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郭沫若《凤凰涅槃》
2016年7月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郭沫若蜡像
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辰124周年的日子。从最初的五四时代充满反抗、叛逆的作品，成就时代之标杆，到建国后，在全国文学艺术会、中国文联担任要职，再到逝世后，各界对他在“文革”前后表现的争论，直至今天，人们对郭沫若的评价仍尚存争议。如果不谈其人，只看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学界对他传世的作品也有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肯定他的反抗与划时代意义，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猛烈的批评。
对郭沫若作品的褒扬
1921年，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褒贬不一。在褒扬的一方中，最多的是对其自由诗体裁、白话诗风格的肯定。例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写道：“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郭沫若）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闻一多也曾生动形容：“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1921年版《女神》。
在《女神》首版后第二天，创造社作家郑伯奇便对其思想内核进行分析。他认为《女神》是个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通过大量直接的情感表达和宣泄，向读者展现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矛盾、挣扎，也展示出渴望通过毁灭获得新生的涅槃精神。随后，学者们围绕郭沫若诗中的表达技巧、思想内涵、社会心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讨。这些褒奖最后都指向其浪漫主义精神和对自由的不懈追寻。
学术研究要有新拓展，需要有新解读，新时期以来，郭沫若作品研究者试图从文化品格、文化传统上去理解他的作品。早期郭沫若研究者黄侯兴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青春型”文化品格，“作为一个诗人、学者，郭沫若的一生，便是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印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也曾撰文《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提出“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论”。他认为诗人的情绪、生命的情绪就是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的核心，情绪是郭沫若“诗歌生命的源泉”。
除了诗作，郭沫若的话剧，特别是历史剧也常常受到赞扬。他一生总共创作过11部历史剧，全都是托古喻今的风格。《屈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在剧本完成后不久，散文作家孙伏园就撰文赞扬该剧实在是一篇“新正气歌”，认为剧本表现的“是中国精神，杀身成仁的精神，牺牲了生命以换取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刘遽然则评价《屈原》的根本价值是“从屈原那种爱国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坚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
1942年话剧《屈原》剧照，金山饰演屈原，张瑞芳饰演婵娟。
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
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几乎是伴随着郭沫若本人的跌宕而成的。早期，学界亦不乏对他作品的批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郭沫若出任中国文联要职的时间里，鲜少有批评之声，直至郭沫若逝世，陆续有重新商榷、评估的文章出现。
不可否认，郭沫若并非一位篇篇精品的作者，在他平生的大量作品里，也有不少“粗劣“之作。另外，诚如俗语“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郭沫若的作品，换一个角度读，也能读出不少问题。在前文中提到闻一多曾赞许过《女神》，随后也提出对该作的批评，“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女神》底作者既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底精神，他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能领略……”
除此之外，目前对郭沫若作品的批评大多集中在他建国之后的作品。有学者指出，建国以后，他的作品是典型的政治化文学作品，例如他在后期常常提及“东风”这一意象。这与毛泽东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基调是一致的。从1962年5月对《忆秦娥·娄山关》中“西风”做政治化寓意的解读之后，郭沫若便没有停下对此的附和。政治第一、政治正确几乎成为后期郭沫若创作的核心观念。
同时，他后期的诗作里还充满着口号和标语，从早先追求自由解放，突然带头推崇偶像崇拜，甚至失去理性判断地对各项政策加以歌颂，今天看来实在是巨大的讽刺。例如，1974年，郭沫若写作《春雷》一诗：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除了诗歌，学者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对传统史实、传说相去甚远的改变和再创造。例如，早期的《王昭君》，他为了表达情感和彰显主旨的需要，进行明显地篡改杜撰。对此，当时的剧作家顾仲彝、作家向培良等人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再加上其早期的历史剧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思想过于直接明显、艺术表现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更令学者聚焦了这些不足，从而得出作品艺术性不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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