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一直有各种诡秘的传闻，甚至一度被取材并演绎为《京城81号》这样的恐怖电影。这个原本安静地坐落在北京寸土寸金的朝阳门附近的二层小楼并非穷乡僻壤，但为何演绎出诸多离奇的故事，其中当然有“好事之人”的讲述和流传，但也需要北京这座老城提供足够长的时间让故事几经跌宕，才成为了可玩味的“北京典故”。
在最近出版的刘一达的《典故北京》一书中就钩沉了北京数百年的掌故人文，揭开那些常被“习焉不察”的命名、风物背后的故事。如那些和数字有关的“三山五顶”“五大镇物”“燕京八绝”所指为何物？“四大凶宅”“八大胡同”背后隐藏了哪些江湖往事？京城的门楼、牌匾曾怎样煊赫一时，后来又在如何在好古之人的叹惋之中被拆除。从庙堂走向民间，为什么“桑皂杜梨槐，不进阴阳宅？”而“天棚鱼缸石榴树”又为何是老北京们追求的闲适风情？
《典故北京》
刘一达多年间一直专注于京味儿小说及以北京为主题的散文随笔与纪实文学的创作，并在2017年成为京味儿小说语言非遗传承人。《典故北京》则是他二十多年间采访创作的有关北京人文历史的纪实作品。刘一达谈道：“我16岁就到工厂当工人，接触的都是老北京。后来又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记者，骑着自行车串胡同，采访很多很多北京人，因此和北京缘分颇深。”
最近，以“说古道今：典故北京说典故”为主题，刘一达《典故北京》的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作家刘一达、演播艺术家艾宝良、作家萨苏进行了分享。
活动现场，左二为刘一达。
朝内81号与老北京的凶宅故事
在《解密老北京“四大凶宅”》一节中，刘一达谈道，红学研究专家周汝昌先生是《北京晚报》的忠实读者，自己因而也和周汝昌相识，在和周汝昌聊天时，他几次问起关于北京“四大凶宅”的故事，刘一达受其所托，从坊间传闻、旧京报纸中梳理出不同版本，甚至还去和老北京前门地区派出所所长和老东城的巡警去打听，而最终因为太过于众说纷纭，直至周汝昌去世也没有弄清楚“四大凶宅”究竟是哪四个。
但是近些年因为《京城81号》这个恐怖电影，倒是让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成为京城凶宅之首。
现在的朝内81号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一达在书中详细地梳理了关于朝内81号的四个故事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这个宅子是清末皇上赐给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后来改建了两栋小楼。民国的时候这里被一国民党军官买了下来，国民党军官的三姨太爱上了军官的朋友，东窗事发，遭到毒打的三姨太绝望了，在小楼上吊自杀。那个军官后来也受到总统的惩罚，最后被满门抄斩。因此，每到夜里，人们都会听到小楼里有孩子和女人的哭声。
第二个版本是抗战时期，81号院住着京城的一户开银行的大商人，家里的二儿子找的对象是一个美貌的上海姑娘，他跟女方约好到上海订婚，结果乘船在海上遇到风浪，船倾而亡。大哥从“八大胡同”骗了一个女子到81号院想为二弟举办冥婚，女子绝望跳楼而亡，此后这里便一直闹鬼。第三个版本是：这所“凶宅”与朝内大街的森豪公寓一街之隔，换句话说，森豪公寓的马路对面就是81号院。
故事的第三个版本回到了现在，据说2000年的夏天，81号马路对面的森豪公寓的工地有四个工人晚上喝酒发现一条地道，三个年轻的去探险后再也没有回来。作为这个故事的后续，第四个版本是2007年，探险者趁月黑风髙，翻墙潜入81号院，也找到了地道，他们拿着手电和蜡烛，顺着地道一直往前走，想不到走到了东三环的劲松。地道里阴森恐怖，还时时有凄厉的叫声。
从《京城81号》的电影来看，大家对于悲情的爱情故事这个版本的接受度比较高，而后两个版本很有城市怪谈的荒诞和为了吓人而吓人的意味了。
《京城81号》剧照
但是这两栋实有其物的小楼的历史坐标究竟是如何呢？是否真的给了这些故事以一定的现实基础呢？刘一达在详细地采访了天主教北京教区以后发现，这两栋小楼原本是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前后建的，最初是作为语言训练中心和休息的地方，叫“华北协和话语学校”。1930年，由于种种原因，天主教北京教区停止了对学校的财政支持，学校改为“加利福尼亚学院”，开始招收学生，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外交官、学者、商人和外语人才。著名美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1932年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语言。
新中国成立后，小楼一直由政府的行政机关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北京市民政局下属单位的办公楼。20世纪90年代，政府把81号院的产权移交给天主教北京教区，但经过房屋管理评估，小楼年久失修，但被列入“北京市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作为历史文物是不能拆除的，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但改造需要大笔钱，教会希望把小楼出租给第三方进行装修，但没人承接，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搁置。
