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东行前乾隆宫廷与扎什伦布寺的交往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巴丹益西藏历十二饶迥土马年（清乾隆三年，1738）生于后藏南木林地方，藏历十三饶迥铁鼠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北京圆寂。大师接受乾隆皇帝邀请，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自扎什伦布寺出发，艰苦跋涉数千里、耗时一年有余，赴热河和京城朝觐并祝厘皇帝七十万寿，这一恢弘壮举对于西藏地方与清代中央关系及各民族间交往有深远意义，受到后世的高度称颂。正因为此，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各种视角的研究也很充分。也许正是由于进京朝觐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高光，六世班禅大师东行前的生平史实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尤其是彼时大师与乾隆皇帝及宫廷的交往几乎无人注意。在阅读、整理六世班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一些双方交往的记载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通过对大量文献、档案及文物的研读比对，大师及扎什伦布寺在乾隆四十四年以前与宫廷交流的史实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除去处理僧俗政务的交流及礼仪性质遣使朝班、颁布诏书等活动外，双方在宗教、艺术领域亦有着频繁的交往，甚至产生了积极的互动，留下了一些风格独特的作品。本文将选取其中代表性事例予以论述，以期揭示此间汉藏交流更全面真实的面貌。

本文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之一，是二世嘉木央活佛久麦旺波所著《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以下简称《六世班禅传》），20世纪90年代藏族学者许得存、卓永强自藏文本译出，此后广为征引。然而由于藏文史籍所涉学科甚广，其中一些专有术语的翻译有待商榷。在阅读《六世班禅传》汉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译文的用词不够精准，未能体现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在文中附上了此类藏文文本，并进行了改译修正。同时，笔者将藏文文献、满汉文清宫档案及文物相对照，除去文献互证外，使得来自清宫、西藏不同视角与口吻的记载在细节方面相互补充。经过学界数十年的努力，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有了宏观的构建，但“少有直接利用满、蒙、藏文文献……对清廷与藏传佛教交涉的文献和细节都所知甚少”。本文所揭示的，正是双方交流中的点点细节，特别是为常常苦于信而少征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提供了史实凭据。

营建太上皇宫，向扎什伦布寺定做佛像

《六世班禅传》水龙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1772）一条中有如下记载：

zla ba bcu gnyis pa'i nang du gong ma chen po nas rta zam rim brgyud kyi thog bka phebs par/nged nas lha khang du mchod rgyur/de kha nas tshe lha'i sku brnyan sgrub dgos 'dug bas/yon du mdzod btags che ba gcig mdzod gos mang lhug sna tshogs yug chen bco brgyad/gser srang bco brgyad/dngul srang bzhi brgya lnga bcu tham pa bcas mi snar rtsis sprad yod/pan chen er ten is bkod pa mdzad de bkra shis li ma/tshe dpag med kyi sku 'dra zhe mtshungs lnga bcu nga drug gsar bzo byed dgos/'phral du ma grub tshe sngon du sku 'dra brgyad bskur nas/de 'phros rnams rim par bsgrubs te phul bas thus/sku 'dra 'di rnams 'bul re byung tshe mi sna mkhan po'i gdong du 'char can rnams ma phul kyang chog ces sogs kyi bka phab po bod bzhugs lā am ban dang so tā zhin gzhis brgyud nas bstsal/de bstun rje lcang skya rin po/che nas kyang rgyu mtshan zhib 'khod kyi zhu yig bcas 'byor bas 'phral du bzo grwa tshugs la gong nas bstsal ba'i 'chad dpe dang mthun pa'i bzo bkod dang phra rgyan sogs kyis mdzes pa gsar bskrun dgos pa'i zhal bkod phebs/

汉译：十二月，皇帝之旨经驿站转呈班禅大师，谕曰：“朕建造佛殿，欲于彼地制作无量寿佛像，酬金内库哈达一条、内库团蟒绸缎十八匹、黄金十八两、白银四百五十两，交与使者。由班禅额尔德尼安排新造同一类别的五十六尊扎什琍玛无量寿佛像，先呈八尊，余者后献。佛像可命人破例进献。”圣旨由驻藏大臣莽古赉与索琳转呈大师，同时接到章嘉呼图克图书信说明。大师奉旨，立即筹划制作佛像。按照所收到的章嘉活佛信函，大师吩咐身边的作坊按照皇帝提供的样式及珠宝等制作了华丽的佛像。

