提的观点，同时，欧亚世界的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也都一起被视作蒙古世界帝国的遗产（例如最新翻译出版的《蒙古帝国及其漫长的后世》，乌兰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8-11页，“蒙古及其身后的帝国群”；台版译为《蒙古帝国及其漫长遗绪》，陈心慧译，八旗文化2019年版）。显然，问题焦点涉及明朝在内亚边疆、华夷秩序、欧亚交通等方面与元朝、清朝的前后延续抑或断裂。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关于明朝皇家“尚武”活动的新作（Martial Spectacles of the Ming Court，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中译本题为《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杨柳青、康海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或许能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全新的视野。他将帝王狩猎、骑术表演、马球竞赛、射箭比武、阅兵典礼、皇家兽苑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和设施统称为“尚武展示”（martial spectacles）。与中文学界的明清史对这些类项分别研究不同，这部作品旨在将其综合起来作为考察近代早期宫廷文化、欧亚政治传统、明朝权力争夺的途径。书中囊括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至少探究了元明清三代宫廷文化的延续而非断裂，以及大明帝国与其共时的欧亚政治体的联系而非隔绝。

这凸显出另一种大明：尚武，外向，多变，需要不断认识。明朝前两百年的皇帝，在支持尚武展示的态度和表现上各有不同，这不止是个人性格上的差异，也和王朝国力、对外关系、官员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变化息息相关。

第一个百年：雄姿勃发

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 Allsen）的《欧亚皇家狩猎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1；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马特译）阐释了欧亚皇家狩猎的惊人相似性。狩猎代表着财富、权力和声望，君王们利用狩猎之旅向敌人和盟友展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在东部欧亚，不止是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狩猎活动因其盛大而闻名于世，在商周以降的诸王朝，皇家田猎已深嵌在宫廷政治文化、典仪生活之中，明朝也不例外。文人们皆以随驾出征和田猎为荣耀。

洪武帝虽然以武力建国，但是史书没有见到关于他田猎的记载，不过他要求子孙通过狩猎磨练弓马和指挥才能。“不为游畋”的朱元璋有可能刻意彰显同蒙古统治者的区别。爱尔森就认为明初的围猎深受蒙古人的影响。

永乐帝与欧亚其他君主一样，也在征战时田猎。大明两京道上，朱棣一行不仅设置行营，还组织狩猎、检阅部队和展示域外珍禽异兽，“道途所经山河之胜，行宫连营千乘万骑之壮”也被官员写入诗中。永乐身旁站立着不少发挥核心作用的蒙古人，他们担任皇帝的翻译、使臣、将军，还组成了骑兵部队，对永乐帝的统治影响深远。朱棣的足迹更是深入草原，牧马元中都（今河北张北）。在田猎上，他的作为与其说是中原传统的，毋宁说是和后蒙古帝国时代崛起的帝王如出一辙。他在狩猎时与帖木儿帝国使臣的互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永乐帝将田猎的各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十分享受狩猎的乐趣。

宣德帝朱瞻基相对强调文治，但也是一个狂热的“猎手”。1428年秋的一天，在紫禁城奉天门，他向公侯勋贵和多位指挥使发出诏令：“朕将因田猎，亲历诸关，警饬兵备。卿等整齐士马以俟。”田猎和边防被联系在一起，甚至边界也模糊了。在回京途中的喜峰口，他亲自射杀了一只猛虎，后来还将战役所获驼马牛羊等向民众展示，连得知消息的朝鲜世宗大王也立即遣使祝贺。特别是他在位最后一年，巡视北边，过居庸关，驻跸岔道，就地田猎，召见蒙古内附部落，视察洗马岭，这一切再次昭示了田猎、皇权、明廷与草原人群的交流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宣德以后开拓进取精神的帝王和显著尚武气质的王朝逐渐让位给文人官僚集团。即便如此，幼年登基的正统帝，在亲征后竟贸然亲率大军应战瓦剌，虽然兵败被囚禁漠北一年之久，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他并不缺乏勇武之气的表现。虽然没有记载说正统登基以后曾亲临永乐帝始建的南海子，但他很早就在拜谒皇陵时检阅军队并进行狩猎。他在蒙古羁留时期，广泛接触蒙古狩猎文化，这使他复辟之后愿意定期驾幸南海子，还曾前往城南猎苑十余次，这也有凸显自己是热衷狩猎的永乐、宣德两位帝王的正统继承者的意味。他还申斥藩国朝鲜没有进贡海东青，而此禽正是狩猎专用。

