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9日－20日，“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召开，共有43位国内外学者以线上及线下的方式做了学术报告，主要议题涉及“‘黑石号’出水文物及相关研究”“唐宋时期贸易瓷”“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等问题，兹将精彩内容简述如下。
此次研讨会是配合“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的学术活动之一，“黑石号”出水文物及相关研究是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共有17名学者进行了发言，内容涉及唐朝对外交往、技术交流、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
上海博物馆陈克伦在《探秘“黑石号”》的发言中，介绍了其在新西兰与德国参观“黑石号”出水文物库房所见相关遗物的最初出水情况，揭示了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细节信息。
上海博物馆陈克伦
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发言题为《黑石号出水陶瓷器再认识》，他指出唐青花是一种主要用于外销的物品，其与西亚9世纪出土白地蓝彩器虽然外观相似，但在产品质地和化学元素方面具有差异；长沙窑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分两条销售线路，销往江淮和广东地区，并且外销为主，内销为辅，是国家大宗外销商品的主流；白釉绿彩“进奉”款盘与“盈”字款碗属邢窑烧造。
上海博物馆陆明华
北京大学荣新江在《从贞元到宝历：杂谈杨良瑶出使与“黑石号”帆船》的发言中，以《杨良瑶神道碑铭》为例，复原了杨良瑶作为国使从广州经西洋到巴格达出使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的史实，这一事件确定了广州在海外交往中的政治和贸易地位，推动了唐朝与阿拉伯、波斯地区的贸易往来。
北京大学荣新江
深圳博物馆郭学雷以《透视“黑石号”——唐与大食间的陶瓷技术交流及深远影响》为题，通过对比伊斯兰白色锡釉陶与唐朝白瓷、伊斯兰三彩与巩义窑三彩、大食浅黄釉釉陶与长沙窑、巴士拉青花与巩义窑青花，认为在9世纪初“黑石号”一类贸易船将大量瓷器运往大食帝国，引发了两国大规模的陶瓷技术交流。
深圳博物馆郭学雷
上海博物馆彭涛就《“黑石号”出水陶瓷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了发言，通过对扬州出土青釉大罐、唐代市舶使制度的研究，认为“黑石号”在扬州一次性装货离港的可能性最大。
上海博物馆彭涛
此外，关于在唐青花和白釉绿彩器物上多次出现的菱形花叶纹，学界几乎都认为是源自西亚阿拉伯地区而非中国的传统纹样。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9世纪，并不早于唐青花的生产年代。而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即开始使用菱形图案，之后不断延续，敦煌莫高窟的藻井、壁画上就非常多见。
唐·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尤其重要的是，在黑石号出水的一件唐青花盘上的纹饰，是由两个菱形压角相叠后再于角部绘花叶纹，这是一种比单个菱形纹饰更加复杂，也更有设计感的构图。而这种纹饰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方胜纹，一直到现代还在使用。由此可见唐青花纹饰较西亚地区白地蓝彩陶器上的纹饰更为复杂，因此西亚白地蓝彩陶器模仿唐青花的可能性较大。
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森达也在《“黑石号”沉船与波斯湾出土中国陶瓷》的发言中，介绍了波斯湾北岸尸罗夫、马夫班、萨马兰遗址出土的9世纪中国陶瓷，并将其与“黑石号”沉船和扬州城出土的陶瓷进行比较，认为“黑石号”出发港为扬州、目的港为尸罗夫的可能性较大。
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双系壶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玉秀以《“黑石号”——伊斯兰教禁止像生纹饰的思考》为题进行了发言，认为“黑石号”装载的一批带有人物、动物等像生装饰的陶瓷器及金银器与伊斯兰宗教禁止崇拜偶像、禁止把一切生灵制造出来崇拜的教义并不相悖，伊斯兰教在非宗教范畴并未严禁使用像生纹饰装饰。
香港海事博物馆陈丽碧在题为《再探唐代贵金属的跨文化交流：以黑石号及东南亚沉船的金银器窥探中世纪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发言中，以黑石号及印坦沉船等其它东南亚沉船出水贵金属文物为焦点，探讨唐王朝不同地区作坊所生产金银器的区域性、金银器作坊背后的皇室背景、贵金属产品的外销贸易及其所反映的全球贸易网络。
唐·伎乐纹八棱金杯 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陈华莎就《黑石号西亚元素的探究》进行了发言，认为“黑石号”沉船出水唐青花及白釉绿彩器所饰菱形纹与伊斯兰教中的先知屋或天房有关。白釉绿彩器的出现与伊斯兰教以绿色为尊、认为绿色是神圣的颜色的教义有关。白釉绿彩吸杯可能与西亚地区早至公元前13世纪赫梯帝国时期即已开始使用的吸杯具有联系。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发言题目为《“黑石号”沉船上的绿釉胡瓶塔式罐及其产地》，他通过隋唐时期所见胡瓶的类型学研究，指出黑石号出水的胡瓶塔式罐在晚唐才开始出现于河北，是河北北部粟特人将汉文化与胡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产地可能在泽州、邢窑。河北地区晚唐出现的大量绿釉产品反映了胡汉文化结合背景下这一地区窑业发展的新动向。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任志录