从这条记载来看，乾隆皇帝曾向六世班禅大师定做了五十六尊无量寿佛像，大师在扎什伦布寺制作了这批造像。当时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和中正殿有很强的佛像制作能力，精品迭出，皇帝为何要不远万里向扎什伦布寺定制造像，此事是否属实，细节如何，厘清“朕建造佛殿”一句所指甚为关键。

乾隆即位之初，曾许愿在位时间不会超过皇祖康熙皇帝，也就是在位不可超过六十一年，并认为如有一天成为太上皇，则应像舜帝一般倦勤身退，不可再居住于养心殿贪恋皇位。因此在乾隆三十五年庆祝过六旬万寿之后，乾隆皇帝便开始规划他归政后的生活区域，即今天紫禁城中的宁寿宫一区，他亲自撰写的《宁寿宫铭》中称：“兹新葺宁寿宫，待余归政后居处，则为太上皇临御之所。”整个宁寿宫区域自乾隆三十五年开始建设，至四十四年基本完工，工程浩大，最终形成了集合理政、生活、礼佛、游赏为一体的宫殿群。从时间上来看，乾隆皇帝向班禅大师定制佛像正是在宁寿宫工程期间，故可以推断这五十六尊佛像应为宁寿宫一区某处佛堂而定制。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活计档》记载了大量营建太上皇宫一区的工程、活计，笔者查阅到了如下记载：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宁寿宫新建养性殿西暖阁内，照养心殿西暖阁现供紫檀木八方塔成做一座，并供养。先呈样，准时将塔内应供之佛向藏里请来安供。钦此。

于二十九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画佛像七张，着配匣盛装预备发往藏里。钦此。

养性殿是乾隆皇帝在宁寿宫一区中轴线上建造的重要宫殿，无论从建筑外形还是内部结构，都完全仿照养心殿。自雍正朝，养心殿成为清代皇帝在紫禁城中最重要的起居之所，象征着清帝国的权力中枢。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建立了仙楼佛堂，佛堂正中即为一座八面七层的楼阁式紫檀木大塔〔图一〕，塔中供奉五十六尊无量寿佛，这处佛堂被认为是乾隆皇帝追求无量寿境地的体现。在太上皇宫中建造的养性殿，体现着乾隆皇帝在帝国中至高无上权力地位的延续，养心殿西暖阁中的仙楼佛堂，也被完美地复制到了养性殿。前文中所引档案，正记录了养性殿佛塔的制作过程。档案中指明塔内佛像“向藏里请来”，并说明佛像样式为宫中绘制，这与《六世班禅传》中的记载完全吻合。来自宫廷和西藏的记载相互补充了细节，通过对读，可以确认乾隆皇帝向班禅大师定做养性殿西暖阁紫檀佛塔内五十六尊无量寿佛一事无疑。

〔图一〕养性殿西暖阁仙楼佛堂内原状、 紫檀木佛塔

养性殿西暖阁佛堂室内陈设至今仍基本保持着清中期的原状，八面七层的紫檀佛塔及塔内供奉的无量寿佛像仍存原处。这五十六尊无量寿佛共为七组，分别供奉在七层塔中，造像造型相同，仅尺寸比例根据塔身收分而有变化。无量寿佛〔图二：1、2、3〕全跏趺坐于素面坐垫上，下承莲座，背后火焰纹舟状背光。无量寿佛头戴五叶佛冠，身披佛衣、璎珞，双手结定印捧甘露瓶。初看之下，它们无论是开脸形象、身体造型以及莲座的双层莲瓣、上层莲瓣中央凹下的样式，还是鎏金厚重的工艺特点，以镶嵌松石为主的装饰风格等，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扎什伦布寺造像的特征；但考究细节又会发现：无量寿佛双手捧宝瓶为珊瑚制成；五叶佛冠镶嵌宝石为水晶、红宝石；背光火焰纹的处理更为规整、柔和，背光上也嵌饰了松石，且所有造像使用的松石色泽均一，质地极佳。这几点则是很难在习见之扎什伦布寺造像中看到的。结合前文所引《六世班禅传》中称造像使用皇帝御赐的珠宝制成，乾隆皇帝在发往西藏的设计稿上，应是些装饰细节也做了具体的指示。可以说，这批造像不但由班禅大师定做，更是融合了乾隆皇帝个人审美及宫廷财力支持的定制品。