成化帝、弘治帝对田猎兴致索然。成化帝下令不许进贡马匹、花木、鸟兽等，并且戏剧性的是他同样申斥了朝鲜，不过内容恰好相反，是不许他们再进贡海东青。然而，在禁令之下，朝鲜籍宦官姜玉公然在出使母国时大肆勒令朝鲜君臣进献鹰犬，李朝君臣谁都不敢开罪，乖乖贡献土产。田猎与家族传统、宫廷礼仪、帝王身份显然丝丝相连。除了皇家，藩王、北境将领也都喜爱狩猎，明蒙交叉地带时而出现的越界田猎显然是一种边界共享而非对峙隔绝，实际上使得文人们试图将狩猎作为区分农牧、华夷的努力没能成功。

明朝前期除了皇家狩猎之外，在马球竞技、弓马骑射方面也保持着同样的尚武精神。永乐时期高级将领的马球技术高超，京中权贵也积极参加射艺比武。射艺现场气氛隆重热烈，《明太宗实录》载，在1413年的端午庆典上，皇太孙（未来的宣德帝）和永乐帝还曾即兴对联：

上大喜……因曰：“今日华夷之人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赐马、锦绮、罗纱及蕃国布。

从“大喜”到“喜甚”，历史编纂者迅即捕捉到皇帝溢于言表的重视武功。这一盛典的观众不止是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还包括藩邦使臣。朝鲜因听闻皇帝组建百万大军征伐北元的消息而忧心忡忡：大明是否会征用养在济州岛上的马匹？朝鲜是否要为大明对日本的远征军组建舰队？是否需要巩固同女真部落的关系以避免大明征讨元、日期间袭扰朝鲜？因此，永乐帝这场尚武活动就是要展示帝国的实力、皇权的稳固、军队的战力、皇帝的富有，他显然希望外邦使者能将大明声威传播至各国。同时，永乐内廷马球活动既有唐宋的渊源，而且可能直接借鉴了蒙古人在大都宫廷的传统。鲁大维因此驳斥了刘子健提出的唐以后马球边缘化的论断（刘子健：《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陈高华《宋元和明初的马球》（《历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已有所驳论），其论点或许与文人的大量诗歌呈现有关。

明朝最初五十年几乎每位皇帝都会在皇城校场、京郊以及离京出征途中检阅将士的骑射水准，“羽书飞召四方兵，百万貔貅集帝城”，这种特殊的骑射形式通常与辽金元宫中的做法类似。永乐、宣德还在边地的草原上举行大阅兵。1436年，九岁的正统帝曾现场观看武将们展示骑射本领。他复辟之后，弓马骑射更是明显得以复兴。一个标志性的地点或许是紫禁城正西的西苑，忽必烈重新在金代旧址上扩建，朱棣再次予以修缮，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北海公园和中南海。明代历代君王都曾在西苑举行马球竞技、弓马骑射、军事检阅等戎事活动，兽苑和校场位于西苑北部。当然，天马行空的正德帝则在紫禁城外另建豹房、射苑，无拘束地召见武将、藏人、中亚人、蒙古人和别的不能随意接近天子的人。不过，明朝中期诸多士人对这些尚武活动的态度戏剧性地由欢迎转为抗拒。

