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视听媒体为依托的新阅读方式不断出现，大量的知识信息裹挟在无线信号里面扑面而来：碎片化、娱乐化的新传媒似乎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我们不禁担忧：信息爆炸的时代，严肃阅读何以可能？
11月23日下午，由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史学社、夏雨诗社、涵芬楼主办的人文沙龙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和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张春田。他们从多角度反思当下社会的阅读现状，探讨严肃阅读的未来趋势。
张春田和唐小兵在活动现场。
阅读生活存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趋向
一位作家在与唐小兵对谈的时候，曾经说起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过去出版的书籍都是从上往下读的，人们读书时也因为这样的排版而产生一种不断“点头”的动作；而现在的书籍都是从左往右读，人们因此会不断的“摇头”。“点头”代表同意，“摇头”代表否定，似乎代表了一种对于书籍态度的转变。
在唐小兵老师看来，当今中国的阅读生活存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趋向。
“一种趋向是追求严肃阅读、倡导回归经典性和思想性的阅读，强调阅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艰难却值得为之努力的精神长成，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阅读既是汲取新知，砥砺情操，同时也是形成横向的知识共同体，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相互慰藉。”比如近些年有关前苏联和纳粹时期的德国的历史书籍，就是一种引人瞩目的阅读文化现象。这些作品严肃而又深刻品，折射出对于20世纪世界政治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反思。
《上学记》书封。
另外一种趋向，则是伴随各种新媒体的兴起，中国人阅读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越来越多的阅读指向了对信息的追赶与抓取，这也正是这个所谓大数据时代强调“信息抓取能力”的体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所倡导的自由自在的‘以怡情养性’的阅读踪影全无，赵越胜在《燃灯者》里所描述的与周辅成先生研读伦理学经典的严肃阅读也逐渐式微，北岛等人编的《七十年代》中所发掘的‘文革’时代充满反叛意味与探索精神的阅读生活难以重现，更遑论北岛所撰《时间的玫瑰》中那种极为深切、细腻和深刻的对诗歌与诗人的阅读。”
互联网阅读对严肃阅读的“天然敌意”
唐小兵认为互联网阅读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因为我们在手机上读书时，往往被一种潜在的焦虑所强迫，总是不停地“滑动”。这种对阅读效率的追求压制了思想、趣味与美感的形成。
在互联网阅读的背景下，阅读成了一种“文化竞赛”。人们竞相比赛，展示谁能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优质的资讯和文章，其实质是一种炫耀和攀比。
然而唐小兵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很多人在朋友圈读到过很多优质的文章，可是当自己写作的时候，这些文章几乎从来不会进入大脑系统被调度出来，而能够记忆起来的往往还是在纸质文本上读到过的文章。“由此可见，即使是严肃的内容，当它呈现的方式是高度电子化的形式，它们往往难以深深地嵌入到阅读者的记忆之中”。
有抵抗感的阅读才是严肃的阅读
非严肃的阅读同样会有愉悦感，但那是一种类似于口腹之欲的暂时性愉悦。而严肃阅读，尽管艰辛、漫长，却可能带来一种长久的智性上的欢愉。
在唐小兵看来，严肃阅读绝不仅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同时也关涉到一个民族共同体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对于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这种文化依赖于个人的低幼化、短平快式的阅读和不假思索的‘稳定’，后者所构建的往往是私人领域消费主义与公共领域犬儒主义的内在结合。”
唐小兵还对“严肃”进行了阐释：“严肃”首先指在阅读选取文本时应该严肃而真诚。同时，“严肃”也指阅读方式的极为严肃，是寻找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这种抵抗感甚至对阅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某种挑战甚至颠覆。
读书不应该受限于职业、身份或是功利目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大众的日常阅读变得越来越迅捷、方便，也越来越“分众化”。“阅读”也已经不再限于“一卷在手”的旧式印象，似乎跟对于“读书”的传统理解产生了距离。于是对平面化、碎片化的阅读的某种隐忧也就油然而生。