〔图二：1、2、3〕乾隆皇帝向扎什伦布寺定制的无量寿佛像

这批佛像的莲座封底上粘贴有清宫书写的汉、满、蒙、藏四体白绫签，汉文题为“大利益扎什琍玛无量寿佛”，“扎什琍玛”一词对应藏文题记中的bkra shis li ma，与藏文版《六世班禅传》记载完全对应。在笔者深入解读文献而揭示出这五十六尊无量寿佛的特殊历史之前，学者们都将其视为扎什琍玛的典型代表，而事实上它们却是清乾隆时期宫廷艺术与西藏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历史价值。

乾隆三十八年这批佛像制作完成后，六世班禅大师立刻遣使护送佛像进京。在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朱批奏折中，笔者查阅到了乾隆皇帝见到这批定制佛像之后的反馈：

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理藩院衙门对班禅额尔德尼派遣送佛使臣堪赞巴·罗布藏敦扎布下榻之事，或根据堪赞巴等级，或比年班来的堪布减半下榻，为此呈奏请旨。

旨：班禅额尔德尼之使虽非年班，但班禅额尔德尼将朕请之佛一年内全部铸成送来，是属虔诚。朕大为赞扬，赏御用貂皮大衣、素珠、玉金刚杵等。且朕向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同无区别，故加恩将班禅额尔德尼使臣堪赞巴·罗布藏敦扎布依照年班之例下榻。

将此交代与蒙古衙门。

乾隆皇帝不论对造像的质量还是制作的速度都表示满意，大大嘉奖，赏赐御用物品之外还提高了护送佛像使臣的接待规格。有了这条史料，乾隆皇帝向班禅大师定做养性殿佛像一事之始末、细节可谓完全明瞭了。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六世班禅大师来到紫禁城内瞻仰礼佛。在到达宁寿宫养性殿佛堂，见到这堂已经供奉于紫檀木塔中的造像时，大师欣然告称：“塔内所供佛尊，亦系小僧所献，供奉于如此尊贵之处，均为小僧难得之福。”班禅大师再次亲眼见到这套由他主持制作的佛像被供奉内廷的记述，除复证前述史实之外，尤令我们感叹这套造像的独特意义。

目前所见，“扎什琍玛”作为一个特定的造像种类出现在清宫的记录始于雍正朝，文字遗留极其稀少而零散，据统计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扎什琍玛造像藏品中，带有明确进宫年代记录者以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为主，但通过考察实物，笔者发现，可确知为乾隆朝早中期宫中已存的扎什琍玛造像数量虽不多，却大都为其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品，如乾隆二十五年认看供奉的四臂观音〔图三：1、2、3〕与乾隆三十三年认看供奉的手持金刚菩萨〔图四：1、2、3〕即为例证，这说明乾隆帝对此种造像早有接触。结合上文阐发的史实，我们应可确认，在乾隆三十五年谕旨“私人定制” 这五十六尊无量寿佛像时，他对扎什琍玛风格的造像已经有了明确的喜爱，这无疑为今后扎什琍玛及乾隆朝宫廷造像的研究提供了史实依凭及重要的时间标尺。

