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近日在上海举办了院长论坛，以智能时代下教师角色的转变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艺术院校院长和校长展开探讨。
从发言中，可以看到面对数字智能时代的浪潮，艺术与设计院校如何在拥抱科技的同时思考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如何平衡技术手段与艺术创作，如何跳出学科的“界限”，与镜头用科技语言的年轻一代学生进行交流。
艺术院校：新一代数字文化生产者的试验场
艾伦·沃克（Allan Walker，英国索尔福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索尔福德大学艺术传媒与创意科技学院展位，《Barcode Galaxy A Medium Dialogue》，第二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现场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词由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2016年首次使用，强调了基于对生物科学、数字网络和通信的互连性的新理解的技术的出现。它的影响力已经引起社会和全球经济的深远变化。创意教育在为设计师提供这些技术及其产品、以及弥合迅速增长的技能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创意领域，我们需要不断地修改我们的系列项目，并确保与学校和行业的密切联系。
艺术院校必须成为新一代数字文化生产者的试验场，致力于社会参与的实践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并应支持那些使用数字过程创作艺术的人，和那些对数字过程本身进行艺术创作的人。
此外，对艺术院校工作人员响应新技术的新要求包括：首先，在艺术院校的各个方面体验，都需要将模拟与数字联系起来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其次，在学院以及工商业领域开展跨学科合作的经验；第三，他们应该是具有高水平的数字专家，具备教授编码的能力等。
安德鲁·布鲁特顿（Andrew Brewerton，英国普利茅斯艺术学院院长）：
长久以来，艺术家工作室一直作为创作实践和艺术教育空间，我所提出的问题则出现在这一空间面临决定时刻或转折点之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空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动态衔接，尤其是在当下，在被COVID-19席卷之后的世界中。我的问题是：2020年，在我们的艺术院校，什么能够成为工作室？工作室在哪里？
数百年来，工作室一直以各种形式为视觉艺术实践提供能够激发灵感的自然元素。十九世纪中叶，巴黎画家查尔斯·格莱尔（Charles Gleyre）的工作室是一所艺术学校，包括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在内的未来印象派画家都曾在这里学习。莫奈寻求重现的体验不是来源于空间内部结构，而是一种直接暴露于外界的感受。他在巴黎北部吉维尼（Giverny）的工作室既是工作室又是花园，体现着莫奈对于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
莫奈的吉维尼花园
如果说在莫奈的时代，将室内创作开拓为室外写生对美术学院和绘画实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封锁之下，有关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新?问题再次出现，并对艺术学校提出新的挑战。便携式设备的出现改变了工作室的边界和范围，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开放和跨文化的、全球视觉艺术创作的独特场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展示作品，在虚拟空间，在街头。
工作室是一个制作空间，是跨越各种材料、技术、工艺、虚拟、想象、哲学和精神层面的实践的地方。工作室在艺术学校、学生的卧室或花园小棚中；工作室可以存在于网络中；工作室可以在市中心的景色里；工作室可以在难民营中，也可以在路上。工作室同时是：工作室，实验室，厨房和表演空间。工作室是一个鲜活的档案馆。
“混合”（虚拟和数字，网络，校园，在家中）远程教育和面对面的教与学、同步和异步参与、“延伸工作室”的概念、多角度参考——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工作室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转变为艺术教育中的学习空间。
阿利斯泰尔·佩恩（Alistair Payne，英国格拉斯哥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
格拉斯哥美术学院
我的许多想法都基于纯艺术和当代艺术实践领域的教学经验。
在过去十五到二十年间，数字化不断增强，制作工具和方法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具潜力和历史意义的新艺术形式，并鼓舞广大艺术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探索新的实践空间。
技术对艺术和设计实践的潜在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技术和媒介都可以运用到创新型教学中，在不同的空间中提供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比如，通过新媒介和技术，我们可以在线（或传统环境）浏览画廊。
从多方面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发展对创新学科和技术领域来说，是一种延伸而不是破坏。虽然这些发展所蕴含的复杂性要求具备更多样化的技能和知识，但它并不会脱离现有的各种创意学科的概念基础。
我近期参与的一个以绘画为研究背景的博士项目，将虚拟现实作为一种数字工具运用到项目中，让作者能够在新的空间中重新思考和绘画。 与此同时，这一改变也影响了观众的欣赏方式。
不得不提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基于传统手工技能的学科并不冲突。相反，基于传统手工技能的学科可以支撑技术的创新，并为数字化方法的实践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跨学科：不只是“技术乌托邦”
杨冬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张瑞昌 ，《虚拟形态研究与设计应用》 第二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展出作品
在“新文科”建设的一个大背景下，我想所有的院校都在努力探寻着如何进行创新的教育。
清华大学有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一个交叉学科的项目，由美术学院，计算机学院，新闻学院联合培养学生。这种类型的培养项目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例如我们和新雅书院合作的工业设计二学位项目，和就是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做的艺术硕士培养项目。2017年，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设置了清华大学的米兰艺术设计学院，希望这样一个在欧洲的平台能够促进国际的交流以及跨学科的教育发展。
