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寅恪研究中，陈与傅斯年的关系总感觉有些疙疙瘩瘩、不太清楚的地方。之前我们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以及一些友朋回忆文章，还是感觉资料缺乏，解不开那些疙瘩。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三位先生主编的《傅斯年遗札》（以下简称《遗札》）依托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经过精心的编辑整理，从某个角度讲，呈现出一个“傅斯年的世界”，也为我们探究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这段“伟大而曲折的友谊”提供了可能。
《遗札》的编辑整理非常有特色。以往我们见到的书信集，不管是单方面的，还是友朋往来的，编排上面是一水儿的以人头为单位，在每个人下面再以时间为序。这样做最方便。《遗札》的编排却是以时间为顺序，公牍、电报、私人信件，一律以时间顺序编排，你就会在时间的经度上看见史语所是怎样一步步建起来，看见友谊是如何逐渐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渐产生，看见傅斯年从他自己的历史里一步步走出来。看完之后，你会产生北京人说的“全须全尾（读若乙）儿”的感觉。这正是它编排上的成功之处。大陆出版界普遍的“趋易避难”，什么事都选择最方便的做法，不考虑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相形之下，便有“上下床之别”。佛教里说“方便出下流”，“下流”不是耍流氓，是“落在下游”，是“睡在下床”。习惯于睡在下床就是目前大陆出版界的现状。《遗札》的整理，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这些信件、电报、公牍原来的格式，提格、提行、空格、小字，尽可能地保存书仪，加着重号的还加着重号，涂乙情况亦作说明。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嫌麻烦”。这四个字轻轻巧巧，但足以令人产生敬意。
《傅斯年遗札》
陈、傅二先生的友谊，简单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以前是第一阶段，联系紧密；抗战南迁是第二阶段，出现裂痕；抗战胜利，傅先生精力转向别处，进一步疏远。以下就这三个阶段略加梳理，并就几个疑点略加分析。祛疑传信，为所追求；设身处地，是其方法。然陈寅恪曾跋俞樾《病中呓语》云：“天下之至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陈先生探究历史，时时若探究人事。其深赜相类，我们探究这段人事，认识这段历史，同样有无限障碍。夷犹逡巡，不敢自是，读者鉴之。
蜜月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柏林交好。1926年陈寅恪先行回国，至清华国学院任教，一归即成名。傅斯年亦打算回国，1926年5、6月间，傅斯年从柏林给在巴黎的何思源、罗家伦写信说：“百年回我的信寄上……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遗札》31页）其时陈大齐（字百年）掌北大哲学系，傅从这里出来，也希望回去。但陈大齐备称系里的事这也难办那也难办，傅尚未开口，先被关住了嘴。11月9日又给罗家伦写信说：“接到百年先生回信，仍是葫卢题。我真不能再忍了。”只好另做打算，信里说：“到清华本无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菴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遗札》72页）
这里说的不想去清华，有两个原因，一是坦白承认怕王国维，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自陈，留学七年，“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参与其他事费了时间；又“懒得世上无比”，五六年不作一文（《遗札》36页）。二是与陈寅恪关系不错，但怕陈不管这种闲事情。作此信时，傅已回到祖国。11月14日再写信给罗家伦的时候，已是“上海寄南京”。
傅斯年最后没去清华，去了广州。1927年初，应中山大学之聘到了广州，开始了他的“大干一场”。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忽然“易为校长制”，戴季陶为正，朱家骅副之。政治上戴撑起来，事务上全出于朱，而朱“全听傅孟真”。傅先生办事勇猛，准备与顾颉刚、杨振声筹备中山大学研究院，先竖起一面大旗来。中山大学里面也风雨飘摇，有人夺权，此事未成（《遗札》78页）。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同意建立“中研院史语所”。在1928年4月，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史语所筹备员”。
但很快出现状况。先是顾颉刚与傅斯年闹翻，离开广州赴燕京大学任教。到了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的信中忽然说：“金甫（按：杨振声字）竟这样恼了吗？一去一字不来。”（《遗札》111页）具体何事，不太清楚，但杨振声退出是事实。于是史语所在开张之初，就面临成为一块空牌子的危险。谁又能代替风头正健的顾颉刚，为史语所压住阵脚呢？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云：“午间与适之先生及寅恪兄餐，谈及七千袋明清档案事。此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遗札》107页）这封信是打选题报告，申请款项。事实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已着手争购。燕大图书馆财大，其收藏之丰，远近闻名。
一直通过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与李盛铎周旋的人就是陈寅恪。9月20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钦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为此项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遗札》109页）明知陈属清华，顺手便拉过来了。史语所拟迁北平，又托陈觅新址，最后选定北海。