〔图三：1、2、3〕铜鎏金扎什琍玛四臂观音像及清宫所配供奉该像之银龛

〔图四：1、2、3〕铜鎏金扎什琍玛手持金刚菩萨像及清宫所配供奉该像之银龛

六世班禅进贡七佛唐卡及其在宫廷的流变

七佛（Sangs rgyas bdun）是佛教对不同时空中的七位佛的合称，即过去庄严劫中三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及现在贤劫中四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七佛信仰自原始佛教时期产生，为大乘佛教继承发展，对千佛信仰的产生有着巨大影响。七佛为汉、藏佛教共尊的重要神祇。乾隆四十二年，一套由六世班禅进贡的七佛唐卡引起了乾隆皇帝浓厚的兴趣，经过皇帝的考证和仿制，这个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材在清宫中形成了新的样本和排列方式，并以拓本的形式广为流传。这是扎什伦布寺与清宫藏传佛教艺术深度融合的又一集中体现。在本次“须弥福寿展”中，展出了一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墨拓描金毗舍浮佛唐卡〔图五〕。唐卡纸本墨拓，拓出的阴线以金彩勾描，较常见的墨拓本更显清晰、华丽。这是清代宫廷、特别是乾隆时期宫廷较为独特的做法。画面正中为毗舍浮佛，全跏趺坐于娑罗树下，左右各立弟子一人，画面最下方横列四人，每人身旁均有藏文题记，故可知其身份为佛之父母、佛子及侍者等。画面上方有满、蒙、汉、藏四体文佛偈。在唐卡背面有四体文白绫签〔图六〕，汉文内容为“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钦命照班禅额尔德尼所贡番像佛七轴，考定次序及七佛父母眷属，并以佛偈译成四体各书其上者。泐石摹拓，用广流传，永成胜果”。由此可知，此幅唐卡是一套七佛唐卡中的一件（现此套墨拓七佛唐卡俱存），原本为乾隆四十二年班禅额尔德尼进贡，此本系根据原本考定次序、增补偈语并刻成石碑摹拓而来。幸运的是，题记中所称的班禅额尔德尼所进七佛唐卡原本仍有一幅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图七，图八〕。该幅主尊为迦叶佛，画面布局与墨拓本完全一致，每个人物旁边亦有金书藏文题记。此唐卡装裱之裱工、用材均为典型乾隆宫廷风格，是进贡入宫后的重裱。仔细观察可见画面上方磁青纸四体文佛偈部分与原唐卡画心并非一体，乃为入贡重装时裱合为一的。唐卡背面白绫签中汉文内容为〔图九〕“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班禅额尔德尼贡此番像佛七轴，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考定次序及七佛父母眷属，御制七佛塔碑记别纪其详，并以佛偈译成四体各书其上。左三”。可以看到，这篇题记与墨拓本题记所言相吻合外，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其一，考定唐卡者为章嘉胡图克图；其二，乾隆皇帝曾有《御制七佛塔记》一文详述此事。根据这些题记，乾隆皇帝对这套来自扎什伦布寺的唐卡进行了多项“加工”，即考定唐卡次序，增添佛偈部分，最后刻石、建塔并属文以记其事。

〔图五〕墨拓描金毗舍浮佛唐卡

〔图六〕墨拓描金毗舍浮佛唐卡背附之白绫签

〔图七〕六世班禅所贡七佛唐卡之迦叶佛唐卡

〔图八〕墨拓描金迦叶佛唐卡

〔图九〕六世班禅所贡迦叶佛唐卡背附之白绫签

在今北京北海公园“西天梵境”一区的大慈真如殿北侧，有一座重檐八角碑亭，其中安置着一座由八通石碑版合围而成的石塔。这座石塔即是七佛塔，八通石碑中的七通是根据上述七佛唐卡刻制而成，即墨拓唐卡的原石；另一通则是四体文《御制七佛塔记》碑。这组石碑及其组成的石塔，是六世班禅进贡七佛唐卡影响宫廷而留下的最显著的遗迹。

《御制七佛塔记》一文前半叙述兴建七佛塔一事原委，后半详录七佛名号、族属、父母弟子姓名等内容，最后宣说建塔目的在于供养诸佛。事实上是乾隆皇帝对自己改造班禅进贡七佛唐卡一事详尽的解说。碑文前半如下：

七佛偈为禅门开宗了义，然散见于梵帙，而非出于一经。近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处进贡有七佛番轴，凡佛之父母、眷属名字悉备。问之僧人皆不知其所以，谘之章嘉国师，乃于番经汉经所谓《长阿含经》、《贤劫经》、《降生次第经》及《律原广解》内，一一考得其源。

