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的使用不再仅仅是一项技术，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9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1%。《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6月我国9.04亿网民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10.3%。近期，舆论不断爆料多起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的各种窘境，他们被认为是数字化时代的“弱势群体”。争议之余，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2020年底前要“集中力量推动各项传统服务兜底保障到位，抓紧出台实施一批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最迫切问题的有效措施”。当大到国家社会发展、城市治理，小到诸如购物、公交出行、看病等等生活日常都逐渐被“数字化”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正面临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迎面撞上了“数字化”这个“年轻”的社会激变，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一、“数字化鸿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数字化鸿沟”是伴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为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治理所极大依赖而产生的一个名词。和其他社会资源一样，互联网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和资源，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被每个人均等（公平）的占有和获得，这种不公平也加大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取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让不同的人群都拥有有效使用互联网的机会，成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过去，由于互联网主要被运用于科技、生产、教育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主要人群将互联网运用视为一种技术和能力的掌握，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这其中的差异视为个人技术掌握的能力问题。而当互联网与“贫穷”相联系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技术扶贫”实现“村村通网”，让贫穷地区的人们和孩子通过物理实现与技术嫁接来弥补这道“互联网鸿沟”。
但当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到生活细节，我们发现，看似进步的数字化现象，隐藏着一些“荒谬”的现象——比如，一些小区为了实现数字化，将原来方便的刷卡进门改成人脸识别，导致下雨天老人接送孩子回小区不得不脱下雨帽，擦干脸才能顺利进入；疫情期间老人因为没有微信无法使用“健康码”而被拒绝乘坐公交车；前不久报道的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等等。诸多这类事件让我们不由思考：数字化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数字化为人服务，还是人为数字化服务？——当一项新技术开始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恐怕不仅仅要提醒大家提高技能学习，而是要更多思考如何回归“技术为人服务”的初心。尤其是当今天“数字化”已经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趋势的时候，要帮助那些被数字化鸿沟困住的人们，就不仅仅是解决技术的问题了。
二、“数字化”，对老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讨论老人在“数字化”时代中面临的困境时，人们往往更多强调老年人机体的全面退化导致他们难以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全面变革。笔者通过与20多位老人开展的较长时间的访谈交流和观察，发现这未必是全部事实。在很多对智能化、数字化面露怯色的老人而言，他们对我们所体会的“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进步，并没有那么真切的感受。
1、老人的“学习困难”并非都是因为机体退化
所谓的“退化”是一个对比过程，对比生命历程中的青壮年阶段，老年人的机体是退化的。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和孩子，甚至幼儿比较，老年人和孩子同样表现为机体能力不足，但往往孩子能很快很好的适应数字化产品，老人学起来却很慢，是因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下降吗？恐怕也不能简单的这么认为。我们发现，很多退休以后的老年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全新生活，过去年轻时不会唱歌跳舞的，参加合唱队到各地演出，广场舞越跳越好；过去完全没有艺术细胞的，学会了乐器、绘画、摄影等等；过去不会做家务的，成了带孩子、做饭、买菜的一把好手……这些都可以证明，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机体表现并不“差”，对他们在数字化学习中显得比较迟缓的现象，我们应该做出别的理解。
