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所见的亚洲太平洋战争

七十九年前的12月8日，就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稍后时分，侵沪日军攻击了黄浦江上的美、英军舰，并且闯入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了，作为东方第一都市的上海随同远东各地一起步入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近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的“上海所见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工作坊开幕式上回顾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表示，随着日军开始全面控制城市，上海进入了近代以来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段，但也隐约看到了转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这场战争的研究从未停止。除了在外交、军事等领域探讨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宏大叙事，一部分当代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观察战争给百姓生活造成的切实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以珍珠港偷袭为先导，以日本投降告终，但战争造成的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战后的接收与审判以及相关遗留问题影响亚洲社会至今。在12月7日举行的“上海所见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工作坊上，与会学者对上海视角下的太平洋战争、战争阴影下的日常生活、战后的接收与审判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战争阴影下的生活图景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文君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统计处的统计资料为中心，探究“抗战时期上海中产阶级社会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涵盖了1937-1941年间上海作为中产阶级的职员以及工人家庭的情况，数据涉及家庭规模、饮食情况、平均收入、消费支出等等。研究认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般上海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尚能维持，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年则通货膨胀、货币危机日益加深。他指出，1937-1941年也是民国上海经济繁荣周期的顶峰。当时上海股票、房地产的相关指数都达到顶峰，呈现一种畸形的繁荣；一般市民生活大致稳定，粮食供应也较为稳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西方洋行大部分关闭了在沪业务，使得原来作为上海中产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洋员群体土崩瓦解，十几万洋行职员一夜之间失业，这加速了上海中产阶层的无产化。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博士生郭子健考察了抗战前后“黔酒入沪”的背景及过程，文章以茅台为案例讨论了战争对特定行业、市场、消费格局的影响，选题颇受关注。研究追溯了地方土特产如何崛起成为备受精英阶层追捧的名品过程，而中日战争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认为，在战争导致的交通封锁、贸易壁垒、精英西迁、以及西南军阀政治秩序下的政商关系、人际网络等因素综合影响下，西南土酒随着国民政府回迁而热销上海，其品牌的地位得以确立。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蒋杰的报告讨论了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为日军全面控制，一部分中国平民未能及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标。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分人惨遭杀害。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如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美国长老会上海鸿德堂牧师蒋时叙一家在被日军拘捕后亦下落不明。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杀害平民的事实，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群体成为所谓的“失踪人口”。蒋杰通过爬梳档案，综合幸存者证词、工部局的会议记录、上海领事团的调查文件以及日本士兵和亲历者的回忆等资料，追踪了这一时期“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日方拘捕、扣押、虐待以至杀害众多无辜平民的事实。

“后世的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忆、叙述和‘生产’有关一·二八事变的记忆、信息与文本时，往往被大事件、大问题吸引。战争的起源、实力的对比、政治形势以及国际格局，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反复消费的话题。”蒋杰在报告的结语中写道：“而为数众多的真正见证、体验和参与过这场战争的芸芸众生，却常常为史学家所冷落。”这群消失在1931-1932年冬春之交的“失踪者”们，在时隔八十多年之后通过学术研究回到公众视野，在蒋杰看来，“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认清战争的残酷与暴虐”。

在报告中，蒋杰还展示了一组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的照片，这些珍贵影像记录了日本武装人员拘捕中国平民的情形。关于论文中未讨论的问题，即日方所谓的中国“便衣队”——指身着便服的中国狙击手——是否存在，蒋杰表示，还需进一步资料来证明，与会学者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此外，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的齐超儒先生围绕民国时期嘉定人吕舜祥的日记，考察一位乡村知识分子的战时生活。吕舜祥的日记记录了他从南下逃亡到“孤岛”任教再到蛰居乡村的过程，为基层民众在战争中的生活与心态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案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徐嵩的报告围绕日伪在沦陷区开展的“清乡”运动中的竹篱笆展开，指出竹篱是日伪清乡暴政的象征，与马军研究员的铁门研究共同构成“战时封锁”的主题。报告中探讨了日伪选用竹篱构筑封锁线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其施工快捷、取材便利、成本低廉，然而军事价值有限，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心理上的压制。研究生潘岩的论文围绕国民党空军建军过程的重要节点和多重面向展开，研究生朱焘则就战时浙南研究的可能性与展望做报告，提出若干可考察的方向，包括浙南战事，地方军事政治，战时浙江工业内迁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影响，战时浙南的民众生计与商贸活动，被日军利用、媚日群体的境遇，以及“壶碟会”等战时乡村秘密社会。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在点评中指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其崛起后对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欧美列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不满，而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与1860年代以来日侨在上海的被边缘化经历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他在点评中表示，二战史的具体实证研究，应放在大的历史架构中去理解，其意义才会凸显，鼓励与会的青年学者在完成实证研究的同时，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具体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战争之后的审判与接收

1945年日本投降，硝烟散去，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却远没有结束。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对各大机关机构的接收，对战争造成伤害的追索与赔偿，其中的历史细节纷繁复杂，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仍在影响东亚社会。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蒋欣凯多年来专注于日本战后对华赔偿与归还研究，在此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战后日本归还文物的接收”的报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的报告则聚焦于战后中国银行沪行接收清理伪行与复业的情形。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会长王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以及上海监狱管理局史志办的徐家俊先生分别围绕战后苏联对在押日本战犯的审判、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以及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的审判做了报告。

王选女士常年为揭露细菌战真相及相关的跨国诉讼而奔走，此次她的报告围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备案证据材料中的日本关东军战俘供词，以及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举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简称“伯力审判”）展开。

