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技术不仅规定了世界，也规定了人本身

以写书的方式表达思想、增进学术，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多或少被认为有点落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讲的是“论文”。这个评价标准，一来自理工科，二来自美国。不过，还在不久的过去，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是以会“作文”而成为人文学者的。无论如何，擅长写书胜过写论文，不应该是一种缺陷。老一辈学者里，像北大哲学系的何怀宏教授，就自认为擅长写书。翌霖也有这个倾向。我甚至有点担心过多写书会影响他未来的学术晋升。但是，从学术生态角度看，应该容忍甚至赞赏著作等身的学者。这些“印刷时代”成长起来的“思想者”，必得将思想诉诸笔端才行。据说，莱布尼茨就是一刻不停地写，在写作中才能思考。德国学者大多特别能写，全集动不动几十卷。翌霖有点德国古典学者的遗风，虽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技术环境是“电子”而不是“印刷”。最近，他还从学理上分析说，德国式的“写书”的治学风格不合时宜了，在“写论文”的时代技术要求面前，欧陆哲学注定会边缘化。但是，他还是坚持“写书”，因为“写书”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方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这本论技术的书，是一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交相辉映的书，可谓史中有哲、哲中有史，读起来相当过瘾。我本来一直也想写一本“什么是技术”的书，但近些年精力较多的放在科学史领域，技术哲学的工作推进不大。当他告诉我他又完成了一部以技术为主题的书时，我非常高兴他的“领先”。读到他的这些文字，我经常能发出会心的微笑。有些地方，甚至感觉是我自己写的；许多地方，把问题深入到了我本人尚未触及的深度。

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是一种“在世存在”，不是赤裸裸的存在。“在世”这件事情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就是如同一个物体置于牛顿的绝对空间之中。这是错误的。“在世”之“世”，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绝对时空，而是康德意义上的作为先验感性形式意义上的时空。但也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的“在世”还有一层“有限性存在”的意思——你不能孤立的存在。翌霖把人的存在解读成“媒介性性存在”，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但却是一个新的说法。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动物，不能与他者“直接”发生关系，而总是要“通 过”“媒介”与事物打交道，这个媒介就是技术。因此，人的存在是一种技术性存在。技术对于人的存在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世界首先是技术世界。

技术不仅规定了世界，也规定了人本身，翌霖把这一点概括成“技术即可学的东西”。俗话说“学以成人”，不学无以成人，揭示的也是这个思想。说“技术”就是“可学习”，这把科学、技术与艺术三者以某种方式统筹起来。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可学”，艺术则是一种“不可学”。科学的“可学”是揭示人内在既有的东西，技术的“可学”是扩展人外在未有的东西，技术的极致是艺术。我认为，这套说法有新意，值得进一步开发阐释。

除了这些大的方向性的思想外，在许多技术史的细节问题上，他经常有精彩的思考。比如瓦特，过去认为他的冷凝器的发明深受科学的影响，后来科学史家发现，那时候根本还没有科学的热力学，谈不上影响，瓦特的发明其实就是工匠修修补补传统的延续。翌霖认为，瓦特当然受到了新兴科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知识意义上的，而可以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是精神层面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合理。此外，他把技术史与进化史进行比较，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这是国际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界不曾有过的工作。他认为自然选择与个体自主选择并不矛盾的思想，对我也很有启发。

虽然他禀承着印刷时代的治学偏好，但与电子时代却一点也没有隔膜。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克服技术必先经受技术，翌霖对前沿科技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弄潮儿。他从少儿开始就玩电脑，后来玩手机，现在玩VR、玩电子游戏——时至今日，还经常在带领学生和同好们一起读书、啃经典文本之余，一起打游戏。他还是比特币爱好者。这些丰富的技术经验，使得他讲的技术哲学有真切的内容。他的确是有能力“面向技术本身”。

技术哲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与其他的哲学学科相比，中国和欧美在技术哲学方面的差异是比较小的：无论是起步时间，还是思考的深度。根据我对西方技术哲学家的阅读，翌霖在当代世界技术哲学家中绝对可以成一家之言，目前由于他的作品还没有以国际通用学术语言面世，因而没有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我希望他今后多写一些英文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产生应有的学术影响。当然，作为哲学家，影响同行固然重要，影响自己的时代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是为序。

本文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为《什么是技术》（胡翌霖/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所写的序。