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日本学医期间，在观看一组幻灯片的时候，如何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觉醒，使自己投身于文学事业。这个故事在他的著作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1922年的文集《呐喊》的序言当中，一次出现在1926年的自传体小说《藤野先生》当中。尽管很多学者此前已多次分析过这个故事（或者，也的确正因如此），我希望在此提供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我的解读将这一故事非常重要的发生场所纳入考量——一间世纪之交的日本微生物学教室，并强调幻灯片这一媒介及其所传递的信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在呼应。正如周蕾（Rey Chow）所指出的：“鲁迅的故事不单纯是一个著名作家对自己创作生涯的自述，亦是一个关于在后殖民的‘第三世界’中某种新的话语生成的故事，也就是技术化视觉性话语。”这一观点是如何将我们对这则故事的理解复杂化了的，让我们认为“技术化视觉性话语”本身就是通过科学、种族及主权的话语表达出来的?
正如一些读者所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间微生物学的教室里。在世纪之交的仙台，鲁迅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周围是一群日本学生。在结束当天的课程讲授之后，教授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给大家放幻灯片。幻灯片放的都是新近时事，其中一张幻灯片放的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一位中国的侦探即将遭到日本士兵的处决。看到这位即将被斩首的中国人，鲁迅班上的日本学生都拍手喝彩了起来。但是，鲁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顿然醒悟了过来。鲁迅回忆说，正是在那一刻，他决定弃医从文。（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写道：“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在《呐喊》中，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从那一回〔幻灯片放映〕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他要投身去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精神”。
大多数对这则故事的解读认为这是一段坦率的自传式讲述，讲述了作者创作生涯中所遭遇的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一事件预示并推动鲁迅做出最终的“转变”：弃医从文。正如刘禾所说的：“向来，批评家们引用和分析这段文字（《呐喊》中的段落），总想在鲁迅的生平和小说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刘禾举例说：“多年来，学者们努力地寻找那张关键的幻灯片，可是徒劳无获。”刘禾还提出极为重要的一点，即便确认了是哪张幻灯片，“找到了该幻灯片，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也不见得就能说明鲁迅这段文字描述的震撼力”。另一方面，刘禾对“再现修辞”（rhetoric of representation）的分析也强调了暴力与公开展示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动态关系就内在于鲁迅对自己智识和创作发展中这一影响深远的经历的再现当中。在我看来，这则著名的故事所隐藏的知识暴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潜在文本，即它的发生是建立在科学及科学视觉文化领域所兴起的修辞、价值及技术之上的。举例来说，鲁迅闻名于世的幡悟毫不意外就发生在一间微生物学的教室里。和西式的解剖学一样，微生物学和细菌学也是医学的分支领域，发源于西方，并被迅速引介至日本，但起初都被世纪之交的中国拒之门外。或者如罗芙芸在论述“卫生”这一概念时所说的：“到19世纪末，卫生的新内涵在中日两国分别被精英们建构、接受并投入实践，但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差别。”但是，正如托马斯·拉马雷（Thomas Lamarre）所写的：
在19世纪后半期，在细菌学和病因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两个方向。在法国，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转向了实验分析，以查明传染性疾病是如何在体内产生的，康复与免疫又是如何发生的。在德国，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探索细菌检查和培育的技术方法，并形成了一套卫生及疾病预防的理论原理......事实上，这两个方向提供了两种难分彼此的策略，以消除传染性的疾病：接种法和公共卫生。在世纪之交，日本政府遣往德国的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使得日本的卫生学研究如日中天。其中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北里柴三郎就和森鸥外一样，在柏林的卫生研究所就学于罗伯特·科赫门下......因此，日本跟随科赫走上了一条卫生学、疾病预防，以及公共卫生实践的道路。
但是，在医学传教士学校中，由在华的英裔美国医生所教授的细菌学则基本上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这些课程不大可能包括同期在日本的课堂上所教授的科赫的“微生物病因新论”。因此，和学习西式解剖学研究时的情况一样，鲁迅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中国医学生中的少数幸运儿，在20世纪之交就能够相对而言便利地接触西方的新科学。
《实验室方法课》（上海圣约翰医学院的学生，透过显微镜观看），大约摄于1903年。
