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没有完成的学术志愿
1936年的夏天，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服务满七年之后，吴文藻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学术年假和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他选择去美国和西欧游学。这次难得的访学经历极大地扩展了吴的学术视野，他会见了日本和欧美几位当时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汉学家，包括日本的鸟居龙藏，耶鲁大学的萨丕尔（Edward Sapir）和阿伦斯堡（C. M. Arensburg），哈佛大学的林顿（Ralph Linton）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法兰西学院的莫斯（Marcel Mauss）、布格雷（Charles Bougle）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并利用这个机会增订了自己有关“西洋社会思想史”的讲义，还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与西方知名的学者和大学的合作计划。
吴文藻
1937年6月29日，吴文藻和他的夫人冰心结束了为期321天的旅程，回到北平。在那里，他们受到亲友们的热烈欢迎——没有人会想到，仅仅一个星期以后，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出于民族大义，他们与大部分朋友（这些人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战前享受优越的生活）一样，立刻决定南下，去“抗战的大后方”。然而他们的行程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阻碍，等他们到达目的地昆明的时候，已经是1938年的秋天了。吴文藻随身携带着一张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手书的长卷，内容是1938年6月3日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全体学生送给他的一首《金缕曲》：“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白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
行程的延宕，固然增加了他们旅途的困难，冰心说回想这段逃难的历程，总让她想起北宋诗人李清照夫妇的悲惨遭遇；但是，这却也为吴文藻的研究工作争取了时间——在这一年里，他获得了英国“庚款”的资助，并且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支持，在他抵达昆明后，就将以“社会人类学讲座”的名义开始学术工作。
即使不考虑战争对学术工作造成的压力，吴文藻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出色的。他在担任讲座课程的同时，“又同英庚款委员会派来的研究人员如江应樑、密贤璋等人共同进行专题研究工作”，1939年，他“为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时也是文学院院长），同年又受司徒雷登委托，“在昆明建立起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还与同行合议成立了云南人类学会。
尽管战时后方的物质条件，与故都北平无法比拟，但吴文藻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把家安在昆明郊区呈贡的乡村，冰心说，在战争中那里简直可以算作世外桃源。他有相对充足的经费（英国庚款和从司徒雷登那里争取来的洛克菲勒基金），更重要的是，他在燕京“派出去”的学生们，此时从四面八方重新回到他身边。所有这些使吴文藻相信，他在燕京苦心经营了十年的团队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宏伟计划，又有延续下去的可能。
费孝通在吴文藻身后，曾经提及对这位“开风气、育人才”老师的一个感觉：
他清醒地察觉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费孝通的这个感觉与乃师的夫子自道，很有心灵相通之处。1932年，派克来华。这位满头白发，即将退休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在那些20岁出头的学生们眼中是“社会学巨子”，甚至是“这门学科的老祖宗，即祖师爷”。但在吴文藻看来，派克的首要功绩，倒不在于他自己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一方面“树立了社会学的学术中心机关”，另一方面“指导研究生的搜究工作，养成了许多社会学研究专家”，因而“促成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发展”。那时的吴文藻不过是一个刚晋升为教授不久的年轻学者，可是他对派克的“学术共同体领袖”角色的定位，已带有几许自我期许的意味。因而四年以后，已身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不仅对布朗在“促进功能派社会人类学方面”做了与派克几乎一样的评价，还按照布朗的建议，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集群研究计划。
如果不是1939年费孝通与顾颉刚之间一个很偶然的论争，或许吴文藻的宏伟蓝图不会那么快就破灭了——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
关于这一段公案的历史事实，除了当事人在几十年后有过回顾之外，我们已经在社会学、民族学，特别是历史学者的叙述中知其概况。大致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
1938年12月，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与吴文藻共事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应《益世报》之约，为其主编《边疆周刊》，目的就是使学者、企业家、青年都对边疆和边疆民族有更丰富更深刻的了解，“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这份刊物的命名，却招来昔日北大同窗好友、历史学家傅斯年的批评。傅斯年给顾颉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大致意见是，其一，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口，作为“外来人”身处大后方，应该慎用甚至废止“边疆”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其二，“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其三，具体到云南边陲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平心而论，对傅斯年的意见顾颉刚是有所保留的，比如他就不同意傅斯年那种激进的汉化方针，“有一种人小心过甚，以为国内各种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谈，谈的结果适足以召分裂之祸。记得数年前就有人对我说：‘边地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时还好驾驭，一让他们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觉得，这是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不当采取”。但在国难的“大义”之下，顾还是“连作两文以自明”。