七佛偈是七首与七佛相配的偈语，始见于《祖堂集》，应是道地的汉地佛教产物。《祖堂集》作为现存禅宗最古老的史书，收集了禅宗自许的从过去七佛开始的历史渊源和代表各家家风的问答语句等，七佛偈就位于首卷中七佛名号史实之后，是中国禅师们添加的部分。这组偈语自《祖堂集》中出现，随后被收录在《景德传灯录》等禅宗文献中，广为传诵，因此乾隆皇帝说它是“禅门开宗了义”，一点不错。但将禅偈与藏式七佛图结合为一，则是乾隆皇帝的一种创新。此外，在“泐石摹拓”过程中，宫廷版本还于唐卡原画心内容的外缘四周添加了七政、八吉祥等藏传佛教的经典纹样，以及包含有皇权意味的龙纹等作为装饰，并于外框内以满、蒙、汉、藏四体文署“乾隆丁酉钦定”御款，从而使得这套自扎什伦布寺远道而来的唐卡，经过乾隆宫廷的改造，呈现出历史上相应题材所未曾有的钦定官式样貌，这种创新在信仰或艺术视角下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

讨论章嘉对名号的考定，首先要确定唐卡中的金书藏文名号题记是西藏原本所有还是出自章嘉考定后的添加。所幸碑文中的“凡佛之父母、眷属名字悉备”一句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即原件名号题记为进贡入宫前已有，是藏地的命名。对比现存班禅进贡迦叶佛唐卡原件与迦叶佛拓本，诸尊名号均可对应，唯迦叶佛父名“梵施”（tshangs byin），进贡唐卡中将tshangs一字误写作为tshang，拓本中则予以了修正。可见章嘉认可唐卡原有命名的同时，确实核查经典，修正了其中的错误。正与碑文所述相符。

碑文后半按顺序叙述七佛名号、族属及眷属等，摘录如下：

第一毗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毗舍浮佛……第四拘留孙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

很明显，这个次序与现存经典中七佛的排列次序并无差异，那么题记所谓之“考定次序”究竟何指？笔者认为，乾隆皇帝与章嘉胡图克图考定的，应是七佛唐卡供奉时的悬挂次序。六世班禅进贡的这套七佛唐卡，每尊单独一幅，如要悬挂供奉，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如何排列。

由于墨拓七佛唐卡并未标明排列次序，而扎寺进贡唐卡仅剩一张，故北海七佛塔中的七佛排列，是我们讨论排列清宫所定七佛次序的基础。北海七佛塔中，石碑排列顺序为：正北御制文碑，然后由东侧顺时针依次排列释迦牟尼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毗婆尸佛〔图十）。初看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规律的奇怪排列，但是如果我们把御制碑文和释迦牟尼佛放置在其他六尊中间，就会豁然开朗：

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

（御制文碑）－释迦牟尼佛

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

〔图十）北海七佛塔碑平面示意图

除御制文碑而外，七佛组成了以释迦为中心，庄严劫三佛及贤劫其余三佛依时序而分列左右的格局（即七佛以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释迦牟尼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顺序排列）。这种排列在班禅进贡的唐卡原作题记上可以得到印证。这幅迦叶佛唐卡背面清宫书写的白绫签最后记为“左三”，按照前面推演的排列顺序，迦叶佛正应处于释迦身旁一侧的第三位，两者正相符合。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乾隆皇帝与章嘉的一种考定呢？如前所述，七佛是佛教艺术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桑奇佛塔中横列的七座佛塔就已被认为是七佛的象征，自佛教步入像教，这个题材从犍陀罗时期就开始广泛出现。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在克孜尔石窟第47窟等早期洞窟中，此后直至隋唐，几乎所有大小石窟、壁画中都可见到，在北凉石塔、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处更是被反复表现的重要主题，有的还加入未来佛弥勒而发展成为八佛的组合。但如果我们梳理这些图像，可以看到他们不论坐姿、立姿，是一字横排，还是上下两排分列，甚至分列三壁，都遵从两种排列体系。第一是采用时间顺序排列，即从毗婆尸佛至释迦牟尼佛依次排列。这是七佛排列中最古老和常见的方式，实例不胜枚举。第二种是以毗婆尸佛为中心，然后按时间顺序左右对称依次排布，即平面顺序关系为：释迦牟尼佛－拘那含牟尼佛－毗舍浮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拘留孙佛－迦叶佛。这种排列方式早期最有代表性的如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著名的义县奉国寺大殿中的七佛以及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兴化寺七佛说法图壁画都属于这个排序系统。