很多老人对手机、互联网应用的学习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尽管可能遭遇了多次的失败，很多老人依然抱有强烈的执着。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他们的学习方法未必是适用的，在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固着。比如，很多老人在一开始学习触屏手机的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点触”这个动作，在学习APP的打开中，很多老人更适应直白的“开”、“关”这样的文字显示，而对我们以为更形象的图像表达符号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比如，他们寻找“设置”按钮的时候不会根据“齿轮”这个符号来进行联想，寻找“联系人”的时候更习惯用“电话簿”这样的文字显示，而对头像符号表示不太理解）。我们观察后发现，这些难以改变的行为和思考、理解模式，事实上是他们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训练所致。
几十年的农业和工业社会生活经验让他们学会了灵巧的运用双手使用工具。在今天很多老年人的生命历程里，和农具、机器、纸笔打交道是驾轻就熟的。我们看到很多对手机使用一片茫然的老人，拿起螺丝刀、锄头、针线、锅铲的时候双手呈现出的灵巧和创造力也同样让今天只会坐在电脑打字的我们叹为观止佩服不已。在他们的理解和反应模式里，人对工具的使用是一种通过力的传递来实现的物理过程，并由此养成一套基于力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行为判断模式。这种实体工具使用的经验和习惯与这代老年人的生命经验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大脑和手指皮肤这两种人类及其复杂的器官之间的默契配合，是这代中国老人对世界的充分认知、探索和体验。而数字化的学习，对他们以往的这类经验是一种挑战，触屏的使用对手指发生和感知力量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低，电脑给出反应的机制不是力，而是信息。人首先需要用眼睛去判断APP（每个APP的触感都是一样的、平面的）的意义，再用手指给予一个轻微发力的指令。从大脑对这一运用过程的理解，到手的使用、皮肤的触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在孩子身上是不存在的，但老人身上，是颠覆性的改变。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反复多次的训练来重新建构新的工具使用逻辑。与其说，这种艰难的改变是机能退化和行为固着的表现，不如说，老人在学习之初表现出来的适应和“笨拙”，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生命经验与工具变革之间的张力，是对他们作为农业和工业时代劳动者最后的坚持。
2、对数字化的追赶，不仅是适应，更意味着尊严
生活全面“数字化”不仅意味着技术革命，更意味着过去甚至不久前的习惯、方式乃至价值伦理都在飞速改变。从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交流和对话，到以物为中介的交流，到人机对话，“数字化”承载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等一系列进步主义价值观。因此，对跟不上的来说产生了新的“落后焦虑”——“如果跟不上，就意味着被淘汰”。——对老人来说，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在今天崭新的生活方式面前变得陡然无用，随之丧失的就是人自我价值和尊严。很多老人觉得，学会使用手机和微信，不仅是新技能的获得体验，更意味着自己能够融入时代、融入社会，重新获得作为人的尊严。
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重焦虑。尽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在上网过程中未遭遇过任何网络安全问题的比例进一步提升”，但对老年人来说，网络安全始终是他们在“数字化”时代特别焦虑和担心的问题。甚至很多老人表示，他们之所以不用智能手机，坚持使用实体货币，都是出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我们通过网络实名制、加装监控设备手段来不断加强的网络安全构造，这些对老人来说并不能缓解他们的焦虑，很多老人对将实名认证所需进行的个人信息上传行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担忧。近年来经常被媒体报道和关注的网络诈骗和安全提示，并没有缓解他们对安全的担忧，而更可能放大和加剧了老人对网络的不安全感。我们曾经访问过网络诈骗受害老人，尽管子女和周围的人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也丝毫没有任何责怪，但他们依然表现极大的心理创伤，对他们来说受到这样的伤害，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我受骗了，我老了，所以他们骗我，就是我太没用了。”
我们发现，虽然帮助老人获取数字便利最好的渠道就是家庭及来自子女的帮助，但很多老人更愿意在社区中获得老师的培训式指导或同伴的互帮互助，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求助和子女的不耐烦让他们“心理上很接受不了”，这依然和尊严感相关。“数字化反哺”对老人来说意味着以往传统的父（母）子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了颠覆，如遭遇子女的冷漠，则更加在情感上接受不了，而在同伴或指导师这里不会有这样的尊严丧失感。
3、“数字化”生活下的“便捷”、时间与孤独
事实上，对“数字化”不适应或排斥的老人，往往也是没有在“数字化”中体验得利的老人。很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由子女替代他们使用软件实现更便捷高效的看病、打车，但这个过程往往他们未必是亲身参与的，因此他们没有体验到便捷，相反，还体验了自己无法掌控现代生活基本技能的丧失感。
老人的对便捷的理解和我们认为的“数字化”带来的便捷是不同的。在那些“数字化”接受程度不高的老人看来，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习惯已经让自己觉得生活便捷和踏实，不希望有太多改变——这种便捷感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熟悉和全面把控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我们认为，便捷就是快捷、节约时间。对他们来说，相比过去，虚拟的网络体验是自己不熟悉和难以把控的，无法从过去经验中得到验证，是强烈的不确定感、重新学习的麻烦，因此，这不是便捷。——“方便是你们方便了，不是我，我本来挺方便的，这一改，我倒不方便了”。
