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学术名著”的组译与出版

笔者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整体性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国哲学、社会学科重要著作（以下简称“世界学术名著”）的规划、翻译与出版的历史，厘清了我国新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来龙去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前生今世：纪念“蓝皮书”诞生60周年》，《经典与解释》辑刊总第45辑，华夏出版社，2016年）。本文则专门谈一谈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以及“文革”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参与“世界学术名著”组译与出版的情况。

一

从1949年开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转移，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样，翻译与出版事业的策源地、主阵地也转移和集中到了北京，当时所谓的几家“中央级”出版社都设在北京。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文化部出版局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化”“计划化”成为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界最明确、最响亮的口号。最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统揽了政治类、学术类、文学类、古籍类图书（含译著）的出版，直到1958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中宣部又确定学术译著和古籍整理为它们各自的主体业务。

1954年，在中宣部有关领导的关照下，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原兼任编辑部主任。根据上级指示，三联书店编辑部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负责外国哲学、社会学科重要著作的规划与翻译工作，并参照科技界、社科界的“十二年远景规划”，编制了一份包含一千三百零三种书目的《1956年-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俗称“蓝皮书”，这份书目以古典学术著作为主，兼顾少数有定评的现代著作，也包括了一部分学术史、思想史和国际关系、时政类著作），它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初始规划。“蓝皮书”由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三联书店和世界知识社此前已并入人民出版社）在1956年8月编印；在分发全国相关机构和人员征求意见后，依据反馈又在1957年春修订了这份规划，将选目类别由六类变为七类，书目扩展到一千六百三十二种，同时规划年份由1956-1967年变成了1956-1962年（笔者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关于“蓝皮书”1957年春“修订稿”的部分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特此更正）。

“蓝皮书”虽然是由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制，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翻译、出版规划，所以，需要联合其他出版社一道推进。笔者手头持有的一份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尚未正式独立）、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9月联合编印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第一、二期选译目录》（以下简称“联合版选译目录”）便是这些出版社建立起来的一项工作机制，相互通报信息，共同发布消息。“联合版选译目录”第一期的信息较为详尽，标注了有关书目拟承担的出版社和已经约定的译者，但第二期仅列出出版社，没有注明译者。

联合版选译目录说明

从“联合版选译目录”的实际分工来看，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即将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承担的最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华书局承担的相对较少且比较专门；湖北人民出版社只承担了一种（产宁《美国史》，即Edward Channing,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6 Vols, 1905-1925，此后未见出版）；所以，地方出版社事实上只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家真正参与其中，而且地位较为突出。这种情况倒也不难理解，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上海有足够的实力在组织翻译与编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以及文学著作）方面占有一席之地；而政府出版主管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把上海人民出版社视为“国家队”的。

笔者统计了一下，“联合版选译目录”共列出书目五百七十八种，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五十五种，占到了将近十分之一；而笔者新近获得的一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962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1958年3月，以下简称“沪版选译目录”）则表明，按照原计划，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在这项工作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份规划书目是作为一封公函的附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送给人民出版社的，公函的全文如下：

人民出版社：

我们根据您社1957年5月编印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选择了第二期选题146个，兹送上目录一份，请核收。如有重复，希望早日通知。另外，我们增加了选题8种，列入名著选题，不知是否妥当，亦请考虑欣告。新增的8种如下：

哲学类第53 爱尔德曼《哲学史》

哲学类第54 缪尔海德《现代英国哲学》

哲学类第55 亚当士与蒙太苟《现代美国哲学》

哲学类第56 拉达克里希南主编《现代印度哲学》

政治类第12 约翰·密尔《论代议制政府》

经济类第6 菲歇尔《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经济类第32 马歇尔《工业与贸易》

经济类第33 马歇尔《工业经济》

此致

敬礼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

（1958）3.14

抄致：世界知识、三联、商务、中华、人民文学、科学、法律、湖北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送给人民出版社的公函

公函所附“沪版选译目录”

对照“联合版选译目录”与“沪版选译目录”可以发现，“沪版选译目录”的规划也包括第一期和第二期，但它所谓的“第一期”其实涵盖了“联合版选译目录”确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的品种（计五十七种，与原来规划的五十五种互有出入），而它所谓的“第二期”则是更长远规划的品种（计一百五十四种）。