第二个百年：兴味渐淡

正德帝对田猎、射艺、阅兵的热情，开始被文人集团视为荒唐，他与父祖两代迥然有别。正德被描述为受到太监们的迎合和误导，规劝他放弃这些轻佻行径的谏书不断呈递上来。然而，他依旧我行我素。1517年几乎半年都驻跸北境，翌年甫一完成对鞑靼的战争，他便回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天，并巡幸南海子，并在国宴上赏赐群臣所猎获的獐鹿。1519年，借着平定宁王叛乱的机会，皇帝又巡游江南，少不了如扬州城外打猎这样的安排。连朝鲜使臣都觉得“皇帝巡游无度，荒乱酒色”，实际上，他的田猎是帝国的一次尚武展示和外交活动：“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剌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扈从。或习其言语，或观其技艺。”（分见《李朝实录》中宗十四年四月、十五年十二月）正德没有赢得文士的支持，因而被污名化，但不可忽视的是，巡狩实则自上古以来便非常重要。正统帝不禁令人联想到隋炀帝。

嘉靖帝入继大统是在堂兄正德帝无嗣早逝这一多少有些偶然的条件下完成的。正是这位旁支的堂弟主导了对“先帝”的否定，而这正是巩固权力的基石。譬如，豹房历年蓄积的被充公送到太仓，以供养官军。正德帝戎事兴趣的两处主要象征性建筑宣府行殿和作为大将军的府邸也被拆除。更重要的是，“一种没有言明的、长期存在的将狩猎等同于游牧及“他者”的观念，在历史记载中越来越清晰”。嘉靖对弓马都没有兴趣，禁止进献禽兽，放归回回妇女，禁止吐鲁番、撒马尔罕、哈密等地使臣在北京逾期逗留，将二十几位西藏僧人充军，等等。嘉靖帝通过大阅礼和大射礼而非巡狩和马球来展示他作为军队指挥者，而且皇帝和大臣们相信这会增强王朝威严、震慑草原上的蒙古人。

在隆庆帝对大阅礼的恢复中，张居正巧妙地迎合了皇帝在军务上的兴致，从而排斥了对此予以阻拦的内阁首辅徐阶。1569年，兵部、礼部精心安排了这次规模浩大、花费巨资的大阅礼，数万将士参加检阅，然而明实录对此记录出奇地简洁，丝毫没有评述作为大元帅的皇帝。据其他史料，阅礼中的尚武展示不无浮夸之处：为了不让高到无法竖着通过城门的军旗不倒下，城楼上为此修建了一座造价高昂的桥，由此用来犒赏操演的钱都不够了。

明朝第二个百年的尚武活动虽然仍在持续，但总体上从皇帝到大臣、文士们的态度都在发生转变，不可避免地显著衰落。兽苑炫耀远方朝贡的珍稀物种，猎苑夸示天子富有四海，在这两方面也比之前冷淡。但作者不主张将第一个百年的军事精神和第二个百年的去军事化对立和夸大，他强调了一种中央层面一以贯之但各有侧重的尚武展示传统。

另一种大明王朝

全书通过丰富的事例和广泛的征引，力图从尚武展示活动的角度剖析明朝政治权力。在鲁大维笔下，皇家狩猎、马球比赛、弓马骑射、部队检阅表明皇帝对人、兽的控制，强调天子和军队、高级将领、京营士卒等精锐的联系，展现皇帝作为官员能力裁定者的角色，向所有人昭示军事力量仍是王朝权力的中心支柱。而对域外异兽的接受、对皇家猎苑的维持，又展现了皇帝对遥远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天子在海内外的独特地位。整体上，尚武展示活动盛大威严，意在震慑帝国内外的一切潜在竞争者。文士们的颂扬或批评，固然反映出文人群体对皇帝作为的态度，但是更重要的是高级官员们利用这些建立与皇帝的关系。在我看来，尚武活动成为明朝政治史的一个特殊视域。

如果纵向从中国古代、横向从欧亚再观察明朝尚武活动，图景就更加有趣，显现出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大明来。