事实上，这并不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关注七佛题材的艺术品。乾隆三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来到苏州开元寺，见到了寺中珍藏的传说经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题咏的七佛佛钵，次年即命造办处以伽楠香木进行仿制并题诗。此后又以棕竹、玉料等多种原料反复制作。从故宫博物院现藏此类文物看，其上的七佛正是第一种传统的顺序横排式样〔图十一，图十二〕。如果乾隆皇帝在看到班禅进贡的七佛唐卡时并不曾周详考虑，七佛唐卡大概仍会一字排开供奉了事，事实却是，七佛唐卡在清宫中被有意识地排列为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的新体系，这在教法上的考量与意义是完全不同于乾隆帝之前所关注的七佛题材的艺术品的，也间接反映了皇帝对进献者的看重。

〔图十一〕乾隆款棕竹七佛钵

〔图十二〕乾隆款黄漆嵌螺钿七佛钵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孟冬北海七佛塔建成，根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皇帝例行赏赐西藏政教领袖新年礼物，此次赏给达赖喇嘛礼物中的第一件就是这套描金七佛拓本，赏给额尔德尼诺门罕的也是“墨刻七佛”，自此，原本来自扎什伦布寺的七佛唐卡以乾隆皇帝钦定的全新面貌回到了西藏本土。

赏赐扎什伦布寺藏译十卷本《佛顶首楞严经》

《六世班禅传》（乾隆三十六年，1771）一条载：

tshes bdun la pa'i cing mi sna rab 'byams pa ye shes mtha yas 'byos gdong gong ma chen po'i sku'i 'tshams zhu mdzad gser yig gnang skyes gya nom pa dang bcas bstsal ba gus pa chen pos bzhes/ khyad par du sngon ched bod du ma 'gyur ba'i sangs rgyas gtsug tor dpa' bar 'gro ba'i mdo rgya nag gi bka 'gyur khrod du bzhugs pa gong ma chen po'i bkas pod kyi skad du bsgyur ba de gnang nas/ mdo sde 'di nyid sngon bod du ma 'gyur stabs nged nas bstan pa'i zhabs tog tu bod skad du bsgyur nas glegs bam 'di nyid pan chen oer te ni la bskur ba yin/ pan chen oer te ni zhwa ser gyi bstan pa'i gtso bo yin gshis 'di'i don dge 'dun gyi sde mang por spel zhig de ltar na nged kyi bsam pa rdzogs pa yin/ zhes phebs par thugs dgyes pa chen pos rje nyid nas de ma thag ljags klog gnang rjes/ bkre shis lhun po'i dge 'dun rnams la bsnyen bkur te don rnams bshad cing sgrogs su bjug par kun kyang dad pa 'phel/

汉译：（九月）七日，北京使者益希塔耶到来，大师问大皇帝安好，使臣送上大皇帝赐予大师之圣旨及厚礼，特别是以前未有藏译、但收录于汉文《大藏经》中的《佛顶首楞严经》，此经据大皇帝敕令译为藏语。旨义内称：“此经现前没有藏文译本，朕为侍奉佛法，特译此经赐与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首领，是故此经可广传僧众，朕愿可以圆满。”大师接过经文即刻念诵，亦让扎什伦布寺僧众供养、宣讲，由此信仰更为兴旺。