二

1957-1958年规划后来的落实情况如何呢？“联合版选译目录”（第一二期）与“沪版选译目录”（第一期）共计选定了六十种书目：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十六种（罗威尔《英国政府》两部算一种），已经约定修订旧版但后来并未出版的一种（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分担一种（《杜勃罗留波夫选集》），“文革”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补出一种（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承接选题并在不同时期已经出版的十六种（含三联书店优先出版和承接选题各一种），迄今为止仍未有中译本的二十四种，其他出版社新出中译本一种（威尔逊：《美国宪制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罗威尔《英国政府》

我们先来看看由上海方面出版的十九种（以下“文革”前的版本数据采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书总目（1949-1985）》，但也增补了“总目”遗漏的个别书目；书名采用出版时原书名，作者采用现今通行译名）。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了：按照最初的规划，此书由曹未风依据一卷节本译出，但后来改从索麦维尔节本译出，并且多人参与了中册和下册的翻译——徐怀启、庆彭泽（乐群）、王国秀、周煦良、耿淡如、章克生、张师竹、徐孝通、刘玉麟、林同济、丁彦博、王造时，都是上海学界各个领域的翘楚和资深译者（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独立署名的译著）；此书的出版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上海翻译界的一次检阅；此书初版（1959-1964年）后多次重印再版，直到2000年才被新译本替代。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是伏尔泰《哲学通信》（1961年），此书也是集体翻译的成果，聚集了当时上海法语界的一些重要学者（高达观、徐仲年、王燕生、洪洁求、宋紫棠、徐之海、蓝鸿春，他们当时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后来成为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大学数学教师周克希就是跟蓝鸿春先生学的法语）。

张师竹短笺

除了这两种名著以及由新文艺出版社分担的《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之外，剩下的十六种要么属于经济学类（含经济史，共计十种），要么属于政治学类（含社会主义各派学说，共计六种）。这些品种无论是分配指派的还是自愿承担的，多少都反映了当时上海学界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领域的影响力。

在经济学著作中，既有英国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的作品（《财富的科学》《帝国主义》），也有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和哈耶克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物价与生产》），还有费雪《利益理论》、汉森《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这样的专题名作以及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欧弗莱区《列强对华财政控制》这样的经济史著作。

《列强对华财政控制》

在政治学著作中，除了潘恩《理性时代》之外，其余都是当代的作品：罗素《社会改造原理》、拉斯基《美国总统制》、罗威尔《英国政府》（分为“中央政府部”和“政党制度部”两册）、韦伯夫妇《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和麦唐纳《批评的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偏重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左翼）各流派。

从译者来看，这两类著作的译者除了滕维藻（南开大学）、朱宗风（滕维藻的岳父和合作者）、袁绩藩（云南大学）之外，都来自上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这些译者除了来自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之外，还有一些是自由职业译者。比如，张师竹、何子恒、于树生：他们在民国时代就有多种译著，旧时代曾是律师、报人，现在都成了职业译者。1949年之后在上海还有一批这样的职业译者，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他们的生平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考，却也是长期不为人所知。（笔者将在“上海译界往事系列”中对他们继续进行追索，此处不赘。）

这些著作的译者有两位使用了笔名，一位署名“纪明”（《帝国主义》），一位署名“秋水”（《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和《英国政府》）。“纪明”比较容易确定，因为“联合版选译目录”第一期标注了《帝国主义》约定的译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寿进文，而他自己在回忆文字中也确认“纪明”是他的笔名（他以这个笔名发表过数部译著）。但是，“秋水”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联合版选译目录”标注《英国政府》的译者是著名政治学家张慰慈，但此前关于他的生平介绍都没有提到他翻译过这两本书；考虑到“联合版选译目录”标注的译者到实际出版时有变动的情况（比如，《理性时代》一开始约定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方重，但后来却改由张师竹翻译），所以，要想确定“秋水”就是张慰慈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好在笔者很快就检索到上海市文史馆沈飞德先生的一篇文章《张慰慈与文史馆》（《文汇报》2014年05月26日第8版），此文对张慰慈晚年的境况多有披露，文中恰好提到：“张慰慈进文史馆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的罗威尔的《英国政府》（两大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稿蒲莱斯的《现代民主政治》（两大册）在1963年交北京商务印书馆。”由此，“秋水”是张慰慈的笔名得以确定。