深圳望野博物馆阎焰在题为《“黑石号”沉船所出白地绿彩窑器的产地及其他》的发言中认为，“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白釉绿彩及绿釉器主要产自泽潞地区，黑石号装船封仓离开中土的时间应在大和二年（828）五月之后的冬月，珠江口外南海东北季风起时。部分船货在东都洛阳城内汇聚，沿水路运至扬州中转，在此装船，然后经泉州抵广州，在此最后封装，目的港是尸罗夫。
复旦大学刘朝晖就《唐青花研究的再思考》进行了发言，他从装饰传统、纹样流行的普遍性角度出发，推测唐青花等陶瓷器和其它唐代工艺上的“菱形+花叶纹”组合纹样很可能是来源于伊斯兰艺术。唐青花出现与河南地区窑场生产的白釉酱、褐彩等釉下彩瓷具有密切关系。
景德镇陶瓷大学曹建文、郝喜文以《唐代青花瓷器产生的历史原因研究》为题，对唐青花概念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广义上的唐青花包括青花陶和青花瓷、釉中（釉上）与釉下青花。狭义上的“青花”特指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的青花瓷器。唐青花的产生由技术基础、社会基础、器物基础三方面共同促成。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伟东在《唐青花的原料及工艺基础》的发言中，通过对白河窑和黄冶窑出土唐青花瓷片的科学检测，认为这些标本是胎体烧结程度高、用钴料在生坯上绘制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的青花瓷。巩义窑出土的白釉蓝彩器是先高温素烧、后施铅釉低温二次烧成的。唐青花诞生于中晚唐时期，经历了唐三彩—白釉蓝彩—唐青花三个阶段。
湖南省博物馆方昭远就《“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包括大量的外销型产品以及经过选择的少量通用型产品，其中书写于长沙窑瓷器上的阿拉伯文应是最古老的阿拉伯书法体——库法体。进而以白釉绿彩、褐绿彩联珠纹、绘画技法为切入点，分析了长沙窑发展的阶段性。
湖南师范大学李建毛以《长沙窑“大中三年”扑满考》为题，对湖南省博物馆的这件藏品从定名、年代、铭文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该器物弥补了长沙窑扑满纪年瓷缺环，体现了道林寺对募资者的监管制度，其背后更反映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政治格局下，各地区对朝廷政令执行的差异。
湖南师范大学李建毛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兴国在题为《长沙窑彩瓷工艺有关问题的讨论》的发言中综合长沙窑褐绿精细彩瓷、诗文瓷、露底褐彩瓷、褐绿斑点瓷等类型彩瓷的科技检测结果与有关学者的论述，认为高温釉上彩瓷是长沙窑彩瓷的主流工艺。
沉船、港口与贸易品，是考古学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本次会议共有12名学者围绕近年来国内所见有关海丝考古遗存新发现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发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勇以《经验之精髓、智慧之灵光——从南海Ⅰ号发掘看中国古船装载特点及作用》为题，指出“南海I号”货物装载中铁器在上、瓷器在下的装载方式可以降低船体摇摆频率，达到降低船货货损率的目的。这种降低货损率的装载方式是以牺牲船舶的稳定为前提，这也可能是造成船舶沉没的原因之一。
北京大学崔剑锋就《碳十四测年应用于沉船年代研究——“南海I号”和菏泽沉船精确年代测定》进行了发言，以“菏泽沉船”为例，通过对船帮、碳化稻米、香炉灰进行碳十四取样分析，结合树轮校正及贝叶斯校正法，修正了过去认为沉船年代为元代的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在《“南海Ⅰ号”研究中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相互补证》的发言中，以文献中对海船大小的记载为例，强调了研究者在引用相关历史文献时，需结合史料来源、生成方式、书写目的等方面对史料相关记载进行细致甄别。
扬州博物馆束家平发言题目为《前店后坊 兴衰与共——论长沙窑与扬州的关系》，他梳理了扬州城内出土长沙窑瓷器，认为长沙窑是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贸易瓷，长沙窑依靠扬州城的兴盛而达到生产销售的高峰，也随着扬州城的衰败而衰落，并以“前店后坊”概括两者的关系。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
扬州博物馆徐仁雨就《异彩纷呈——谈扬州出土唐代外销瓷》进行了发言，介绍了扬州城内出土的各窑口瓷器，将之与“黑石号”出水瓷器比较研究，他认为“黑石号”的始发港即为扬州。扬州外销瓷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文昌阁一带，此区域很可能就是胡商的贸易聚集点，即文献中的“胡店”区。
复旦大学翁倩、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杨金东在《3-9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窑业面貌管窥——以余杭李家塘遗址出土瓷器为中心》发言中，介绍了余杭李家塘遗址出土六朝至隋唐时期瓷器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李家塘遗址中出土瓷器贸易运输路线的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安益就《广西宋代博易场与陶瓷贸易》进行了发言，介绍了田东百银城、潭蓬运河、西坑古运河、皇城坳、洲尾五个宋代博易场遗址的考古成果，丰富了人们对横山寨博易场与钦州博易场的认识，为研究宋代西南诸国及安南与南宋瓷器贸易路线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