后来因为各种恐怖故事，来“探险”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房子的产权单位不得不请求警方介入，朝内81号在2017年经过政府重新修建，对外出租，现在这两栋小楼红砖色铺就外立面，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只是好像仍旧门庭冷落。
刘一达谈道，所谓的“四大凶宅”和“四大名医”“四大名旦”等“四大”不一样，它师出无名，既不是大家评选出来的，也不是官方或有关部门认可的，只是民间的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也只是借老北京人喜欢用“四大”来说事儿的习惯用法说出来的。所以，老北京“四大凶宅”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假想或臆断，只不过沾上“四大”的说法，就由“抽象”变成了“具象”。这一“具象”，便诱发了北京人的想象力，于是乎，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凶宅”。
而有趣的是北京对于数字也充满了迷恋，“五坛八庙”“三山五园”……各种数字建立起一种秩序感，也隐约成为把握这座无论是在纵向的历史线索还是在现下的空间中都非常巨大的城市的钥匙。
重在对古都追根溯源
刘一达谈及，“典”是经典，即准确地理解事物，“故”是缘由、往事，《典故北京》的书名就清晰地告诉人们，这本书主要是挖掘北京的故事、探索北京的传说，追根溯源，了解它的发展历程。北京的城门“门”字为何不带钩，北京的子午线在哪里，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为何有一尊铜牛，老字号“稻香村”与“稻香春”的恩怨故事等等。这些内容许多都是人们“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故事，跟随作者娓娓道来的解读，我们对妙趣横生的北京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本书的“谈天说地”部分主要是作者搜集的民间传说，其中包含着历代北京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经过考证，刘伯温建北京城、杨家将故事等民间传说实际上与北京并无关系，但是百姓塑造了他们并作纪念，寄托着美好愿望和憧憬。
刘一达谈道：“书中的‘谈天说地’的部分主要以民间传说为主，包括潭柘寺的大锅，包括高亮引水进北京，这些故事也都是我搜集到的。这些民间传说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传说里面含着历代北京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且它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我们都知道关于北京城的传说是刘伯温建造八臂哪吒城。实际上他压根儿没来过北京，北京城1420年建成，刘伯温在此之前已经去世了。但是北京人觉得刘伯温在明朝是类似诸葛亮一样智囊的角色，所以把很多带有智慧的东西都放在刘伯温身上了。”
“另外比如杨家将，在北京的民间传说里面也很多，像海淀有一个六郎庄、挂甲屯，最有名的是现在百望山公园里的望人山，还有东北旺、西北旺，这些地名都跟佘太君有关系。当年佘太君站在山头看杨六郎打仗，往西边看叫西北旺，往东边看叫东北旺。还有很多跟杨六郎有关系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传说，杨家将根本没在北京待过，因为当时的北京城正好是金代的都城，怎么可能杨家将跑到金朝的都城呢？但是民间老百姓赋予这种传说。《典故北京》里面也讲到这些故事，它寓意着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写作过程中，史料的积累是十分重要的。刘一达谈道，为了理清历史的脉络和流变过程，必须查找大量的资料，例如《东四西单鼓楼前》一文，东四为什么当年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另外还要更正民间语言中的错误，比如老北京有一句话“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实际上这是五个行当，车船店脚都好说，关键是最后的这个“牙”，很多人听这个音觉得是衙门的“衙”，过去衙门口有理无钱别进来，过去衙门，老百姓打不赢官司，所以认为衙门当官儿的无罪也该杀。实际上这是牙齿的“牙”，这个“牙”字在老北京是一个行当，就是中间人，也就是今天的中介。
萨苏谈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是现代化的敌人，如果合理运用传统文化的话，它其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帮助。当你明白了这些典故再走进北京街道的时候，北京的韵味不在某个石头狮子，也不在某个城门楼，它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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