11月14日又致函陈寅恪云：“北平各事接洽，须有总负素[责]之人，而所址既有，尤须有主持者……弟思之熟，此间同人亦同此意，推兄为北平分所主任。此非可让之事，望兄为其艰难。”（《遗札》122页）其实就是史语所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
早在1928年初，陈寅恪已建议清华国学院购买这批档案。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云：“……陈寅恪师语李木斋家有内阁档案，研究所如得经济独立，此事实可整理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15页）清华国学院不仅经济不独立，很快罗家伦谋争清华校长之位并获胜，罗为白话一派，吴宓难立足。陈寅恪为史语所购档案得天时之便。
陈寅恪与傅斯年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二、五、七、八函，皆往来讨论购内阁档案事。最后商定由三万降到两万元。王国维去世，其藏书经陈寅恪联系卖给图书馆，得价一万，以补贴王静安夫人家用。静安藏书无异本，与之相较，陈寅恪亦言二万元不昂。又，傅斯年1930年10月致杨杏佛函谓“史语所月费万五千元”（《遗札》251页），则以两万元买一批档案确不为价昂。历经数次反复后，第九函终于谓已购定，但一大堆麻袋又无处安放。傅斯年又托陈寅恪“觅屋”。“不管闲事”的陈氏于是奔走觅屋，其于史语所事不可谓不上心，时间在1929年3月间。觅屋之事亦管，远在广州的史语所能在北平发展并延其声光，多赖此“北平办事处主任”。
清华方面，王、梁二导师逝世后，事故屡出，国学研究院风雨飘摇。《吴宓日记》记陈先生此刻之态度为“悲观而消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21页）。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撤销。陈先生改就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历史学系合聘教授。购买内阁档案事，虽客观上是陈帮了史语所，但也从内心上给了陈一些安慰。清华旧恩随着国学研究院的解散，自然淡薄了。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办法》里拟定了一些工作计划，如沿粤汉路沿西江进行古物调查、广州回教及阿拉伯人遗址调查、民俗材料征集、《广东通志》重修、《经籍纂诂》扩充等等（《遗札》89页），从傅先生“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角度看，这些计划自然都没有内阁档案几千麻袋来得激动人心。
陈寅恪认为，从这“七千袋”或“八千袋”里，可以析出清代的一些实录，“可推定为第一等重要材料”。还有就是“司法之口供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情状之记载”，也很有价值。并认为“此项实录非将其历次改涂增删之原状全部发表，无以见其伪造之实状及演变之历程”，“似不可不急发表”，“可供给与东洋史学界，而表现史语所成绩也”（《陈寅恪集·书信集》35页）。“表现史语所成绩”七字在傅先生最为重要。
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与于道泉一道调查满文老档，进行《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人事方面，帮助傅斯年挽留钢和泰，推荐陈垣任敦煌组组长，展开敦煌学的系统积累与研究。这一切，非常符合傅斯年回国之初要和世界汉学“接轨”，与法国汉学争高低的初衷，符合史语所与老师宿儒乾嘉学派走不同一条路的蓝图设计，现代感十足。
我们以往读陈寅恪先生的《书信集》，感觉陈对傅依赖特甚，现在钩稽排比，看到在史语所建立之初，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依赖，才是硬币的另外一面；甚至是排顾（颉刚）排杨（振声）底气十足的原因。陈、傅二先生的来往信函，为我们提供了用材料还原真实的可能。
1928年和1929年，对傅斯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年份。正如他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说，建立史语所是他最重要的“理想之奋斗”。最初他想依靠的对象是他的老师胡适。从傅斯年遗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胡适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实际的支撑，最初来自陈寅恪，然后来自小屯村。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29年）空白处附加一句：“弟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弟以与中央研究院有著书之约辞之矣。闻胡适之先生亦被邀，闻亦不去，不知确否？”可以约略想到1929年顷，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状态，哈佛之聘都不为所动。傅斯年也处于兴奋状态，史语所终于在筹备委员三位走了两位之后，在学界立稳了脚跟。
生分
陈先生与清华的内心疏离及与史语所的逐步认同，发生在史语所远在广州之际，陈受傅遥领；当史语所迁京的时候，反倒是蜜月期结束的时刻。事情往往如此。
事情要从徐中舒身上说起。傅斯年最恨“拆台主义”，1930年夏秋之际，浙江大学拉徐中舒，聘书已发，而傅斯年又坚决不放，教育部来电命“马上放人”，傅先生不买账，由此大闹。徐中舒之尴尬可以想见。
蒋梦麟、刘大白联名发电给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难”。傅斯年不能对蒋梦麟发火，转怒刘大白。1930年8月23日致刘大白函云：“现奉‘速予放行，勿再留难’之令，不胜感其不通之至！此电虽同列孟邻先生名，然就称谓及语气论，为大作无疑。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吾公不是反对文言文的吗？这样官场中的臭调文言，竟出之吾公之口，加之不佞之身，也是罪过！现请吾公收回成语，以维持《白屋文话》作者之文格词品，不胜荣幸之至！”（《遗札》248页）
