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像只病猫一样蜷在床上,或沙发上,不是读书,就是发呆。其中小部分时间是在胡乱翻看,什么书刊都翻,只要身边有的;然后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少数的几位作家的作品,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黑塞等。他们是在我乱翻中一眼钟情,结下盟约,至今不弃不离的。由于反复读,加上有些作品短悍,易记,也许还要加上我受过一定特别训练的记忆力,这些作家的总有几篇作品我可以背下来。二十年前,我甚至可以连场背诵五十首博尔赫斯的诗——现在想来,那真是我荣光的记忆。
不管你记忆力好坏与否,作为一个写作者(首先是阅读者),随着年岁的递增,你脑海里会列出一排长长的书目,那些经典名著是很容易上榜的,即使只是偶尔翻过,甚至没看过。这就是名著的魅力,正如那些名川大山,那些凸现在史海里的著名人、事,你无须去亲眼,他们会自动钻入你的记忆库,排队等着你去光顾、领受。有一段时间,我的时间都消耗在拜读浩繁的经典名著上,就像一个胸怀天下的武林新手,浪迹天涯,为的是结识各路英雄好汉。想着还有那么多山头没有拜过,我不敢轻易出手——不用说,我是胆小的。换句话说,我因为胆小而有幸认识了不少英雄——仿佛我认识他们就是为了壮胆。
但是,有趣的事出现了,也许是因为我的胆量被我结识的英雄们壮大了,也许是我品行上有过河拆桥的陋德,慢慢地,我开始连续地抛弃我曾经膜拜的英雄们,巴尔扎克、左拉、纪德、托马斯·曼、略萨、罗布格利耶(几乎包括所有的新小说)、乔伊斯(几乎包括所有的意识流)、约瑟夫·海勒(几乎包括所有的黑色幽默),等等,等等吧。他们中有一部分(或人,或书),我犹豫又大胆地认为,其实并不了得,不过是浪得虚名,不过是“小人得志”——人类由于自身的局限,经常犯下鱼目混珠的错误。忘记了是谁——也许是圣奥斯丁——曾这样说过:经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备某种优点的作品,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并传存的“幸运者”。因为幸运名扬天下,流芳百世,对后人来说或许就是不幸。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我一方面相信他们是了不起的,他们写出了他们的伟大,另一方面我总觉得他们跟我无关,形同陌路,温暖不了我,无法给我输氧传力,无法让我燃烧起来。与此同时,别有一些作家,如卡夫卡,加缪等(如前所述),他们的作品如同貌美楚楚的女子一样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让我神魂颠倒,神经衰弱,同样的脑筋在他们面前似乎也变得灵异起来,智慧起来,水生风起,见风如雨,过目不忘,念念不忘。我就这样并不费尽心机地记牢了他们笔下的人物、故事、句式、语录,包括他们本人的生平、长相、趣闻等等。我对他们的兴趣和敏感,正如兄弟一般,亲人一样,道法自然,无须苛求。二十多年前,我家里养了一条看家狗,鼻头尖尖,暗示着它嗅觉灵敏,兽性凶猛。那段时间任何外人走进我家,它都会灵敏地发出警告,忠诚地狂吠不已。有一天我突然回家,穿着一身绿色军装,我母亲都没有一下认出我来,然而这条忠诚的狗却对我欢喜地摇尾摆首,发出呜呜地亲昵声,没有厉叫一声。它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认出了我的身份——或许是我身上的气味即使在外漂泊多年仍然与母亲相似吧。我想这是够神奇的,而我对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亲近和联通的方式,似乎并不亚于我家的这条狗与我。
文学固然有神秘的一面。
这也使我想到了,浩繁的经典名著不是像太阳光一样,可以照耀每一个写作者。巴尔扎克们对我也许是毒药,纳博科夫对你也许是陷阱,汗牛充栋的大部分经典对我们来说都可能是毒药或者陷阱,能够照耀我们、温暖我们的也许只有少数几个人、几本书,他(它)们是我们在文学家族里的亲人。当我这样想时,我不再被那么多的经典名著困惑,不再到处拜山头。我告诉自己:停留在你的“亲人”身边吧,反复聆听他们,就会听到吉祥而美妙的天簌之音。
人头攒头,市声喧哗,世相是如此闹热繁华,然而人依旧孤独。因为亲爱文学,我们宿命地变得更加孤独。文学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文学以宣扬人道、活泼灵魂为己任,但对创作者本人却提出了非人道、反人性的要求:只有走窄门,只有沉浸在黑暗和孤独中,才能到达彼岸。文学的大树只生长在孤独的心底里。这份孤独,父母,兄弟,姐妹,好友,所有爱你的人,都无力驱散。这是一份属灵的孤独,根子扎在更大的孤独上。
哦,你是如此孤独,所以你更要用心去找到你的“亲人”做伴相随,让他们用与你相似的孤独来温暖你,活泼你,照耀你,点燃你。正如你总有父母亲人一样,任何作家都有各自的“亲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像你的父母亲人一样与你同生俱来,他们淹没在“茫茫人海”中,需要我们用心、用孤独、用时间、用运气去寻找。运气属于敏灵和执着的人。因为孤独,文学其实就是一份最需要敏灵和执着的事业。(文/麦家)
选自散文集《接待奈保尔的两天》,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