《佛顶首楞严经》，又称《大佛顶首楞严经》、《首楞严经》，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的简称，亦即《楞严经》。自这部经典的汉文本出现后，首先位列《开元释教录》，此后自宋《开宝藏》至清《龙藏》，均将其列入正藏，被认为直指心性，为禅、净、律、密诸宗共重。但实际上对于这部经典真伪的讨论也从未停止，除非此经的梵文原本出世，这场争论恐难停息。而《佛顶首楞严经》更为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部由乾隆皇帝主持，自汉文本倒译为藏文的经典，也就是说，现存于世的藏文版《佛顶首楞严经》十卷本成书于乾隆时期。

了解乾隆皇帝组织藏译《佛顶首楞严经》的过程，主要依据该经首所附《翻译四体楞严经序》。序文中，乾隆皇帝称“今所译之汉经，藏地无不有，而独无《楞严》”，故自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命庄亲王允禄负责，集合章嘉国师等诸人悉心编校成形。事实的翻译过程，并非直接由汉译藏，而是“由汉译清，由清而译蒙古，由蒙古而译图伯特”，即由汉文首先译为满文，再由满文译为蒙文，最终由蒙文译为藏文。对于选择这样复杂的转译方式，皇帝自己解释是为祖续其皇祖康熙皇帝皇父雍正皇帝翻译、刻印四体文《心经》的范例。而为何将该经翻译回藏文则更有教法方面的考量——“独补敦祖师曾授记，是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所谓的“补敦祖师”，是指藏传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布顿大师。就是说，乾隆皇帝认为此时译出藏文本《首楞严经》，符合布顿大师曾作出的由于朗达玛灭佛而消失的藏译《首楞严经》将于五百年后由汉地重回藏地的预言。查阅现存布顿大师的著作，笔者未能检索到相应的内容，或许这一“引经据典”的行为，只是使乾隆皇帝欲于藏地重新弘扬此经，“阐明象教，嘉惠后学”的迫切心愿显得愈发昭然而已。

既然翻译佛经意在弘扬佛法，那么印刷刊行、以广流通则势在必行。在《佛顶首楞严经》最终完成藏译后，乾隆皇帝命内府刊刻了数种版本。其中最为精美的是内务府奏销档记载的四体文本，这部装帧豪华的经书仅东珠就使用了四百五十五颗，头等赤金二百两，应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制作的秘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满、蒙、藏四体文《佛顶首楞严经》〔图十三〕，同一经版刷印的四体文本《楞严经》在雍和宫等处亦有供奉。此外，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奉旨刊刻蒙文、西番文（藏文）单行本《楞严经》各一百部，颁发给京城、热河等地重要寺庙。从谕旨中所开列的“京城、热河、盛京等处共有庙宇六十三处，再内扎萨克六出尔汗、哈尔哈四爱曼、都尔伯特二爱曼、阿拉善各该地方亦均有庙宇，俱应颁发”，所有赏赐《首楞严经》的寺庙均在京城、热河、盛京、蒙古诸部，另有五台山菩萨顶、西安广仁寺两座康熙帝敕建寺庙，但名录所列没有一座寺庙是位于西藏地区的。在笔者所见的史料中，前引《六世班禅传》中关于乾隆三十六年御赐扎什伦布寺《首楞严经》一事的记载，是乾隆朝赏赐藏地《首楞严经》的唯一一处史料依据，在《八世达赖喇嘛传》等文献中，都没有找到乾隆皇帝赏赐达赖喇嘛或其他藏地佛教领袖《首楞严经》的记载。赏赐扎什伦布寺经书时间与赏赐京城、热河等地寺庙档案记载时间相同，可以推测为武英殿同一批次刊刻印行。如果没有将译经赏赐班禅大师及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翻译《首楞严经》送回西藏的心愿就没有完全达成，可以说，这是他完成布顿大师授记的不可欠缺的环节。《六世班禅传》中所引圣旨“此经可广传僧众，朕愿可以圆满”并非虚指。

〔图十三〕满蒙汉藏四体文 《佛顶首楞严经》

根据《六世班禅传》记载，火猴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扎什伦布寺完成了《首楞严经》的刊刻，班禅大师为此亲自举行仪式，乾隆皇帝在藏地弘传此经的愿望最终由大师圆满达成。