蒋梦麟
此事当作两面论。一方面徐中舒书生抹不开面子，两面模棱。浙大与史语所如两军相遇勇者胜，傅斯年自然霸道，但也不能说他全错。另一方面，中国人官本位，当了“领导”如同黄袍加身鬼魂附体，无形中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顺昌逆亡，除非遇到更高一级的官儿，傅斯年这种时候最是“五四”青年大反传统。“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傅先生真是霸才，即使如项羽乱杀，也颇能得江东子弟之人心。
徐中舒之离去将影响到内阁档案之整理。8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此札三联版只标“十五日”，无月份，我以为当在8月）云：“顷与中舒先生电话中略谈（因未见着），弟意此次档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独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难觅。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办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致有精神上之影响。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旧担任第一组主任之虚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实无所事事），但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华要全薪。……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故全薪由清华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华卖力者，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人之恒情只顾其近处，非厚于清华而薄于史语所也。”（《陈寅恪集·书信集》39页）所谓“第一组不甚平安”，显然指徐之离所，傅必遣第一组主任与周旋劝说，而处理此类事件，陈傅必风格迥异，不待言也。以前单看此信不能读出感觉，现在放到语境里去，即知其来龙去脉。这封信可以标志蜜月期之结束，虽然用词极委婉，主任照当，事照做，然“不领薪”，向清华领全薪。其意完全退回清华甚明，而逐步脱离史语所。信末在留白处又附：“此函不是拆台主义，乞勿误会。”傅先生是否“误会”，不得而知。
即使“误会”，亦不能发作。此时的傅斯年一定压力山大，但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有足够的信心留住陈、徐，继续开拓。而陈离去之思，已种下根苗，将来必破土而出。
到了1933年，陈致函傅斯年云：“孟真兄：前函奉到后，又晤彦老（按董作宾），弟意仍拟如前函所云办理。因弟一时既贪得清华休假之权利，势不能南行，又遥领干薪，此则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虽有古人雅例，但决不可行之于今日，故期期以为不可也。”（《陈寅恪集·书信集》45页）所及“南行”一事，指邀请陈赴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之事。“如前函所云”，指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名，即虚名亦要辞去，脱离之决心更甚。“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指宋代在玉局观、武夷观设祠禄官，以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兼之，不必赴任，遥领干薪，王安石曾以此安置反对派。
到了1936年4月，傅斯年又反复来信敦请陈寅恪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陈拒绝。这种会陈是去评议他人，而不是为人所评议，今人最喜参加此类资格评议会，因高高在上也。这也是“人之恒情”。人啊，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不料陈先生违背这种“人之恒情”，屡请不动。4月8日，陈复信说“决计不南行”，理由是要备课。一个大佬聚会的机会，年年要人催，不过是评议别人而已。川资已经寄来，正是不由人辞，却偏偏再寄回去。陈函又说：“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邀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初读此函，真信其与“纲纪精神”相关，今日再读，知其不然。“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云云，则宣布真正脱离史语所。
总之，陈寅恪对待史语所之态度，一两年之后已与1928、1929年之态度迥异。1930年已提出“挂虚名”，1933年不愿参加评议会，1936年提出全部脱离。至于其中细节，仍然缺乏具体文献，但其原因当是由傅斯年办事之风格而引起。
史语所在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于1936年决定迁往南京。傅斯年极其希望陈寅恪能随所南迁，那样的话，陈就是史语所的人，于清华为客宾。而陈先生的意思却要与清华共命运。我的理解，并不是清华对陈多好，而是在清华还自由些。傅斯年后来反腐败呈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能量，但他身上又不免有专制的胚胎和雏形，早期认为“所有有汽车的人都该判死刑”，可见其性格。
有一点不易理解，这一阶段，陈寅恪与史语所逐渐脱离，先留第一组主任之名，后连名亦要去掉，但同时却向傅斯年荐人，致傅第二十四函荐戴家祥、赵万里，第二十五函荐张荫麟，第三十三函荐陈乐素。是要表示人虽脱离，感情关系还在？还是干脆觉得举荐人才是公事不是私事。陈先生不会那么单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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