唐·青釉褐绿彩帆船纹执壶 上海博物馆藏
复旦大学余欣在《海洋文明与丝绸之路视野下的车渠》的发言中，梳理了历史文献中有关车渠的文献记载，结合考古相关发现，勾勒出其自西域与海上丝绸之路舶来的路线，进而以宁波天封塔出土的车渠为例，阐明了车渠随着佛教七宝观念的传播所被赋予的宗教供养具和庄严具色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禚振西就《从郏县临沣寨路线看耀州窑海丝外销瓷在河南地区的水路通道与耀州窑系的形成》进行了发言，指出清代朱氏兄弟所使用的从豫西汝河经洪河入淮河至扬州的运盐路线，是耀州窑瓷器除洛水—黄河—板渚—大运河—扬州这一运输路线外另一条通往扬州的重要水路运输线，两条运输线的畅通对于耀州窑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宋代耀州窑由陕西内陆运往海上丝绸之路外销港口的重要国内路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禚振西
复旦大学唐启迪、郑建明以《从上林湖越窑考古的新进展再谈黑石号年代问题》为题，介绍了荷花芯、后司岙、张家地等窑址考古发现，建立了唐代越窑详细的编年序列。通过窑址出土遗物与“黑石号”出水越窑瓷器比对研究，他们认为其时代为中唐时期。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羊泽林以《2020年德化尾林窑考古发掘收获及几个问题的思考》为题发言，尾林窑考古发掘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德化窑从宋元时期龙窑至明清时期横室阶级窑的演变过程；作坊区的发掘填补了德化窑在瓷土加工、制瓷工序上的缺环。国内外沉船、遗址发现的同类产品，显示出德化窑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碗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释文：“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停。”
江西省考古研究院肖发标在《赣州七里镇窑瓷器的外销》的发言中，介绍了七里镇瓷业史及晚唐至元代七里镇窑出土的各类瓷器，其中有一批刻划阿拉伯数字的瓷器标本，他认为宋代七里镇窑的青白瓷已出口到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结合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他指出赣州是连接赣江水系与大庾岭道的枢纽，七里镇窑产品运往广州，参与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中。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的重要航路，本次会议共有14名学者根据中国以外区域发现的相关遗存，围绕贸易内容、贸易模式、贸易港口、贸易网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秦大树就《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滥觞——从唐三彩到白釉绿彩》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指出中国大规模海上贸易是从8世纪后半叶开始，主要外销陶瓷器是巩义窑产品。进而他以黄冶窑分期成果为依据，对朝鲜半岛、日本、西印度洋地区出土的唐三彩及白釉绿彩器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唐三彩外销的时间和路线。结合《贝伊哈奇史》《塔巴里历史》文献记载，他认为尼沙布尔及越南巴地市沉船所发现的巩义窑陶瓷器，反映了早期大规模外销贸易从陆路向海陆的转变。最后，他还指出从以巩义窑为主要输出产品到以长沙窑为主要输出产品的变化，体现了从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贸易模式的嬗变。
北京大学秦大树
北京大学丁雨以《南宋至元代中国青白瓷外销管窥》为题发言，他对环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各遗址、沉船所发现的青白瓷进行了数量统计分析，将青白瓷外销分为三个阶段：12世纪早中期以青白瓷等南方白瓷居于主流地位、14世纪早中期以青白瓷衰落、龙泉窑青瓷占据较明显优势、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产品情况尚不明朗。
牛津大学李宝平发言题为《海上丝路交流中的中国陶瓷储物罐——以“黑石号”发现为重点》，他以中国广东、福建生产的陶瓷罐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窑址、港口、沉船、海外遗址发现及传世的这类陶瓷罐，深入讨论了其涉及到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消费过程。他认为黑石号出水的青釉大罐，与宋元时期所生产的外销品不同，属商品包装范畴。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
