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宗赵匡胤》

钱穆（图源于网络）

钱穆言：“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这样一种大转变既有时代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个人的努力和抉择。面对历经五代乱世，道德沦丧的神州大地，宋太祖顺应天道，胸怀仁德，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开创了有宋一代三百余年的基业，使整个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立新教授的《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宗赵匡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从对宋太祖的介绍可一窥整个宋代的基调。该书基本以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间顺序为依据，对宋太祖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进行了梳理，其中尤为着墨于宋太祖“仁德”一面。

王立新《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宗赵匡胤》（图源于网络）

近年来，有关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问题有不少学理上的探讨，对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延续几千年、自汉代以降儒家文化何以能够成为主导等问题皆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明。《大宋真天子》一书虽属普及性读物，但作者以真挚的感情和严肃的理性思考为我们展开了宋代开国初期的绚丽长卷，使我们直接接触到宋太祖高洁的品德和超迈的文治武功，诠释了中国的外王学是如何以内圣学作为指导的。作者首先诠释了“天”及“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指出“所谓天，不仅包括时势所趋、机缘凑巧、民心所向等现实元素，也蕴含着仁德和智慧等更加深邃的内涵”。天命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自然天命，二是人在命运前的主观努力。前者体现了天对人的自然生命的限制，这种人所无法左右的力量落实到人并表现为个人之命运；后者虽然出于人，但必须证之于天，是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天命下贯、体现在人生之中，离开人生，无从讲天命，离开天命，人生也无从谈起，天命与人生贯通为一。所以即便自然命运得天独厚，如果不能养育仁德、成就仁德，也只会白白浪费天命所赋予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子不过是天的经办人，代天理政，需效法天命而行政事。作者用了一个简单又颇为妥帖的比喻：“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过是替历史当班，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的值日生。”这就把王夫之在《宋论》中的说法“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通俗化地表现出来。宋太祖作为“值日生”中的佼佼者，就在于能够体会到天命的两层含义。“仁”作为人内在的自觉道德，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凸显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宋太祖自觉地以儒家仁爱精神为治道、治术的指针，在促进国家的统一、安定和繁荣中起到关键作用。 

以道德和德性作为政治的基点，是否具有仁德成为作者评价上位者的关键因素，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描写大部分割据势力时，作者都充满了鄙夷、嘲讽的态度，把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称为“抢夺土地与人口的战争”。之所以用“人口”而不用“人民”，是因为他们“不过把民众当成能干活的牲口，用来表明自己的抢夺力，同时也为自己提供榨取和宰割的对象”。但在描写割据福建的王氏三兄弟时，却难得有所赞誉。正因为三人礼贤下士，兴办教育，行德政于民，获得了百姓的真心拥戴。在作者看来，宋太祖完美符合这一评价标准，达成了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效果。得益于宋太祖的做法和取向，自宋朝建立以来，浑浊不堪的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改善。宋太祖“怀仁爱，行正道；孝亲敬长，善待友朋；不提倡贪功冒进，不喜欢阿谀逢迎；不急切于事功成就，不怠惰于日常事务；慎思明辨，沉稳持重；开朗直率，诚信待人；不吝赐人而自奉俭约。太祖的做法，首先感染了周围的大臣，进而又通过身边的大臣，影响到周围更广大的人群”。风气的改变既不是通过口头的宣传和规定，也不是通过物质的刺激，而是需要上位者的表率，这就是王夫之在《宋论》中说的“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舍己而求诸人，名愈正，义愈伸，令愈繁，刑将愈起；如彼者，不谓之凉德也不能”。在公元9世纪末大动乱时代，人民生活困苦，生命贱如蝼蚁，即使一时贵为王侯，也朝不保夕，随时要面临大厦将倾的局面。因此大部分割据势力的统治者追求无穷无尽的物质享受，目光集于当下，对于民族的传统、国民命运的未来毫不关心。宋太祖则是乱世中的一股清风，吹散了挟裹整个社会的乌烟瘴气。他不仅理顺民心，以民为本，以安民为务，而且对待投降和被俘的国君也同样心怀仁德，接续起三代时“兴灭国，继绝世”的人道主义传统。朝代兴亡大多伴随着武力和血腥，以致于有“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的哀愿。但宋太祖从陈桥兵变时的和平交接，到供养丢掉割据政权的君王，都表明他自觉、主动地继承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人道主义政治原则。人文精神的逐渐复苏使得人的生命与生活得以庄严化，中华文化中“尊生”的特性被重新树立起来。 

中国儒学政治哲学把修己与治人联系在一起，强调修齐治平，带有一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一设想中，君主不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是道德上的楷模。但现实中道德上无瑕疵的君主几乎不存在，骄奢淫逸、残暴不仁者反倒层出不穷。作者认为宋太祖的伟大就在于他将内圣与外王、修己与治人连接了起来，以高尚的个人品德保证了权力运用的规范化和正常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太祖才堪称“真正的天之骄子”。 

作者表明通过介绍宋太祖，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认真负责的精神、尊重历史文化的态度、爱护公共财物和公共资源的用心、仁爱天下苍生的情怀，还有勤勉工作的热忱”。把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与树立新时代公民意识融合起来，提倡的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与现代接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