张慰慈捐赠图书章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余的四十一种。布赖斯（蒲莱斯）《亚美利加共和国》属于其中至今还没有中译本的二十四种之一，“联合版选译目录”标注此书约定的译者是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杨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原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订有合同，翻译［英］蒲莱斯的《亚美利加共和国》一书，因我被划为右派，该社独自撕毁合同，借口可以让我专心改造，并追缴预支稿费五百元，我只得以商务的稿费去偿还”（《期颐述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90-91页）。事实上，前文提到的张慰慈已经交稿的布赖斯《现代民主政治》重校本——他在民国时代领衔翻译过此书（《现代民治政体》）——后来也没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曾经与布赖斯此书齐名的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巨著拉斯基《美国的民主》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也出现在了“联合版”和“沪版”选译目录上：前者已经约定译者浦允南（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当时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却始终没有完成；后者（目录上的名称是：端德克维《民主政治在亚美利加》）则要到1988年才有商务印书馆推出董果良译本，至今行销不衰。

1963年商务印书馆复函张慰慈，译稿不发排

“联合版选译目录”还有五本书也约定了译者，其中何子恒译希尔《英国革命》已交稿，但因为三联书店优先推出了舒贻上译本而作罢；其余四本是：丁彦博译鲁本《印度哲学史》、李季谷译《日本书记》、李青崖译米什莱《法国革命史》和胡焕庸译斯丹普《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李青崖是著名翻译家，此时已年过古稀，而且精力主要放在修订《莫泊桑全集》上，很难完成那么大部头的《法国革命史》（米什莱卷帙更浩繁的《法兰西史》也在“选译目录”之列）。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胡焕庸是著名地理学家，大概教学和研究任务比较繁重，一时无暇他顾（商务印书馆在1962年推出了荷夫译《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可以排除“荷夫”是胡焕庸的笔名，但其人到底是谁待考）。同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季谷则因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而在1955年“肃反”中受到审查，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份子，1968年投河自尽。译有《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的丁彦博在1949年后的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推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钱春绮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说他精通英文和德文，“文化浩劫中抄家，扫地出门……后来，不知怎么，他突然逮捕，不久就瘐死狱中，家人也未去收尸，可谓惨矣”（《梵文学者丁彦博瘐死狱中》，《文坛杂忆》全编六，上海书店，2015年，174页）。

商务印书馆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事宜的往来登记

“选译目录”余下的选题要么至今还没有中译本（有些书今天已经过时，没有翻译的必要），要么被商务印书馆（以及三联书店）承接出版（大多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经典）；有迹象表明，商务印书馆承接的不只是选题，可能还有部分译稿，但详情不得而知。商务印书馆承接的这些选题，1950-1970年代出版的有七种，1980年代出版的有五种，其余四种则是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的两种是2017出版的庇古《就业与均衡》和2019年出版的霍布斯《论物体》）。

三

以上是“沪版选译目录”第一期的情况，那么，第二期的情况又如何呢？第二期的一百五十四种（主要来自于“蓝皮书”选目；个别有重复，比如，霍尔巴赫《自然政治》在哲学类和政治类中都有出现）同样有相当一部分选题被商务印书馆承接，但仍然有不少至今没有中译本。比如，第二期历史类列入了颇有名声的“剑桥三史”中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这两部多卷本的“剑桥史”后来都有了“新编”，而这两部“新编”的中译本直到今年在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多年后才开始陆续出版，可谓姗姗来迟。

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1958年编制的、预计到1962年完成翻译和出版的这项译著规划，是一场“大跃进”，一项至今也谈不上完全实现的“愿景”。

1950-196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数种并未见之于“联合版”和“沪版”两种选译目录的同类别学术译著，它们甚至在装帧设计方面都与上述品种大体一致（类似于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四菜一汤”封面式样，但设计要素不是很稳定），显然属于随机增加的“重要著作”：比如，斯特拉彻《现代资本主义》（姚曾廙等译，1960年——笔者怀疑这是对“蓝皮书”和“沪版选译目录”第一期中塞伊《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傅季重译，1962年）、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蓝皮书”列有此书；1964年，此书的译者“乐文”，不知何许人也）。