在这个问题上，张春田觉得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在人类漫长的阅读史上，阅读的物质载体屡有更替，但不管是读竹简、羊皮卷子，还是读活字印刷的纸质书，阅读行为本身却长久持存。
张春田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经常看到不少乘客手捧一卷，或平装或精装，有流行小说，也有大部头的经典，甚至艰深偏门的学术著作。譬如《21世纪资本论》、《事件：一个概念的哲学旅程》、《加沙历史》这样的经典作品。后来到美加多地去旅游，张春田发现，地铁上的“读书风景”并不只是温哥华的专利，好多地方也都有。
在张春田看来，读书不应该受限于职业、身份或是功利目的，而可以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随便翻翻，抑或埋首钻研，或者‘岁寒伴我夜读书’，读书时总是希望既拓展精神世界，又让心灵得到滋养，既有益，又有趣。”这正如陈平原先生一本书的名字——“读书是件好玩的事”。
张春田觉得读书和手机中的阅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材料甚至知识，读书本质上是与一种充满好奇心的、慢慢欣赏的、无功利的状态密切相关的。‘漫卷诗书’之相的背后，有精神，有修养，有情怀，有另一个世界。”
“怎样读书”并无定法
近人关于读书诸相的谈论有很多。当年“漫说文化丛书”中就有一本《读书读书》，这本书由陈平原先生编纂，汇集了从鲁迅到阿英，从林语堂到叶灵凤等众多现代作家“读书的故事”的文章。
张春田非常欣赏唐诺的《阅读的故事》，他认为唐诺读书之杂，对阅读的反身思考之深，在中文世界绝对让人瞩目。在这本书中，他分享阅读的记忆与困惑，更寄托阅读的奇想与期待。且看这些子标题：“意义之海，可能性的世界/有关阅读的整体图像”，“阅读者的无政府星空/有关阅读的限制及其梦境”，“数出7882颗星星的人/有关小说的阅读”，完全道出了作为一个“绝对资深”的读者的怕与爱，也带出了阅读与人生的彼此关联与共振。
关于“怎样读书”，张春田认为从来没有一定之规。不过，参考一下那些大家们的读书经验有时也不无益处。
《怎样读书》是民国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一本书，书中，胡适、蔡元培、王云五、林语堂、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金针度人，或者谈具体的“读书方法”，或者论“读书兴趣”的培植，甚至直接叮嘱“怎样研究英文”。他们观点不一，见仁见智，各有门径。
《怎样读书》书封。
张春田认为，大家们倾囊相授的“读书法”，必须要与“亲自读书”的自家体会结合起来。“重要的还是多读，在游泳中学游泳，这样冷暖自知的体会才最深刻也最合适。”
“各种媒体不定期推出的‘年度100大好书’，说到底真的存的下来的、绕不过去的‘必读书’并不多。”张春田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向大家推荐了几本让他受益匪浅的书籍：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吴琦幸著。
这本书是作者根据他与老师王元化先生多年的谈话改写而成，从中既可以读到王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感受和思考，也有对学术界一些人物、事件的臧否，让人很真实地感受到王先生“英锐”与“沉潜”并存的精神气息。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朱晓江著。
朱晓江从“新文学”与“新文明”的关系去讨论周作人文学的意义，精彩地呈现了文学、文明与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准确地揭示出周作人“美文”、“小品文”、“时事文”、“笔记体散文”等的文体形式所对应的历史内容。
《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张晖著。
这本书是张晖对突破古典文学研究的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他回答困扰着自己的问题（即“知识人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在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信仰”）的一种尝试。张晖对当时士人的痛苦与欢乐尽力做到“了解之同情”，而他渗透在书中的生命感、现实感更在提示我们，什么才是学术最根本的意义。
《英雄与丑角》，罗岗著。
这本书，上编是“视觉的政治”，下编是“文学的能量”，继续了他多年来在文学批评上的敏感和论辩性。在这个文学、批评和时代一样虚无的时刻，有人会看重书中的博学，而有人会看重书中的不屈不挠，张春田觉得二者都重要。
《Mirage》, Patrick Hanan翻译。
这本书是从哈佛大学退休的韩南教授对清代小说《蜃楼志》的英译，小说讲的是迟暮帝国里世俗男女的奇情故事，本身很精彩。而韩南的翻译更精彩，示范了什么才叫“手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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