复旦大学周雪妍、沈岳明在《宋元明时期龙泉青瓷的东洋航路》的发言中，介绍了龙泉窑青瓷在日本的流布概况，进而探讨了龙泉窑青瓷的对日贸易路线，他们指出温州港在宋元时期是龙泉青瓷主要的对日发舶港口。他们认为中日贸易路线对龙泉瓷窑业格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洋文库金泽阳在题为《日本西南诸岛海域的初期贸易陶瓷与交换商品》的发言中，介绍了日本仓木崎水下遗址出水的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初龙泉窑生产的划花青瓷碗、碟以及福建窑口瓷器。他提出在研究陶瓷贸易时还应关注与瓷器形成交换关系的贸易商品，在日本西南诸岛海域，最有可能与陶瓷形成贸易交换的应是在东亚地区仅存于这一海域的特产——夜光贝，其在唐代被用于漆器及铜镜的螺钿装饰。
庆北大学朴天秀发言题目为《唐宋时期韩半岛海上丝绸之路——以伊斯兰玻璃为中心》，他梳理了“黑石号”沉船、井里汶沉船、印坦沉船、越南占婆港遗址、中国扶风法门寺地宫、广州南汉康陵、南京大报恩寺、韩国庆州雁鸭池、庆州四天王寺、陕川白岩里寺、延白郡黄海道北朝鲜寺庙址、日本福冈太宰府、鸿胪馆、正仓院等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进而对唐宋时期东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贸易内容、贸易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故宫博物院项坤鹏在《管窥9‐10世纪我国陶瓷贸易的域外中转港现象——以东南亚地区为焦点》发言中，通过分析“黑石号”、印坦和井里汶三条沉船出水遗物的不同构成，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认为9世纪中期在东南亚可能并不存在中转港。黄巢攻掠广州之后，中转港得以逐渐形成，其位置大致位于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州一带，即文献记载中的箇罗国。
上海博物馆陈洁在题为《8-9世纪沉船出水陶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发言中，介绍了泰国湾北部龙仔厝府Phanom Surin沉船、越南广义省平山县珠新号沉船、越南巴地市沉船资料，并对沉船出水的带有阿拉伯文、南婆罗米文或汉字墨书的陶瓷容器、广东青釉大罐、印有巴列维语铭文的鱼雷罐、象牙等遗物进行研究，探讨这些遗物背后所反映的东南亚贸易港口、贸易模式、贸易网络等问题。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斯蒂芬·墨菲就《东南亚海岸的外国商品：7‐10世纪马六甲海峡和爪哇海的贸易与交流》进行了发言，他认为这一地区港口城市、遗址出土的遗物与“黑石号”或井里汶沉船出水遗物十分相似，据此判断这些沉船上的货物与在印度洋和南海之间航道上航行的其它船只上的部分货物一样，是以东南亚沿海为目的地的。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翁彦俊以《从顾塔收藏看10-14世纪中国外销瓷在菲律宾群岛的分布演变及启示》为题进行了发言，通过对顾塔收藏的出土于菲律宾群岛的10-14世纪中国陶瓷器的年代和产地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菲律宾群岛在中国外销瓷贸易中的地位、规模结构以及岛屿变迁等问题。
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田中克子就《越南中部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与贸易瓷浅析》进行了发言，介绍了越南“珠新号（Chau Tan）”沉船资料。该船用于存放贸易商品或给养的广东青釉大罐与盆占遗物中的大多数，其中部分器物底部有印度系、阿拉伯系文字的墨书，部分释读出的印度系文字“ambarak”与伊朗波斯湾附近现有地名相同，是与瓷器消费市场、海商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重要材料。
北京大学刘未就《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以斯里兰卡阿莱皮蒂遗址为中心》进行了发言，从斯里兰卡阿莱皮蒂遗址往年出土的瓷器入手，结合近年景德镇南河流域窑址调查收获，将阿莱皮蒂遗址所出景德镇窑产品的年代精确地推定在北宋中期晚段。进而以阿莱皮蒂遗址所见贸易陶瓷为线索，将国内和海外遗址两类考古材料串联起来，通过细化编年，对北宋陶瓷生产格局和陶瓷外销情况分时段进行共时性考察。
上海博物馆朱逸冰发言题目为《阿莱皮蒂遗址——陶瓷器的无损荧光成分分析》，她以上海博物馆合作发掘出土的阿莱皮蒂遗址陶瓷器为样本，采用无损荧光成分半定量分析方法，测试了样品胎、釉表面的元素组成，分析其元素特征，并将之与已知窑口瓷器特征数据相比对，对陶瓷器产地作出判断。
出光美术馆德留大辅、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村上夏季在《关于出光美术馆收藏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唐宋时期中国瓷器的几个问题》发言中，将这批收藏进行了年代与窑口研究，并与同时期日本发现的中国外销瓷比较，他们认为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瓷器质量更高，销往这一地区的龙泉窑青瓷在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达到了其质量的高峰。
“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览现场
最后，陆明华为此次学术研讨会做了学术总结，他指出与会代表们从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角度对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促进了相关内容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规划了方向，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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