1939年元旦，顾颉刚撰文《“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强调“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在40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个‘本部’的称谓。……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换言之，“中国本部”概念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应当即刻废止。当年2月顾颉刚则直接引用了傅斯年的原话“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标题，他发挥历史学家的特长，试图用很多的历史与现实资料，证明了几个简单明了的论点：“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没有种族的观念”，因而“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然而同时，“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顾颉刚的结论是：“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可能是觉得这种解释的牵强，顾颉刚最后又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能用文化来分。”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重庆《中央日报》、南平《东南日报》、西安《西京平报》乃至贵州、湖南、广东、安徽的报纸纷纷转载，单在《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和《星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和信件，就有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白寿彝的来函、鲁格夫尔的来函等等。其他刊物上的文章，如翦伯赞的《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何轩举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性》、黄举安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以及席世锽的《中华民族起源问题质疑》等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的。
在外侮日亟的大形势下，多数学者赞同顾颉刚的观点或至少表示同情，但反对和质疑声依旧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认为这是大汉族民族主义的体现，苗族人鲁格夫尔则更加激烈地表示：“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显然，同样是为了共御外侮，避免民族分裂，站在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在这场论辩中，造成最大影响的批评，来自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费孝通。
费孝通
费孝通那时是刚刚自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归国的洋博士，他需要在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民族”问题恰恰又是英国人类学最关注的传统话题；更重要的是，在费孝通的记忆里，顾颉刚曾是“打破偶像的前锋”，他对于“黄帝一元论”的有力驳斥“把几千年占在历史高位的三皇五帝摧枯拉朽地推到了”，但现在，顾颉刚完全放弃了奠定他学术声誉的学说，走到了另一面。这种不解是促使费孝通与之展开辩论的重要原因。费孝通对顾颉刚的批评，是从辨析一组概念（state、nation、race、clan）开始的。为了避免再陷入中文译文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费孝通巧妙地提出了一组相应的，但却一目了然的中文概念：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体质团体。他根据自己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认为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的。因此要证明中国人民因曾有混合，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不发生社会的分化是不容易的。即使证明了，也不能就说政治上一定能团结。所以，费氏承认这些团体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的团体之间，也确实存在复杂的历史性的融合，但是，这些不能作为人为消弭团体间差异的理由，不能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画等号，即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即不同民族的存在），不能将寻求政治统合的目的凌驾于客观的事实分析之上。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于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我们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费孝通的这篇文章是富有创造力的，它直接启迪了半个世纪以后关于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费孝通在晚年提出的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事实解释和政策应用的层面，他的反思实际上已经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顾颉刚乃至以顾先生为代表的费孝通的老师辈学者们做了批判性的超越。
然而在当时，年轻的费孝通的“意气用事”，却引发了他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受到驳难的顾颉刚本人，倒没怎么把这事放在心上，在接下来对费孝通的回应中，他甚至通过坦陈自己的政治目的来寻求与费孝通达成共识的基础。顾颉刚苦口婆心地告诫费孝通，请他不要忽视严峻的战争形势和现实情况，以及自己的“爱国心”——这种写作背景，似乎是对自己两难境地的表白。费孝通说他后来终于明白了顾的“爱国热情”，以及“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但是这种醒悟显然来得迟了些——费孝通的文章令傅斯年震怒。在20世纪60年代披露的一封信中，傅斯年对费孝通的论述做了近乎人身攻击的痛斥，并把矛头直指费的老师吴文藻。傅斯年的这封信是写给朱家骅和杭立武的，这两个人正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掌管着吴文藻在云南的主要财政来源——的董事长和总干事。尽管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傅斯年的态度与吴文藻的离职之间的关系，但事实是，就在傅斯年写信后不久，吴文藻就因为财政资助受阻而不得不停止研究。恰好此时，他收到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的清华同学顾毓琇、浦薛凤的邀请，于是1940年冬天，吴文藻携妻女离开云南前往重庆。
吴文藻走后，他的主要职务和“学术召集人”的角色，主要由费孝通承担下来。由于失去了中英庚款的支持，费孝通不得不想方设法从国内其他渠道，例如农民银行、教育部等机构获取资金支持。到1943年，他终于从云南当地的实业家缪云台那里获得了一笔数额颇大的资助。不过，学者们付出的代价之一，是他们不得不把作为其学术渊源象征的“燕京大学”的名字，从“云大-燕大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名称中勾去。