有研究显示，互联网产品设计中的一个逻辑就是尽量多的去占有你的时间，这种占有集中反映在“时间的碎片化利用”这句互联网口号上，带给年轻人一种无所不在的高效感。但这个逻辑依然未必符合老年人的生活理念，对老年人来说，宝贵的是金钱而不是时间。老人往往会被认为有太多的闲暇，但事实上，很多老人对自己的时间并没有太多的主控权，白天整块的时间几乎被家务占据，于是每日早起微信群“问安”就是他们利用“闲暇”参与互联网交流的重要方式。同时，在互联网的时间支配方面，老人也是最没有议价权的。比如，年轻人不愿意看广告，可以买个VIP就不看了，老年人是不会花这个钱去买的，他们只有等着广告过去。也就是说，在互联网的时间支配中，老人并没有太多话语权。
不可否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解决了人和人之间远距离交流的问题。在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养老院采取封闭管理模式，不少老人就通过互联网维持着和家人的网上见面和交流。但在老人看来，这只能是聊胜于无，并不能改变老年人的孤独问题。我们在访问和观察中发现，很多老年人都通过微信和过去的老同事、老同学建立了联系，很多微信群的交流也十分热烈，但在老人们看来，微信的交流只是一种方式的替代，他们更倾向于将微信联系作为增进现实生活交流机会的途径。互联网无疑为老人提供了更多的情感交流途径，但也只能缓解孤独，而无法解决。
4、那些父辈群里流传的“谣言”，到底是怎样的真实？
为什么父辈们的微信群里永远流传着“谣言”？我们就此问题来询问老人的时候，他们反问我们：“我拿什么来判断它说的是不是谣言？”“我以为朋友圈和微信群大家转发的，就和以前报纸上电视上说的是一样的，都是真的，这报纸和电视还能撒谎？”可见，老人对来自互联网的信息没有辨识能力，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认为新闻是可以由非权威生产的。
当我们已经认识到，数字化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时候，老人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看一条新闻还要自己去查“信源”，因为在他们过往的经验里，新闻就等于真实，见诸媒体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那时候，如果报纸上搞错了，那第二天是要‘勘误’的”。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部事实，我们也只愿意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我们也曾一度相信大数据筛查“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们甚至也是片段真实的制造者。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来嘲笑老人群是谣言的发生机呢？毕竟，我们自己连谁在创造真实都不是那么确定的。
三、也许，或者希望有一些新的逻辑正在发生
工业社会以来，老人的生命价值逐渐被稀释，“新”逐渐成为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老”也就不再成为社会的价值。老人们对于自身生命体验而形成的经验和价值无法言说，人们不再愿意听取和尊重老人的生命经验，也无需思考他们的“固执”是否有道理。因此，我们往往只看到老人的不适应，而很少看到数字化产品本身的“不适老”。我们研究发现，老人的很多固着观念背后都有他过去所积累的经验，很多时候他们可能知道这些未必适用当下，但在很多时候这些经验也依然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在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和风险中成本最低的方式。因此，当今天我们在谈如何帮助更多老人一起跨越“数字化”鸿沟的时候，重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换一个以老人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或者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在这个“数字化”空间，老人是否正在创造出新的逻辑和价值？
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访谈，我们认为，对老人来说，数字化生活更可能意味着通过学习所带来的全新的自我建构。我们相信一定会生产出一些新的一些逻辑，我们也相信老人的主体性在互联网实践中也得以不断壮大。我们看到，老人们通过相册、短视频制作为自己在互联网留下了更多自主形象和记忆，而近日出现的网络健身老妇达人，这些都体现出老人在网络空间中同样可以有更多具有突破性和主体性的呈现。殊为可贵的是，当代老年人坚持的集体化、群体化的生活意趣，同样让他们在互联网上创造出集体化的行动实践。比如，我们观察发现，在年轻人之间，由于网络互动的增加，反而减少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和互动意愿，甚至原本物理空间很近的人（比如公司同事）之间，也更愿意采取网上交流的方式，这就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越来越少。但老人们不是，他们在微信群的熟人交流，更多转变成了线下的实际活动，老人们在实体空间里体验更多情感交流的机会反而因此增加。再比如，老人们将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一些APP原本的逻辑，成为他们自己的一种互动游戏。这类实践表现出的集体性，突破了互联网原有的原子个体结构逻辑。
最近国务院出台的这项旨在帮助老人跨越数字化鸿沟的新的“扶贫”方案更让我们看到，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的政府，要本着为所有的弱势托底的理念，以保障每个人在科技和社会进步中获得最大福祉为根本。而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更加注重坚守为人服务的初心。因此，给更多时代的“后进者”保留宽容和空间，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正是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志。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