我们也充分利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样一个优势，艺术博物馆占地三万平方米，拥有几万件藏品，我们也希望通过博物馆把我们的艺术课堂真正能够融入到实践当中。
在今年的非常态化状态下，我们的毕业展览采用“2.5D”的展现方式：学生自己来搭建毕业作品的“场地”并进行展示，他们在这个新的技术条件下尝试了很多方式，而且所有的专业，包括陶瓷、玻璃、金属工艺这些过去被认为是比较传统的专业的同学，也展示出对于信息技术的良好掌握。
今天的话题是智能化大背景下的发展，面对人工智能、信息交互等手段的发展，各个学校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讲，肯定要积极拓展跨学科多专业的发展，创造出未来能够适应新的科技和大背景的学科。
奈伦·巴菲尔德（Naren Barfield，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
【海内外应届中国毕业生展】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位，第二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现场
数据与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的可译性（例如，从DNA到声音，图像，动画）有潜力实现无限的变化——这不同于通常只使用一种工具来达到目标的传统行业。这给了艺术设计教师空间，用于思考手工艺和人类技能的目的———不再依靠它们维持基本生存———以及新的主观性。
人性化，创新，部署，设计和传达新技术是艺术设计的部分职责，但它同时也可以批判、质疑和询问相对优劣。因此，我们无法回避数字时代的道德问题……例如，假新闻，意见管理，制造共识……设计和艺术也要揭示真相。
数字时代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首要潜在特征是什么？学生是“数字母语者”——他们对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熟悉程度和使用程度将日益领先于教师。也许我们会看到角色的逆转：学生会教老师吗？老师将如何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老师带来知识、理解力、概念图、以及指导和情境化的能力——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可帮助学生填补自身知识的空白，联结他们的理解力。老师从孤立地教授一门学科，到支持学生发展批判性探究，并不仅将其学科与其他艺术设计学科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将其联系于科学、技术、经济学、工程学、医学以及所有其他人类探索的领域。
因此，我们需要有数字化素养的研究型教师，他们本身就是跨学科的实践者，对其他领域的知识感兴趣。教师们本身应具有道德和国际视野，并支持他们的学生成为全球公民。教师们应当了解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而且不仅仅是通过某种技术乌托邦的想法去理解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还致力于道德、解决数字贫困、实现知识获取渠道、以及技术对人类主观性的影响。
毕学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国美设计学院学校外景图
今天的设计师到底是设计师还是科学家，是编程人员还是计算机管理者，又或者是我们的市场、城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我觉得我们要重塑设计的使命。我们过去是用造物的思维来看待设计，那是行业意识在推动着其发展。比如说过去我们叫包装设计、汽车设计等等；今天更多的是一种系统思维，比如说视觉传达、交通工具、交互设计、服务设计，甚至在西方出现的跨界别设计或者是空间叙事等等。
今天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将是社会方法和设计观念的整体转变。首先设计对象不断拓展：从造物向信息和服务的角度在转变。设计需要更强的综合能力。例如，它需要和社区人群交互；关它注人和社会的复杂性。今天设计已经不是一种职业，更多的是问题意识的思维的能力，是改变世界的一种观念，是构建未来的一种启示。
我们强调在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秩序，中国美术学院提出来了东方美学的整体概念，设计学科也提出来“东方设计学”这样一个理念，在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建立一个适应今天中国人、东方人的一种生活美学的态度。我们来开启改变社会的意识。
焦兴涛（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
（四川美术学院）《木工计划》 第二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展出作品
我们更多是把技术作为艺术的一个条件和手段，但是我们的理解是技术是内在于艺术和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
1984年第一封电子邮件从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计算机中心发出，从此开启了计算机艺术的先河。现在，计算机艺术、媒体艺术最重要的三个特点：交互、连接和运算系统。艺术创作参与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在于它的非线型和开放性，这导致了我们观众的作者性。
艺术家特瑞可·哈波亚把自然植物和碳氧发生器、光、电融合成整体，由此提出，自然中的树木一样，技术和科学内在于我们今天的世界结构。另一个案例是，艺术家西蒙·韦克特把99台智能手机放在一个手推车里，并打开所有手机的Google Map导航，他提着到处走的时候，导航地图上显示出“道路拥堵”，他试图探讨数据的真实性和真实日常之间的关系。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校的李一凡老师做了一个片子《我爱杀马特》，他在交流的时候他说到，在现实当中他把很多广东的打工青年加了微信、加了QQ之后，他突然发现他的朋友圈推送完全变了：各种招工信息、俱乐联盟，和他完全是两个世界。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手机上面的微信朋友圈的推送是一个假象。
西蒙·韦克特的项目
去年拍卖了一幅AI智能绘画《爱德蒙·贝拉米肖像》，我不去讨论这个作为AI智能人工绘画的价值和意义，我只是要说，艺术是去自动化的最高形式，但遗憾的是今天艺术本身正在被智能化。所以在技术、智能、网络的塑造之下，艺术的一席之地才能决定艺术教育的立场和我们的对应。在新技术条件下，我们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对技术的开放态度，你就很难展开你的教学，你就很难理解技术为什么是内在于我们的身体性之中，而不仅仅是成为艺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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