1977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了一批有关日军731等部队细菌战以及相关的档案，其中有两名731部队人员（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的英文供词翻译文本，由苏联检方于1946年向国际检察局提交。内容涉及该部队的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的攻击战等战争犯罪行为。然而从供词编号上推断，应该还有两份文件遗漏或者未公开。直到四十年后，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图书馆公开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Frank S. Tavenner, Jr.的个人文献，另外两份供词才重见天日。它们分别是在押苏联战俘、关东军军医部长中将梶塚隆二、参谋长中将秦彦三郎证词的英文翻译文本，两份供述均有关日军关东军细菌战。这四位苏联在押战俘的供词历时四十年才得以序列归档，这一细节也反映了二战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复杂和曲折。

上述四名苏联在押战俘中，川岛清、柄泽十三夫、梶塚隆二后来都是伯力审判的被告。苏联不满美国独占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技术资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细菌战战争犯罪未加追究，在该法庭结束一年之后，于1949年12月25-30日，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国称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在押日本关东军军人就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了审判。

《伯力审判材料》在1950年以后陆续出版，发行各国。材料中，12名被告均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予以谴责，忏悔个人参与细菌战的罪恶，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然而，由于冷战的原因，《伯力审判材料》在西方国家一度被视为苏联的宣传材料，不予置信，在日本也是如此。2017年，日本NHK播放了有关伯力审判的纪录片《七三一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者与人体实验》，利用了新发现的伯力审判法庭录音材料，有力地证实了《伯力审判材料》作为史料的可靠性。

另外，据王选了解，原苏联克格勃所藏当年对日军人员的细菌战审判资料、档案、证据，数量庞大，保存完整，已公开的《伯力审判材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王选特别强调，在伯力审判的被告中，日军细菌战的核心人物之一佐藤俊二并未向法庭供述其曾经担任部队长的一六四四部队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也未供述其任广州“波”字八六〇四细菌部队部队长期间命令部下用细菌毒害广州难民收容所香港难民的罪行。在七三一部队之外，在伯力审判材料之外，还有更多关于细菌战的真相远未为人所知。

马军研究员的报告围绕1946年上海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展开。他以“泽田茂等在沪虐杀美国杜立德航空队飞行员案”为例，讨论上海美军军事法庭的审判，探析美、日军事司法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国家和社会因素。

1946年1月，美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设立美军法庭，审判战时日本军队在中国杀害、虐待美国被俘人员的相关案件。马军认为，作为开庭时间早于东京审判的上海审判，无论在战史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上都有独特的地位。在“泽田茂等在沪虐杀美国杜立德航空队飞行员案”中，1942年日军曾对8名美军飞行员俘虏判处重刑，最终4人死亡、4人获救；4年后美国检方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调查取证，最终确定4名日方被告，于1946年2月开庭。在大大小小十余次的开庭审理中，双方为法律问题做了长时间的辩论，但最终以对被告极轻的量刑判决告终。其中一名被告冈田隆平之子冈田舜平写下研究著作《两个战犯审判：杜立德案件是怎样审判的？》，复盘两个法庭的审判，通过比较展现美国社会和日本社会在运作制度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马军研究员认为，这一案例具有“放大镜”式的研究意义，能够让人从中感受到国际法视野下战争问题的复杂性。

来自上海监狱管理局史志办的历史学者徐家俊曾先后在提篮桥监狱、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机关工作，期间搜集大量史料进行细致研究，其关于战后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著作《审判从这里开始》即将出版。他在会上介绍了战后由国民政府设立的上海军事法庭。他表示，这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十个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存在时间最长（1946.03-1949.02）、审判日本战犯总人数及审判将级人员最多的一个军事法庭，在中国抗战史及审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上海还是各地军事法庭判决后，大量日本战犯的集中地和移送回国的遣送地。

上海军事法庭设在上海虹口江湾路1号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原址四楼，成立于1946年3月15日。关于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总人数，有183人和116人两种说法，徐家俊根据多年研究及对被审判人员的逐个统计，认为第一个版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总结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若干关键问题，认为其首先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其次涉及面较广，从地域上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地的日本战犯，从职务上讲则既有基层的军曹、曹长，也有中层的少佐、中佐、大佐，还有大将、中将、少将等高级军官。然而，上海军事法庭对将级日本战犯审判工作迟缓，有的步履匆匆、一晃而过，对部分日本战犯姑息养奸，如对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无罪释放。无罪判决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中国共产党也对此发表了声明。

徐家俊认为，日本战犯中的许多原日军高级将领曾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军政要员走私情、拉关系、搞幕后交易，对日本战犯的减刑及回国服刑起了很大作用。如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就记录了两条“疏通”渠道：“一条是经联络官吴文华-曹士澂少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另一条是经龙佐良少将-汤恩伯上将-蒋总统。”另外，随着三大战役的开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原来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匆匆南迁，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日本战犯的监禁和管理。1949年2月，上海军事法庭撤销，上海的国防部战犯监狱撤销，在押日本战犯移送日本。1950年代，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都被先后释放。

徐家俊提出，上海有三处与战犯审判、关押有关的场所，除提篮桥监狱已定为上海抗战纪念地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有江湾路1号的上海军事法庭，以及位于宝山区殷高路15号的上海战犯拘留所。后者后来改为国防部战犯监狱，当时这所监狱关押的日本战犯比提篮桥监狱还多、级别还高。徐家俊认为，后两处场所也应申报上海市的抗战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