除了上述意义的“世界学术名著”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也参与了部分“灰皮书”的出版（出版时间是1963.12-1966.6）。这批哲学和社会学类“反帝、反修资料选辑”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共计五十七种：“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三辑，第二辑未见出版；第一辑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共计六册，第三分册直到1984年才出版补齐）两种；“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至二十六辑，第十三辑未见出版）二十五种；“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至二十辑，第三、四、七辑未见出版；重点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十七种；“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至八辑）八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第一至五辑）五种。这其中有一些属于“世界学术名著”的范畴（比如，“蓝皮书”列出的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席勒《人文主义研究》，前二者也出现在“沪版选译目录”第二期上），它们连同其他一些品种（比如，胡克《历史中的英雄》和《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莫里斯《开放的自我》）后来曾被收入“西方学术译丛”“世纪文库”。

“西方学术译丛”

这批“反帝反修”资料的译者阵容非常强大，因为这是中宣部乃至更高层布置的政治任务（《哲学研究》编辑部只是一个名义，尽管据悉陈修斋先生当年从武汉大学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编选书目），所以还是以北京的译者为主——清河翻译组、北京编译社这样特殊的翻译机构悉数上阵，而且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译者署名；不过，仔细翻检可以发现，上海的译者仍然占据了一定比例，并且以上各个系列都有参与（因为过于复杂，此处不列）。

“文革”前上海人民出版社还零星出版过其他几种“灰皮书”——这几种“灰皮书”未必是像以上几个系列那样由上级分派，而很可能是自行组稿。比如，文集《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1963年，此书封面即标注“供内部参考”）、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1965年），等等。笔者注意到，从1959年底开始，像《社会改造原理》《美国总统制》这些学术名著就已经改为“内部发行”，而1966年出版的《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则在装帧设计上都已经“灰皮书化”。

《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

到了“文革”后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与政治气候，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大量国际关系、时政类著作的组译和出版工作，但也出版了一些像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974年，曾经出现在“沪版选译目录”第二期上）、《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1974年）、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1972年）、《爱因斯坦论著选编》（1973年）、薛定谔《生命是什么》这样的自然哲学译著（大多见之于“蓝皮书”）。毫不奇怪，此类著作的译者都来自上海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比如，复旦大学的全增嘏教授就几乎参加了所有这几本书的翻译。

这批书中有一种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海克尔《宇宙之谜》（1974年），此书当时发行了四十七万册。参与此书翻译的袁志英先生曾撰文说，“一夜之间，一个‘名、洋、古（人）’的一部大书进驻红光闪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阵地’，这背后有什么玄机，作为该书译者之一的我也不明就里”，“只知任务是上头来的”；他推测，这与早年曾经阅读过此书的毛泽东有关，1975年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时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关于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在中国的影响》，《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联想到1967年1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时，曾向刘推荐了几本书，其中之一便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宇宙之谜》），这种推测自然不无道理（邓伟志先生关于此书的一些说法，参见《邓伟志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58页）。但我们可以补充的是，译介海克尔的著作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股风潮（1916-1917年《新青年》连载过马君武译《宇宙之谜》，1920年《新中国》连载过刘文典译《宇宙之谜》前五章），受其思想影响的可不只有毛泽东；所以，不但“蓝皮书”上有《宇宙之谜》，而且“沪版选译目录”第二期还列出了他的另外两本书《自然创造史》和《人类发展史》。

上述不同时期、不同范畴的学术译著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改革开放后推出“西方学术译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像这套书的“出版絮语”所说：“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1986.8；有趣的是，“译丛”有一册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版权页注明是1965年版，1987年第二次印刷，但笔者相信它此前从未出版发行过，1987年不过是用旧纸型重印而已）。”当然，随着中国学术和出版事业的繁荣，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等出版机构也随即加入此行列，在新时期中国学术译著的出版热潮中，上海再次占据了突出地位。即便如此，在新世纪之初开始汇编的“世纪文库”乃至更为晚近的“学术译丛”中，仍然可以看到上述品种的身影——是为后话，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