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鲁迅也前所未有地很早就了解并接触了与新科学同时引介而来的种族学及卫生学的意识形态。举例来说，新细菌学的修辞表达中就尤其充斥着对军事的隐喻、观念化及想象。在《法国的巴斯德化》一书中，布鲁诺·拉图尔就针对欧洲的情况探讨了这一现象，强调了巴斯德作为“发现”微生物的唯一英雄人物，在他传奇故事诞生的背后是怎样的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境况。细菌学的语汇——讲述异质的细菌侵蚀健康的细胞，引发疾病，并在20世纪的前十年日益严重；以及新发现的防御性噬细胞，或者说白血球的预防作用——与战争的语汇并无二致，都运用了带有军事隐喻的描绘性术语。同样地，在日本，细菌学的引入与卫生学观念的引入紧密相关。举例来说，迈克尔·鲍尔达修（Michael Bourdaghs）指出，就在鲁迅于日本求学期间，“1906年......（细菌学和卫生学）仍然被视作同一个学科”。同时，用以说明这一学科的语汇也大量地借用了军事和民族主义的隐喻。正如鲍尔达修所写的：
很多用语都是新发明的，或是从其他领域转化而来的，都用以把病体说成是受到了陌生物质，即细菌的侵袭，并将其界定为疾病的起因。近年来，柄谷行人批判了细菌理论，将细菌理论的观点称作旨在消除“恶”的“神学”。但是，正如柄谷行人所论述的，健康/不健康、纯洁/不纯洁、（微生物的）在场/缺席，这条二元对立链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些人所秉持的基本信条——在他们看来，自身与社会整体的健康是紧密相关的。
更为重要的是，鲍尔达修还指出，“这一时期卫生学著作中比比皆是的军国主义意象更加强化了一种民族主义构想下的卫生学。此外，特别是在日本，卫生学主要成了一种军用医学，用以强化日本在其帝国主义扩张战中的战斗准备”。甚至是在中国，由于中国的医学从业者对细菌理论的讨论，他们在细菌学中对军事隐喻的使用并不亚于一些民族主义者。正如吴章所说：“20世纪早期，很多出版物都显而易见地拿身体对病菌的抵抗与中国为抵抗外来的侵略与压迫而进行的民族及种族斗争做比较。在这一国家-身体的类比中，帝国主义力量（病菌）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是罹病并无力抵抗的。”鲁迅本人就在他《热风》文集的题记中借用了这一隐喻。他写道，他始终认为文学就和白血球一样，须与其所针砭的时弊一同灭亡，因为白血球如若还在，就证明疾病也尚在。在鲁迅所在的微生物学课堂上，甚至连传达隐喻的媒介在本质上都裹挟着输入进来的帝国主义政治宣传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及当务之急：到1902年的时候，在欧洲、在英国的殖民地进行幻灯片放映，就不只是为了宣扬科学，更是为了以娱乐和教导的方式投射“一种强大且统一的帝国图景到大众的想象当中去”。如此一来，在观念化的过程中，鲁迅求学期间在日本所学习的新的微生物学就在语言、观念及科技的层面上，与战争及殖民主义的现象学价值深深地缠卷在了一起（如果本质上不是从中发端的话）。
因此，就鲁迅和他的日本同学那天在微生物学课堂上所看到的幻灯片而言，这一媒介与其所传达的信息之间就毋庸置疑地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首先，微生物的幻灯片与战争的幻灯片可以说在隐喻的层面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二者都采用了战争的语汇和意象。正如拉图尔的讽刺：“在介绍杆菌培养液时，一则新近的广告便取名为：‘法国殖民新聚（菌）落’。这广告不过想开个玩笑；但它所说又是真的。”有关视觉的意象，拉图尔在谈及1894年一篇有关香港黑死病的文章所配的插图时，也就微生物学与意识形态传达的合流做出了评论：
一切都在那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地图上看到病灶；可以看到陋室里的贫民；可以看到患鼠疫的人胳肢窝上的肿瘤；可以看到白人家里的死老鼠；但更可以清楚看到沿着管壁出现的凝块......文中的五幅插图，没有一幅和那些中国人有关，没有伤口，没有死者，没有老鼠，只有显微镜下的菌落。
在这些图像的组合，以及图像旁边以新的科学体例写就的解说性文字中，菌群甚至肆虐于再现中，象征着细菌理论在此时此地的信条，即每一个细菌都携带着疾病——细菌在本质上是疾病唯一的病因。此外，鲍尔达修还就1906年的日本小说《破戒》（Broken Commandment）做出了重要的分析。他提出：“正如疾病被看作外来元素对身体的入侵，这些外来元素的携带者——小说中的部落民角色（一个少数阶层，外来者）——最终就被塑造成将不健康的异质物带到族群中的人物。染病之人必须被隔离，被孤立。”因此，就鲁迅所看到的这种时事幻灯片而言——正如这个幻灯片恰好是在看完细菌幻灯片之后播放的，细菌幻灯片的残像或许还萦绕在他的脑海当中——很容易就会把幻灯片中的图像看作科学课程的继续，一个像部落民一样的“外来元素”的图像，遮蔽了其他所有的内容：在课堂上建立起细菌与中国战犯间的对等。在微生物学课堂上，我们可以推断，在对于分析这则故事而言非常重要的那个身份觉醒的时刻，因为是教室中唯一的中国人，鲁迅的身份与研究的物体——微生物、“外国人”——一同崩塌了；幻灯片投影仪这一强大的视觉文化媒介携带着帝国和殖民的意涵，让鲁迅看到了这一身份。正如李欧梵所写的：“在观察这个映像（新闻幻灯）时，他（鲁迅）与他的同胞这个无法回避的集体身份融为一体了”，换句话来说，鲁迅与细菌形成了身份认同。
因此，这则故事所描述的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并不仅仅指的是鲁迅的弃医从文，而更是形而上的身体被始料未及地叠置在科学的身体之上，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再现的科学的身体与一种确定的中国人的自我或身体在认知的层面上合二为一。再加上鲁迅其他著作字里行间都对人体解剖和解剖学的种族化理论做出了各种潜在且直白的反思，这个著名的幻灯片放映故事所描述的视觉上的幡悟就象征着中国身体在隐喻的层面上、在现代的语境中诞生了——这是文学现代主义的先决条件，不应当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诞生混为一谈。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于要找到那张让鲁迅觉醒的“真正的”图像，我们就不应当在那些世所周知的更为真实的战争图像当中去找，而是应该去查看教授那天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的微生物幻灯片——因为正是这些幻灯片让年轻的鲁迅具备了自觉，而且这些幻灯片最深层的结构不仅仅预示了科学层面的病态身体，还预示了文化及隐喻层面的病态身体，这个身体既是现代的，又毋庸置疑是中国的，将会如幽灵般出没于接下来几十年的文学作品当中。
（本文摘自韩瑞著《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栾志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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