从晚明历史来看，明朝培养起来一种长久的尚武精魂，这一传统在晚明的万历皇帝身上曾得以复苏。他在紫禁城中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也对边疆军务有浓厚兴趣，樊树志视之为万历对约束他的阁臣和太后的逃离和成为一位真正的大明皇帝的努力（《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鲁大维并未论及万历的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实则更是明朝在国际秩序影响深远的一次战争。既然狩猎、马球、骑射、阅兵是尚武展示，那么诉诸武力、以暴制暴的抗倭援朝战争就更是大明实力的实际呈现和检验。崇祯皇帝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未毕缺乏尚武精神。

从辽金元明清历史脉络来看，明廷尚武要素中的射柳、骑术、马球等是从契丹、女真、蒙古的众多活动中选择吸收而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史学者们强调清帝国的幅员辽阔、族群众多、意识形态多元并包等，特别是清朝的大阅礼，“巧妙地将内亚传统元素嫁接到中原的传统军礼上”（Joanna Waley-Cohen, “Military Ritual and Qing Empire”）。鲁大维针对明清大阅礼的诸多相似之处，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发的问题：清廷大阅礼是否遵循了明朝的先例？明清是否同此前的辽金元一样，不仅沿袭中原传统，还吸纳突厥、蒙古等风俗？正如斯加夫（Jonathan Skaff）业已指出的，唐朝军人的中亚军事传统远比文献记录的要浓厚（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那么明清是否也类似地吸收了敌对政权的习惯和传统？是否就像爱尔森确立的欧亚皇家狩猎的标准和行为模式一样，可以认为东部欧亚存在一种尚武展示传统？这些疑问令人激动不已，因为它重新将我们熟悉的历史陌生化，答案正等待着“让我们一起追寻”，而这一过程显然要更加充满趣味。

从欧亚历史来看，明朝的尚武活动绝非孤立独创。从哈拉和林到阿塞拜疆，再到大都的蒙古宫廷，宾客云集，欧亚各地最好的摔跤手、弓箭手、骑手、歌手、舞者、演员、乐师也萃聚一堂，而且蒙古人既邀请来访使节参与狩猎和马球竞赛，蒙古出访各国的使节也会参与对方的尚武展示。明廷的尚武展示同样是皇室和贵宾的娱乐盛会。而对地位的关注，与君王直接的联络，财富炫耀，诗文和图像的描绘，是欧亚多数尚武展示的共有元素。大明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在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疆域空间虽极为不同，但是尚武展示活动有一些相通的内容。奥斯曼托普卡帕宫外花园有一处兽苑，苏莱曼大帝、穆罕默德二世也像大明皇帝一样，在宫苑里狩猎、驯兽、打马球。莫卧儿皇宫也开设大型猎苑、皇家马厩，举行马球比赛，皇帝还赐地给驯鹰人和猎手。阿克巴大帝据说有上千只猎豹和众多大象。据说莫卧儿的君主一生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营帐中度过，他们不是在巡幸，就是在狩猎或作战（Jos Gommans, Mughal Warfare: Indian Frontiers and High Roads to Empire, 1500-1700, Routlege, 2002）。

最后，鲁大维提及大明帝国、俄罗斯帝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欧亚宫廷受到的蒙古帝国影响与其尚武展示活动共性之间的联系，并对这种联系长期受到学界的忽视表示惊讶。学界惯于单纯将明朝放到中原王朝的历史谱系中理解，而传统的历史编纂、文人书写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又加剧了这种有意无意的忽视。作者认为，无论就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还是同时期的欧亚其他宫廷而言，抑或与作为“常规帝国”（normal empire）的清朝相比，明末尚武展示活动的衰落是一种历史的反常，他在结尾处说：“现在到了让明朝也恢复其在欧亚历史中的地位的时候了。”

历史自身的丰富多元和错综复杂，或许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来源：换一种角度，对史料的新发现，提出全新的问题，就能看到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图景，历史学人和历史品评者之间也因历史人物、历史过往而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