多年以后，费孝通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当时他作为一个学成归乡的留学生，却“一头地钻入农村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是内心的责任感和历史眼光的驱使，不过他们的工作，在当时并非无人叫好，而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其中就包括社会学家陶孟和。
陶孟和：20世纪40年代的尴尬处境
陶孟和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前辈校友，但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却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往来。现在所见的有关他们学术交往的明确记载，是在1940年秋天。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汤佩松，约集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陶孟和与一批学人，以茶会的形式进行非正式的学术讨论，议题的中心是战时农业现状与战后农村重建。当时参与其事的，除了生物学家汤佩松和社会学家陶孟和之外，大多是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隶属于不同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因为战争而聚集到昆明。在陶孟和提议下，费孝通参与了这个有点类似“席明纳”（seminar）的学术讨论，并且做了若干次报告。陶孟和曾经想把费孝通的这些报告结集出版，但最终未果。从此后出版的《费孝通文集》看，除了著名的田野考察报告《禄村农田》外，费孝通这个时期确实撰写了不少有关战时与战后“三农”问题的文章，这些是否就是陶孟和所指的那些文章，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见，“三农”问题确实是那个时期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
陶孟和
对陶孟和这位社会学前辈，费孝通似乎并不熟悉，也不热情，但是陶孟和对费孝通的“罗致”，却是出于深远的学术考量的。陶孟和是最早在西方接受社会学训练的中国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西方出版有关中国的社会学著作的学者之一。但他回国后任职的北京大学却长期没有社会学专业系科设置，因此实际上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陶孟和缺乏高质量社会学研究的机构与制度支持，也没有相应的团队合作。直到1926年，由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资助，隶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成立，陶孟和受聘担任主任，他才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在技术上引进和改善若干西方流行的调查方法。但是陶孟和在社会调查所的处境并不顺利，特别是他缺乏一支接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才队伍。除了早期李景汉曾短暂担任过调查部研究主任外，陶孟和主持的研究机构里的成员几乎都为经济学者，很少有专业的社会学背景。学术背景单一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方法论的限制，因此，尽管这个研究机构搜集了大量调查数据，但却无法更进一步对这些数据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从而得出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认知（我们在下文将看到，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遭到质疑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陶孟和才试图引进在方法论和研究方向上都与原有学术团队不同的“新鲜血液”，而费孝通正是这样的人选。
然而时局的发展远远超出学者的预期。就在陶孟和刚开始筹划他的“席明纳”后不久，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得不再次迁往四川宜宾李庄。这次搬迁，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跋涉，甚至当陶孟和和他的同事们拖家带口，已经在巴蜀群山间颠簸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达目的地宜宾李庄后可以在哪里落脚。
到1940年底，吴文藻去了重庆，费孝通留在昆明，陶孟和则辗转到了宜宾农村。如果历史定格在这里，三位社会学家可能不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交集”，然而，时局的发展带给社会学家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艰辛与磨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生命又因此发生了某种联系。或者说，学术被卷入了现实政治的漩涡。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东部半壁江山落入敌手，行政与文化中心西迁。情势的变化，使得最高当局不得不把“西南、西北交通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在学术界内部，如果说一年前费孝通与顾颉刚的那番争辩还主要限于“学术”范围以内，那么自1941年以后，按照战时实际政治需要，高度整合学术资源就已经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研究边疆的热潮与“边政学”的兴起。
在重庆，吴文藻的职务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的参事，工作的内容则是对边疆、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他同时也是蒙藏委员会的顾问和“中国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边政公论》杂志的编审人。在吴文藻的邀约下，包括陶云逵、李景汉、柯象峰、徐益棠、凌纯声、言心哲、李安宅、李有义等在内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成为《边政公论》的主要撰稿群体。
陶孟和也被卷入边疆研究的潮流中。1941年，他的上司，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就在号召学者“到西北去”。1942年，蒋介石降服新疆军阀盛世才后，更提出“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的主张，自此议论中国西北地区开发的主张不绝于耳。出于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现实关怀、最高当局的言论鼓动以及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的激励，朱家骅希望陶孟和领衔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成为学术界“进军西北”的先锋。对这项多少“政治化”了的学术行动，陶孟和相当热心，他很快拟定了搬迁与研究方案。除了出于爱国良知和服从命令的心理之外，陶孟和此举的目标之一，是试图借此机会实现在昆明没有完成的扩充和完备学术队伍计划，因此在他的计划方案中，添聘费孝通、李安宅等社会学家成为重要环节。然而陶孟和的计划，却最终未获得行政当局的认可，特别是他扩充学术队伍的旨意，遭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强烈反对。1943年夫人沈性仁的去世，给陶孟和带来了相当沉重的打击。自此，陶孟和的学术梦想几乎全部破灭。
（本文摘自陆远著《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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