与经文正文集合满、蒙、汉、藏四体相同，《御制首楞严经序》同样有相应的满蒙藏文版本。对读其中的汉藏两个版本，可以发现藏文本中存在着一些汉文阙如的内容，而此前学者对满文本的研究则显示满汉两版本间内容严格对应，并不存在同样的现象。在藏文本多出的内容中，如下内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sangs rgyas kyi gtsug tor chen po dpa' bar 'gro ba'i mdo glegs bam yongs rdzogs bshugs pa 'di snga phyi'i mkhas pa mang pos nub phyogs kyi dpe ma rnyed zer na 'ang/ de'i nang gi bde gsheng gtsug tor gyi gzungs rgya gar gyi dpe dang shin tu 'grig pas/ mdo 'di tshad ma yin par mngon/

汉译：此前众多智者声称于藏经中没有找到《佛说大佛顶首楞严经》完全对应的原本，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佛顶陀罗尼》与梵典完全吻合。

前文中提到，关于《首楞严经》的真伪问题一直纷争不休，御制序文藏文本中这部分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文中所说的《佛顶陀罗尼》，即著名的《佛顶白伞盖陀罗尼经》，这是一部在汉藏佛教语境中均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经典，至迟在公元8世纪已广为汉地佛徒崇信。唐代密教大师不空（Amoghavajra）根据梵文本音转此经为《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这部长达四百余句的汉字音写陀罗尼组成了《首楞严经》第七卷的核心部分。换言之，《首楞严经》第七卷包含着直接来自早期梵文佛典的内容，御制序文正以此为依据认定《首楞严经》非伪。

这种判定文献产生年代的方法是否客观科学不是此处讨论的重点。从藏语水平、佛学修养、身份地位等多方面推断，笔者倾向于这篇御制序言的藏文译本出自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之手，即乾隆皇帝完成汉文序言后由章嘉执笔藏译。白伞盖佛母是章嘉本人重要的修持对象，他对《佛顶白伞盖陀罗尼经》是相当熟悉与重视的。在章嘉的建议和指导下，乾隆皇帝同样十分崇信这位尊神，彼时宫廷中供奉有大量白伞盖佛母。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正在北京朝觐的班禅大师得到皇帝圣旨，希望他能够编纂一部供黄教僧众敬谨诵祷，以祈求福祉无量的“摄受经”，但圣旨中并未指明编撰哪位尊神之何种经典。班禅大师最终选择汇集白伞盖佛母各种修持经典，撰成《薄伽梵白伞盖佛母奉献修持如意甘露瓶成就仪轨经》（Bcom ldan 'das ma gdugs dkar mo can gyi sgrub thabs dngos grub bdud rtsi'i bum bzang zhes bya ba bzhugs）献给乾隆皇帝〔图十四：1、2、3〕。我们不妨设想，《首楞严经》御制序文中那段仅存在于藏文本中的内容使班禅大师早已知晓乾隆皇帝（宫廷）对于白伞盖佛母的了解和崇信，他才会特意选择编撰白伞盖佛母仪轨作为回应。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仅在御制序藏文本中提及白伞盖佛母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而自颁赐扎什伦布寺四体文《首楞严经》直到六世班禅大师在北京编撰白伞盖仪轨经的整个过程，恰恰可视为扎什伦布寺与宫廷间宗教信仰的微妙而积极的互动。

〔图十四：1、2、3〕六世班禅编撰 《白伞盖仪轨经》

结语

从前文揭示的史实可以看到，乾隆四十四年六世班禅启程东行朝觐前，扎什伦布寺与宫廷间已存在着切实的交流互动。扎什伦布寺的艺术风格和作品为皇帝所推崇喜爱，并在宫廷中产生出新的样貌，进而反哺藏地。皇帝的宗教信仰在扎什伦布寺同样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班禅大师为乾隆皇帝七旬万寿跋涉万里的觐见，更像是双方神交已久而水到渠成的相会。

同时，有了这个由扎实文献基础论证的历史背景，我们对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和活动中种种现象的理解亦可得到合理的丰富与深入，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原题为《人似秋鸿来有信——六世班禅东行前乾隆宫廷与扎什伦布寺》，作者王跃工、马晟楠（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